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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筹备《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县级材料撰写得详细而具体，获得巨大影响，使得全县的教育事业迅速走上正轨，大大地推进了全县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父亲的才华，获得了县文化教育局的叶彦福组长称赞。叶组长是个务实的领导，总说“教育的事急不得，但也不能等”。会间休息时，父亲递了杯粗茶，说起自己老家在崇麓公社——那是个藏在山里的小村子，从石门回崇麓七十多里地。我的母亲她一个人带四个小孩，祖孙四代十来个人，又要教书，又要种地，自己很想做好工作的同时又能够照顾到家里。叶组长放下搪瓷杯，目光落在父亲脸上。“崇麓的情况我晓得，”他叹了口气，“那边小孩子到初中要去二十多里外的前进中学读书，孩子们天不亮就得打火把走山路。”两人越聊越投机，父亲终于说出了心思：“我想调回崇麓，哪怕去当个普通老师也行……”“调令哪有那么好开？”叶组长摇头，“石门到崇麓七十多里山路，没班车，你家又没劳力……”他沉吟片刻，忽然眼睛一亮：“不如你去办所新中学？县里正打算在崇麓设点，缺个牵头的人。”这个提议像颗火星掉进干柴。父亲后来跟我说，他当时手都在抖——办中学，意味着从零开始：调老师、找校舍、跑经费，可一想到能让家乡的孩子在家门口读书，他连夜写了份《关于创办崇麓初级中学的可行性报告》。不久，县委、县政府的批文下来了，其中明确：“同意创办崇麓初级中学……拨经费两万元。”
六月的雨季来得急。父亲带着“同意筹办”文件，挤上了去崇麓的班车。他想自己又要去创造一个未来。
调动教师的名义很实在：“解决夫妻关系，稳定教师队伍，落实知青吃粮指标。”父亲第一个找的是陈时中老师夫妇。陈老师是县里的骨干老师，妻子文友珍老师也是全县闻名的老师，他们一家住在十几平米的宿舍里，孩子睡在课桌拼的“床”上。父亲找到陈时中老师时，他正在走廊里修漏雨的屋顶。“崇麓中学就要办起来了，缺老师，”父亲递过烟，“家属可以一同去，你去做个校领导。”陈时中老师盯着父亲被雨水泡皱的裤脚，沉默半晌，说了句：“我去看看。”接着是尧述仁老师夫妇。尧老师要照顾家人，每月工资大部分要寄回老家养母。父亲找到他时，尧述仁老师正对着镜子刮胡子，镜子上贴着女儿的照片。“崇麓中学缺语文老师，”父亲说，“你们一家人可以一同去，粮食按城镇人口供应。”尧述仁老师刮胡刀一顿，泡沫落进衣领：“我教了十几年书，就想找个能安心上课的地方。”最费周折的是马喻夫妇。马老师是外地人，妻子没有稳定的工作，父亲找到他时，他正在农田劳作，湿的背心贴在身上。“去崇麓？”马喻老师直起腰，“有什么好处。”又补上一句，“哪里不是一样。”父亲笑：“你来，再把你爱人调去食堂管杂物。”马喻老师的眼睛亮了，他稍作停顿说：“好！”还有崇麓的女婿王书文。“崇麓要从前进中学分出来，”父亲说，“你牵头带几个年轻老师过来，正好发挥你的特长。”王书文挠头：“我老丈人昨天还问我，啥时候崇麓也能够办所中学……”以个月后，十几名教师带着家当陆续到了崇麓。他们先在崇麓邹家祠堂住下来，父亲领着他们在山坳里转了又转，最后停在废弃的供销社仓库前。“这就是校舍！”父亲踢开脚边的碎瓦，“先收拾出两间当教室，再搭几间宿舍。”教师们挽起袖子。
经费很快到位——两万元，在1972年是个不小的数目。父亲想，一所崭新的学校就要扎在这片土地上，他将带着家乡的孩子们走出去，去看山外更大的世界，
谁也没料到，学校刚走上正轨，父亲却被留在了县文化教育局。那年冬天，县里调整机构，教育组需要懂业务又会协调的干部。叶组长找到父亲：“崇麓中学已经起步，你留下统筹全县教育布局，比在乡下更能发挥作用。”父亲急了：“学校还欠着工匠的钱，教师宿舍的屋顶漏雨……”“这些我都安排了，”叶组长拍他肩膀，“县财政再拨一千块维修经费，你放心。”父亲沉默了。可他也清楚，留在县里能接触到更多教育资源，或许能为崇麓争取更多拨款。
父亲终究没再回到崇麓去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到崇麓教书，算是完成了父亲的一个心愿，也可算作是父亲未竟的归程里，一个温暖的注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