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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的中国，像一锅烧得滚烫的水。九月的庐山，云雾缭绕间仍带着盛夏的余温，而我的父亲已经收拾行囊，准备离开这座避暑胜地。他刚从省里办的疗养院归来，就接到组织部的一纸调令——组织上决定派他去三区双塘，创办一所戴帽初级中学，并担任副校长职务。那时学校校长是公社干部兼任。由我的父亲单独负责学校全面工作。同行戏说他连升三级。在同行们或羡慕或调侃的目光中，父亲只是默默整理着文件，眼睛里闪烁着复杂的光芒。
双塘，是父亲教育生涯的又一个新起点。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大跃进”的热潮中，教育领域也不例外。所谓“戴帽中学”，就是在小学基础上附设初中班，像给帽子一样戴在原校之上。父亲面临的局面可谓白手起家：没有校舍，没有完整师资——这个重担落在了他肩上。
临行前夜，祖母连夜为他赶制了一床新棉被，父亲坐在昏黄的灯光下，手指轻轻抚过被面，轻声说：“双塘那边条件艰苦，怕是要吃苦头了。”但他的眼神却异常坚定，仿佛看到了某种使命在召唤。
初到双塘的那天，父亲被安置在一间老旧的祠堂里暂住。斑驳的砖墙上爬满了青藤，地面凹凸不平，床板硬得像块石头。第二天清晨，他便跟着当地主管干部花轩云伯伯走村串户，为创办学校做前期准备。花伯伯是个热心肠的人，说话句句到位，却行云流水，走路大步流星。他们走访了十几个村庄，统计适龄学生人数，动员农家子弟入学，还要寻找可以改造成教室的房屋。父亲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密密麻麻记满了各种数据和想法。
不久后，花轩云伯伯主持召开了“压美人民公社”成立大会。会场设在村里的老戏台上，台下挤满了穿着朴素、神情兴奋的村民。父亲站在人群后排，看着花伯伯登上临时搭建的主席台，声音洪亮地宣布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庆祝的火铳声震耳欲聋，硝烟弥漫在秋日的空气中，与村民们激动的欢呼声交织在一起。父亲后来告诉我，那一刻他真切感受到了时代洪流的力量，个人就像一片小舟，只能随着波浪起伏前行。
在这狂热的秋天，父亲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带领学生们“放卫星”。这是当时最时髦的口号，意味着要创造出惊人的生产纪录。具体到教育领域，就是要在农业生产上做出超常成绩。一个深秋的夜晚，父亲组织学生们到田里“割禾”。月光下，一群半大孩子举着镰刀，在稻田里笨拙地劳作。父亲穿梭在田埂上，不时指导学生如何下镰。奇怪的是，这次劳动只要求割倒稻穗，不许打禾脱粒。父亲心里明白这不符合常理，但在那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年代，谁又敢质疑呢？多年后他回忆说，那天夜里露水很重，孩子们的衣服都湿透了，但没有人叫苦，大家都被一种莫名的激情驱使着。
更艰巨的任务接踵而至——为学校建新校舍。原有的祠堂里改建的教室根本无法容纳不断增长的学生数量，而附近又没有现成的合适建筑。经过考察，父亲和花轩云伯伯决定拆除莲下村几间废弃的老屋，将材料运到新校址重建。这个决定在当时引起了不小争议，但“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不容置疑。
拆屋那天，父亲亲自到场监督。村民们拿着锄头、扁担，喊着号子，将老旧的梁柱、砖瓦小心翼翼地拆卸下来。父亲特别叮嘱要保护好那些还能使用的木料，他说：“这些材料将来都是孩子们的课桌椅啊。”
建校过程中，父亲展现出了非凡的组织能力。他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白天与工人们一起搬运建材，晚上还要备课、批改作业。有时实在困得睁不开眼，就用冷水洗把脸继续干。学校没有食堂，他就和老师们轮流做饭；没有教材，他就自己刻钢板油印讲义。记得母亲曾说起，父亲从双塘回来探亲时，手上满是老茧，衣服上永远沾着泥土和粉笔灰的混合痕迹。但他眼中闪烁的光芒，却比任何时候都要明亮。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教育与政治密不可分。父亲不仅要负责教学，还要组织师生参加各种政治活动。他们学习最新的政治理论，参加劳动锻炼，还要写心得体会。父亲总是以身作则，每次政治学习都认真准备发言，他的笔记本上既有教学计划，也有对时事政策的思考。有一次，他带领学生到附近农村参加劳动，回来后嗓子哑得说不出话，却依然坚持给毕业班补课。学生们心疼他，偷偷往他办公桌上放鸡蛋和红薯，父亲发现后，总是悄悄将这些心意转送给更困难的学生家庭。
1958年的寒冬，新建的校舍尚未完工，师生们仍在简陋的条件下坚持上课。父亲把自己的棉衣让给了生病的学生，自己穿着单薄的衣服在寒风中踱步讲课。学生们问他冷不冷，他笑着说：“看到你们认真学习的样子，心里头暖和着呢。”后来，我在他的回忆录中读到这些，深受影响。随着时间推移，学校的面貌逐渐改变。从最初的几间破旧教室，到后来有了像样的校舍；从最初只有十几个学生，到后来发展到初中三个年级六个班。父亲聘请了几位代课教师，自己也承担了多门课程的教学任务。他特别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也坚持开展体育活动和文艺表演。学校第一次举办文艺晚会时，乡亲们扶老携幼前来观看，小小的操场挤得水泄不通，欢声笑语回荡在双塘的夜空。
1959年初春，父亲接到调令返回县城。离别那天，许多村民和学生自发前来送行。花轩云伯伯拍着父亲的肩膀说：“姜校长啊，你给咱双塘人民办了件大实事！”父亲眼眶湿润，向乡亲们深深鞠躬。
多年后，我专程去双塘寻访父亲当年的足迹，发现那所学校早已扩建多次，但老人们仍然记得有个姜校长如何带领他们在艰难岁月中建起了第一所中学。
1958年的中国，是一个充满矛盾与张力的特殊年代，而我的父亲，一个普通的中学副校长，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什么是责任与坚守。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是在艰难的条件下，努力为乡村孩子们撑起了一片求知的天空。双塘的岁月，是父亲人生中的一段特殊经历，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微观缩影。在那个“大跃进”的狂热与饥荒并存的年份，父亲和他的同事们，以最朴素的信念支撑着教育的薪火相传。今天，父亲常说的那句话依然在我耳边回响：“教育是百年大计，再难也不能耽误孩子。”这或许就是那个特殊年代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遗产——无论环境多么艰难，对知识的敬畏，对未来的希望，永远不会熄灭。
1958的那段历史已经远去，但记忆永不褪色。父亲在双塘创办中学的故事，不仅是一个家庭的记忆，更是一代教育工作者奋斗精神的见证。在那个充满理想与挫折的年代，正是无数像父亲这样的普通人，用他们的坚持与智慧，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奠定了基础。这份精神财富，比任何物质成就都更加珍贵，它提醒我们：教育的本质，始终是对人的关怀与塑造，这一初心，历久弥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