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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阳斜斜地切进办公室的窗棂，在键盘上投下一片暖黄的光斑。我望着屏幕上跳动的文档光标，思绪却飘回了半个多世纪前那个泛黄的秋天——父亲的相册里，至今压着一张微微发黄的油彩照片，边缘已经有些氧化发脆，却始终被他收在最妥帖的位置。那是1958年的深秋，父亲与国际饭店旋转门外的梧桐叶一起，定格了一段被岁月浸得发亮的往事。
双塘中学的操场刚铺上黄泥巴，体育课的哨声里带着新鲜的金属味；教室后墙的黑板报上，是刚用彩色粉笔画完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报头，墨迹还洇着未干的朝气。可就在这样的当口，父亲接到了新的调令——肃反办公室需要他这位“老骨干”回去，开展第六批肃反工作。
那时的肃反工作像根绷紧的弦，每个环节都容不得半分松懈。父亲风尘仆仆来到肃反办公室，才几天就接到去外调的工作。他和李梦霞伯伯同行，目的地是上海。那时的上海在外省人眼里，是座带着海风咸涩与摩登气息交织的城市，也是无数线索汇聚的关键节点。他们要去外调，要在一沓沓泛黄的档案里，拼凑出某些历史碎片背后的真相。
父亲第一次看到富丽堂皇的上海国际饭店。国际饭店的旋转门转得缓慢而庄重，父亲站在大堂里，仰头望着那楼顶——当时上海的最高处，玻璃幕墙反射着秋日的阳光，晃得人睁不开眼。他们住不起这样高级大饭店，只是来见识一下。忽然听见有人用浓重的金溪口音喊：“哎哟！这不是老姜吗？”转头望去，是老乡徐荣祥和吴锦章。他们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袖口却浆得笔挺，显然是刚从单位赶来。原来他们也是来上海出差，也来参观这家当时被称为“远东第一高楼”的国际饭店里。
徐荣祥拍着父亲的肩膀笑：“你们来外调？巧了，我们刚从提篮桥档案馆回来，那里的暖气可真够劲儿！”四个人坐在大堂的藤椅上聊天，徐荣祥忽然说：“老姜啊，听说国际照相馆的油彩像照得跟真人似的，咱们难得来趟上海，要不要去留个影？”吴锦章也在一旁附和：“就是就是，工作一辈子，总得留张体面的照片。”父亲起初有些犹豫——肃反工作讲究严谨朴素，哪有闲心拍照？可架不住几位老乡的热情，更架不住徐荣祥说的“就当给家里人带个念想”。于是四人步行十来分钟，来到南京路上的王开照相馆。照相馆里飘着淡淡的定影液味道，化妆师给父亲抹了点腮红（他后来总说那是“生平第一次涂脂抹粉”），又帮他整理了衣领。镜头前的父亲坐得笔直，中山装的扣子系到最上一颗，眼睛亮得像藏着星子——那里面或许有对工作的执着，或许有见到老乡的松弛，又或许，是对这座陌生城市里突然涌来的温情的回应。照片洗出来那天，父亲捧在手里看了许久。油彩的质感让他的面容显得格外生动，眼角的皱纹里都透着光。他说要把照片寄回家。
可就在他们查完提篮桥档案馆的第二天，吴锦章病了。起初只是说头晕，后来竟在去食堂的路上栽倒了。父亲和李梦霞伯伯赶紧把他送到附近的医院，医生诊断是过度劳累引发的高血压，需要住院观察。病房里，吴锦章躺在病床上，脸色还有些苍白，却还开玩笑：“我这是给革命工作累倒的！”父亲守在床边，给他倒热水，又想跑去医院外的小邮局，问能不能把照片寄回家。“”不用你跑。”吴锦章拦住他，“我这病躺几天就好，照片我替你寄。你忙你的，外调任务重要。”父亲拗不过，只好把照片交给他，又反复叮嘱：“别折坏了。”，三天后，父亲和李梦霞伯伯要返程了。临走前，吴锦章已经能下床走动。
火车开动时，父亲从车窗探出头，看见吴锦章还站在站台上挥手，蓝布工装在秋风里微微晃动。后来那张油彩像果然寄到了家里，母亲把它压在衣柜的玻璃板下。而父亲与吴锦章叔叔的友谊，也从那次偶然的相遇开始，跨越了半个多世纪。
父亲这次来上海，还带着另一桩重要的私事——受太外祖父的嘱托，去浦东拜访一位故人。太外祖父年轻时曾在上海滩闯荡，后来在一位王赉卿先生的商行里当账房先生。那位王先生是宁波帮的人，为人厚道，在太外祖父最困难的时候，不仅留他在商行做工，还在他返乡时资助了盘缠。我的太外祖父在我的父亲面前念叨最多的就是“欠王先生的情，一定要还。”父亲拿着地址找到浦东的一处老宅院。青砖黛瓦的门楼爬满了爬山虎，门环上的铜绿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开门的是王老先生的孙子，听说父亲是从金溪浒湾来的，特意进去通报。王赉卿老先生已经七十多岁了，头发全白，却精神矍铄。他坐在堂屋的藤椅上，听父亲说起太外祖父的名字，浑浊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哦！老李啊！那个账房先生，算盘打得噼啪响，字写得比印刷的还齐整！”他从抽屉里取出一本旧相册，里面夹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年轻的太外祖父穿着长衫，站在商行的柜台后，眉眼间竟与我的父亲有几分相似。两人聊了整整一个下午。父亲说，王老先生讲起当年的生意经，讲起上海开埠时的风云变幻，声音里带着怀念；而父亲则反反复复讲起太外祖父总念叨着要回浦东看看。临走时，王老先生塞给父亲一个布包，里面是两盒点心：“替我带给老哥哥，就说……就说他的情，我也要记一辈子。”
1958年的上海之行，最终以圆满收尾。父亲和李梦霞伯伯带着查到的档案，带着王老先生的点心，踏上了返程的火车。车窗外的风景从繁华的都市逐渐变成广袤的田野，父亲心里装着对家人的牵挂，也装着对工作的责任。
回到肃反办公室后，他们整理好外调材料，第六批肃反工作在1959年9月顺利结束。档案像一条条归海的河流，分别移交给了组织部、公安局和档案馆——那些泛黄的纸页里，藏着无数人的命运轨迹，而父亲和他的同事们，是这些轨迹的梳理者与守护者。
这以后，父亲被分配到公安局秘书科，原以为能继续发挥文书特长，可没过多久，他就觉得有些不适应。每天的工作大多是整理文件、抄写报告，与他想象中“干革命”的热火朝天不太一样。某个午休时分，他敲开了公安局领导曹德彦政委的办公室门。“"曹政委，我想去学习。”父亲直截了当地说，“我已经填好了教育学院化学系的表格，已经被录取了。”曹政委站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哦？学化学？”他笑了，“我当年只读了三年冬学（识字班），不也照样干革命？”顿了顿，他又说：“你读了那么多书，还读什么书？你要是觉得公安局工作不合适，不如回学校去——学习的事以后再说。”父亲沉默了一会儿，最终在1959年10月，背着简单的行李去了陆坊。学校的教室是几间土坯房，冬天冷得像冰窖，夏天热得像蒸笼。但他站在讲台上，看着台下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睛，忽然明白了曹政委的话——革命不只是查档案、抓特务，更是点亮每一颗求知的心。
如今那张油彩像还在父亲的相册里。我整理父亲的遗物时，仔细地端详，父亲嘴角微微上扬，眼睛里盛着的是那个年代特有的热忱与纯粹。
有时我会想，父亲的一生就像那张油彩像——经历了岁月的氧化，却始终保留着最初的色彩。他在肃反办公室里寻找真相，在公安局秘书科里守护秩序，在陆坊的讲台上播种希望；他在上海的街头偶遇老乡，在病房里托付信任，在浦东的老宅里延续情谊。这些看似零散的片段，串联起的是一个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底色：既有对工作的忠诚，也有对生活的热爱；既有原则的坚守，也有人情的温度。这一张油彩像里，有国际饭店的旋转门，有浦东老宅的青砖墙，还有1959年秋天，父亲背着行李走向陆坊时，身后飘落的梧桐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