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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的夏天，蝉鸣声格外聒噪。我的父亲即将去庐山休养的消息，在老师队伍里传得沸沸扬扬。人们见面总要提起：“你听说了吗？老姜要去庐山了！”“可不是嘛，教育工会选的，全县就几个名额呢！”这些话语像夏日的冰棍一样，在街头巷尾融化着，甜腻而清凉。
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身材不高，常年穿着粗布衣衫。他那个时候每月工资28元，他要交给自己母亲23元，自己只留下5元。他的勤恳是出了名的，教案永远工工整整，板书永远一丝不苟，连最调皮的学生都对他又敬又怕。
这次获得去庐山“赣湘鄂教工疗养院”休养的机会，对父亲来说无疑是莫大的荣誉。教育工会的通知书送到家里那天，父亲正在厨房淘米准备晚饭。他拆信的手微微发抖，读完后只是轻轻“嗯”了一声，继续低头淘米，但水却溅到了围裙上。
同行的李桂芳老师是父亲多年的同事，说话轻声细语，待人极和善。
他们乘坐的是一辆老旧的长途汽车，颠簸在坑洼的砂石路上。李桂芳老师后来在给我讲过这一段经历。那时，我的父亲一路上很少说话，只是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和村庄。车窗外的风景从绿油油的稻田逐渐变成起伏的山峦，当远处出现庐山的轮廓时，父亲深吸了一口气，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挎包带子。
赣湘鄂教工疗养院坐落在庐山一处幽静的山坳里，红瓦白墙的建筑群掩映在绿树丛中，远远望去宛如一幅水彩画。父亲和李桂芳老师拖着简单的行李站在大门口，望着眼前这幢幢精致的别墅式建筑，都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疗养院的负责人是一位和蔼的中年人，听说父亲是从县里来的优秀教师代表，特意迎出来握住他的手说：“欢迎啊，同志们辛苦了！这里就是你们的家。”
房间宽敞明亮，两张单人床收拾得整整齐齐，窗台上摆着两盆盛开的茉莉花。最让父亲惊讶的是卫生间的设施——居然有可以淋浴的热水！他小心翼翼地拧开水龙头，温热的水流立刻倾泻而出，溅起的水珠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李桂芳老师笑着说：“老姜，别光顾着看水管，快试试床铺。”父亲这才注意到床垫厚实柔软，躺上去就像陷进了一团云里。
饮食更是出乎意料的好。疗养院的食堂宽敞整洁，厨师据说是专门为苏联专家做饭的老师傅，手艺精湛。第一顿饭，父亲就尝到了久违的红烧肉——肥而不腻，入口即化；还有清蒸鲜鱼，汤汁鲜美得让人忍不住喝光最后一口。饭后端来的水果拼盘里，竟有新鲜的荔枝和龙眼，这在当时的小县城可是稀罕物。
休养生活以游山为主。清晨，父亲和李桂芳老师常常随着其他休养员一起，沿着蜿蜒的山路漫步。父亲走路很快，李桂芳老师需要小跑才能跟上。他们走过如琴湖，湖水清澈如镜，倒映着蓝天白云和远处的山峰；驻足花径，杜鹃花开得正艳，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登上含鄱口，壮观的云海在脚下翻腾，远处的鄱阳湖若隐若现，宛如仙境。父亲很少拍照，但在含鄱口，他还是和李桂芳老师合了一张影。照片里的父亲穿着整洁的白衬衫，站在悬崖边眺望远方，脸上是难得的放松表情。这张照片后来被父亲珍藏多年。
最让父亲难忘的是在庐山剧院观看黄梅戏《天仙配》的演出。那天下午，他们早早来到剧院，木质长椅被阳光晒得暖暖的。当幕布拉开，严凤英饰演的七仙女轻盈地出现在舞台上时，父亲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他从未看过如此生动的表演——严凤英的眼神、手势、唱腔，每一个细节都恰到好处。父亲后来告诉母亲，他特别喜欢七仙女唱“夫妻双双把家还”那段，简单朴实的歌词却道出了人间最美好的情感。
散场后，父亲和李桂芳老师在剧院门口徘徊了许久，希望能见到那些演员。没想到奇迹真的发生了——严凤英和王少舫竟然从另一个出口走出来，被眼尖的观众认了出来。人群一下子围了上去，父亲和李桂芳老师也被挤在中间。严凤英微笑着向大家点头致意，父亲鼓起勇气说了句：“您演得太好了！”严凤英笑着点点头，那笑容比舞台上的七仙女还要亲切。
“仙人洞”之行则充满了意趣。那个被称为“双管齐下”的老艺人，能在写字时同时用两只手各执一支毛笔，左右开弓写下不同的字句。父亲站在围观人群的最前面，目不转睛地看着老艺人挥毫泼墨。只见他笔走龙蛇，转眼间一副草书对联便跃然纸上：“泽国风光、东方太阳”。字迹遒劲有力，气势磅礴。父亲后来反复临摹这副对联，却总也写不出那种神韵。
在仙人洞附近的小摊上，父亲买了一本薄薄的庐山风光相册。翻开第一页，就是含鄱口的照片，父亲用铅笔在旁边写道：“1958年夏，与李老师同游。山高人为峰。”这本相册后来成了我们家的珍宝，虽然纸张已经泛黄，但每一页都保存完好。
休养期间的集体活动也很丰富。每天傍晚，休养员们会在庭院里集合，或唱歌，或下棋，或只是闲聊。父亲很少参与这些活动，但他会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偶尔露出微笑。有一次，疗养院组织了一场小型的文艺晚会，李桂芳老师被邀请朗诵诗歌。父亲坐在最后一排，看着舞台上的李老师神采飞扬的样子，眼神里流露出欣赏和赞许。一个月的时光转瞬即逝。离别那天，父亲和李桂芳老师站在疗养院的大门前合影留念。照片里的两人都穿着整洁的衣服，面带微笑，背景是郁郁葱葱的树木和远处的山峦。
返程的路上，父亲显得有些沉默。李桂芳老师问他：“回去后有什么计划？”父亲想了想说：“好好教书吧。”简单的几个字，却包含了他全部的人生信念。
回到单位后，父亲的生活似乎并没有太大变化。他依然早出晚归，但父亲变得比以前爱笑了，偶尔还会哼几句黄梅戏的调子。他把在庐山拍的照片仔细整理好，放在一个专门的相册里。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那年冬天。经学生爱人邓明亮介绍，父亲认识了在浒湾小学当老师的母亲黎彩云。第一次见面是在浒湾小学。母亲后来告诉我，她当时看到这个穿着整洁中山装、说话慢条斯理的男人，第一印象是“像个读书人”。而父亲则被母亲温柔的笑容和明亮的眼睛所吸引。他们在浒湾订婚的那天，父亲特意穿上了去庐山时那件最好的中山装。
父亲曾说，1958年是美好的。且不说那个庐山之行不仅是一次简单的休养，更像是命运为他安排的一段插曲——在那里，父亲感受到了勤恳工作的美好。正是那次休养，父亲开阔了眼界。最美好的还是在那年，他遇见了我的母亲，获得了人生最美好的相遇。今天看来，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那些不经意的相遇，编织成了我们每个人独特的人生故事。庐山的云雾早已消散，但父亲的故事，连同那段关于勤恳、荣誉与爱情的记忆，却如同山间的松柏，永远青翠地生长在我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