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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全县高中网点调整的文件下来，石门、双塘、对桥三所高中撤销，要在何源创办新高中，父亲担任首任校长。
所谓的校园不过是孔坊村外一块隆起的土丘，当地人叫它“螺丝墩”，因形似螺蛳壳而得名。六间低矮的教室杵在田垄边，几间低矮潮湿的教工宿舍，哪里有个学校的样子！父亲笑着说：“这就是个凉亭学校。”
创办何源高中的消息传开，孔坊村里像炸开了锅。老人们摇着蒲扇说：“螺丝墩风水不好，从前是乱葬岗，办学校怕不稳当。”年轻人却挤在一起：“要是能在家门口读高中多好呀！”父亲没理会闲言碎语，他揣着笔记本挨家挨户走访，鞋跟沾满了黄泥。
县委拨了四万元，这在当时是笔不小的数目。但父亲翻着预算表直摇头："修十三间教室、一个大礼堂，再建食堂和家属宿舍，四万够吗？"老教师们面面相觑，一个个心里都在打鼓。
开学那天，学生一下子爆满，从各个公社乃至贵溪、余江、鹰潭慕名前来的学生聚集在何源中学。老师欠缺，教室不够，没有宿舍，没有食堂，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父亲没有犹豫，搭起临时食堂，把老师和寄宿生安排在大队部和老街的空房里住，用木板和砖块搭床，先解决燃眉之急。
父亲是个务实善谋的人。他说，县里已经拨付了四万，剩下的就只能靠我们自己。他一切从严，精打细算，揣着笔记本走村串户。首先要解决的是校园土地问题。要把周边的田地征下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父亲拜见了县长李斌，李斌县长是个颇有教育情怀的领导，他亲自来到孔坊村，站在“螺丝墩”上，当即拍板，以“二比一”的方式与当地百姓交换土地，确定了何源中学的整体位置，接着，为了解决资金难的问题，父亲组织学校老师自己办砖厂，做青砖以满足建学校的需要。建学校需要大量木材，父亲又带着人到资溪、黎川、乐安等地拉关系购买到木材30立方，又找关系到余江买来钢筋。木材还是不够，父亲就走家窜户发动家长献工献料等，从而大大地降低了建房造价。建房所有的工、料每平方仅花40元价格，创当时全县建房价格最低的历史记录。
陈师傅做大木、小木样样都是一把好手，他古铜色的脸膛上饱满充满热情，手里的大刨子使得虎虎生风。他听父亲说要用四万块钱建十三间教室连连摆手，“这怎么可能，你另请高明吧。”但父亲一次一次地找他，一次一次地把设计样本摊在他面前，在父亲的诚恳下，最后，陈师傅带着他的施工队伍进到“螺丝墩”。
建大礼堂时，父亲突发奇想，要把大礼堂连着食堂建在一块，这样既节省了空间，还降低了成本，又可以增加大礼堂的使用效率。建礼堂的横梁得用整根又大又圆的大木，何源是山区，父亲就求助公社，让林场提供粗大的圆木。在公社的沟通下，获得林场的支持，父亲带着老师们去二十里外的林场挑选圆木。他们用板车把又粗又大的圆木拉回来，路上要经过一条小河，涨水时，大板车陷在泥里，父亲他们使劲推，裤腿沾满泥浆，胶鞋里灌满了水也不顾。
最让人兴奋的是挖水井。父亲带着老师们自己动手挖井。父亲说这样可以省下一笔工钱。父亲和几个年轻的老师一起挥动尖锄，每个人都汗流浃背的，手掌起血泡了，血泡磨破了，当清冽的井水终于喷涌而出时，整个工地沸腾了，师生们欢呼着，父亲却蹲在井边，捧起一捧水，水珠顺着他的嘴角流下，他尝了尝，笑着说：“甜，真甜。”挖井的故事至今被村民们津津乐道。因为这以前，学校没水源，师生每天要走半里路去村头老井打水。
食堂的灶台也是父亲指挥泥瓦匠们砌的，每一块砖都抹得平整；四百米的操场是父亲带着师生们用锄头一寸寸平整出来的。学校一天天变了模样：十三间教室的白墙在晨雾中显露出轮廓，大礼堂的木梁架上了青瓦，食堂飘出了第一缕饭香。父亲仅用四万元拨款，建成了十三间教室、一个大礼堂、五套家属宿舍，改建了十一间学生寝室，还挖了水井、筑了围墙、修了四百米操场，两个篮球场、图书馆，还购买了三千册图书和整套运动器材。这在当时连一栋像样的教学楼都盖不起。
父亲去世时，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拄着拐杖，在孙子的搀扶下走进来。他颤巍巍地走到父亲遗像前，放下手中的花圈，拉着我的手说：“你父亲姜校长真是天底下少有的好人。当年建校，那价格是全县最低，质量却是全县最好。我说只要给我一个地方，我就带人给他盖一栋房子，可他硬是一口拒绝了。”老人浑浊的眼睛里闪着泪光，“我活了一辈子，见过不少人，可像你父亲姜校长这样——”他拍了拍胸口，“心里装的都是公家的，想着别人的，不多。”
父亲说过：“何源中学是用四万元和两千双手建起来的。它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房子，更是何源人读书改变命运的希望。”后来，从这里走出去的大学生，在全国各地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我想，父亲留下的不只是一座学校，更是一种精神——像螺丝墩上的灯，微弱却坚定，照亮了一代又一代学子的路。风过处，我仿佛又看见那个挽着裤脚的身影，站在螺丝墩上，望着正在崛起的校园，眼里有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