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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的秋天，父亲依然象往常一样早早起床，在校园里到处走走看看，碰到下田地劳作的人就咱在路边与他们聊上一阵。而当他独自在房间里抽烟的时候，心中却翻腾起一种莫名的疑虑，一场名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风暴正迅速地渗透到石门各个单位、村子。
县邮电局黄局长任组长的工作组带着县委的指示进驻石门。黄局长一脸严肃，看上去不讲情面，他一到石门公社就召开会议。他一边抽烟，一边用拳头敲击着一叠信纸说。“这次运动要解决三个问题，”他的声音像敲钟似的传遍每个角落，“清队伍、清经济、立规矩！”
学校组的办公室设在祠堂改建的小学里。每天，工作组的人都要翻账本。找人问话，也到教室、厨房、学校农场看看。黄局长的眼睛总是眯成一条缝，可当他盯着某个人的脸看时，那目光又能穿透人心似的。“教师队伍的问题很严重啊。”有一天傍晚，父亲和几个同事在办公室外的老樟树下小声议论。他们说的是工作组刚下的结论：“学校工作正常，其他问题没有，但是教师出身都较复杂，贫下中农出身的很少，骨干更少，要掺沙子，培养出身好的为干部。”父亲蹲在地上用树枝画着圈，烟圈飘向暮色中的远山，“我们学校二十多个老师，真正贫农出身的不到三分之一……”
父亲的好友王爱民部长是县里有名的笔杆子。社教运动开始后，王部长的办公室成了工作组重点关照的对象。他们搬走了他的书柜，翻出了厚厚一摞笔记本。那些本子里记满了全县各公社的生产数据、群众来信摘要，甚至还有他下乡时画的路线图。不久，王部长被停职了。一次，父亲去县政府开会，远远地看见他站在办公楼前的台阶上，手里攥着一叠纸，脸色苍白如纸。他的衣服皱巴巴的，领口的扣子松了一颗，整个人像是突然老了十岁。
“我搞不清楚是为什么，”他后来托人带话给父亲，“这些年来我一直踏踏实实工作，勤勤恳恳都是为了老百姓……”但没有人听他的辩解，也没有人再跟他说话。很快，他的工资被降了两级，调去了县棉絮加工厂工作。
社教运动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冲刷着石门公社的每一个角落。供销社的一个会计因为多领了一块钱补助被批斗，无论他如何哭着认罪认罚，人们都没有原谅他，只是批斗他；学校里的一位老师因为父亲曾是国民党警察而被迫写了无数份检讨。一个被划为地主成分的老人，常常被拉到街头批斗，他家门口被人用石灰刷上了"打倒地主"的大字。
父亲的日子也不好过。因为和王部长走得近，也被工作组叫去谈话多次。他常常半夜惊醒，坐在床上抽黄烟筒。他曾对母亲说：“我总觉得这运动不对劲，明明大家都在好好教学，好好搞生产，为什么要整人来整人去呢？”母亲捂住他的嘴：“你小声点！让外人听见了要惹祸的！”学校里的一位年轻教师是贫农出身，运动一开始就成了积极分子。他戴着红袖章，每天最早到校，最晚离开，还主动揭发了学校和学校一些老师的问题。弄得人心惶惶的，大家见面都不敢多说话，生怕哪里有一只眼睛在盯着自己。
1966年夏天，“文革”的烈火终于烧到了金溪县。王爱民部长的命运再次急转直下——他被贴了大字报，罪名从“右倾机会主义”升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红卫兵押着他游街，他的脖子上挂着一块木牌，上面用毛笔写着“反动文痞王爱民”。他低着头，头发乱蓬蓬的，曾经干净的解放鞋上沾满了泥巴。“押送回乡劳动改造！”的口号声中，王部长被塞进了一辆敞篷卡车。他回头望了一眼县城的方向，眼神里充满了绝望和不解。父亲因为和“反动文痞”有过交往，也被迫写了好几份检查。父亲在晚年曾对我说过：“一顶帽子扣在王部长头上，他就成了反革命！”学校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老师们上课时都不敢多说一句话，生怕哪句话被学生记下来当成把柄。王部长在乡下劳动，但没有人敢去看他。
1970年，王爱民部长的名字突然出现在平反名单上，他恢复了工作。到改革开放初期，他担任了县政协副主席。但因为在农村时身体染上了疾病，后来仅活了六十四岁。县里为他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我跟着父亲去参加，会场里摆满了花圈，黑底白字的挽联在风中轻轻摇曳。县委书记亲自主持追悼会，他说王爱民同志“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了一生，虽然在文革中曾蒙冤受屈，但始终没有丧失一个共产党员的信念”。
父亲晚年多次向我提起“文革”前后的那段日子，他会说到他在深夜抽烟时的思考，会说到王部长那双充满困惑的眼睛。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碾碎了多少普通人的命运。而我们这些后来者，只能在记忆的碎片中寻找那些被遗忘的故事，就像在秋日的田野里捡拾遗落的麦穗，每一粒都承载着沉甸甸的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