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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的夏天，父亲和他的四位金溪同乡，即肖凤光、邹国华、徐文茂、乐鑫川，即将奔赴各自的教育岗位，我的父亲被分配到县第七区蒲塘中心小学任教。
暑假集训结束的那个清晨，我的父亲与詹秋平、李雄飞背着铺盖卷踏上前往县第七区蒲塘的乡路时，晨雾正漫过金溪的丘陵。他们脚下的青石板路被露水浸得发亮，远处曾氏祠堂的飞檐在薄雾中若隐若现，像一册摊开的线装书。这座建于清朝时期的祠堂曾是曾雨吾老先生的家族学堂，如今成了孕育希望的新摇篮。
推开斑驳的杉木大门，詹伯伯——那时还是詹老师的詹秋平，立在台阶边观察那棵三人才能合抱的桂花树。“这是学校的时钟，”他笑着对父亲说，“花开的时候，该开学了。”父亲后来告诉我，那棵树的香气能穿透整个秋天，混着墨汁与粉笔灰的味道，成了他记忆中最温暖的教育气息。祠堂的建筑布局带着旧时私塾的严谨：下厅两侧的教室里，来自抚州、临川、东乡的学生们正用方言小声交谈，他们的粗布书包里装着从家里带来的咸菜坛子；中厅的“忠孝廉节”四个大字苍劲有力，据说是某位醉汉赤膊挥帚留下的墨宝，虽无落款却被历任校长视若珍宝；上厅的食堂飘来红薯粥的甜香，混合着操场上新安装的简易单杠发出的吱呀声。
父亲被安排教授一年级和三年级复式班，这个在师范实习时从未接触过的挑战，让他白天在祠堂外的老槐树下，夜晚在油灯下备课。更令他忐忑的是全校的体育和图画课——乡村学校的体育课当时流行“放羊式”管理，孩子们在晒谷场上追打嬉闹，既无章法也无安全保障。记得父亲曾说起，父亲第一次上示范课时，林武清校长特意搬了条长凳坐在操场上，而看到父亲井然有序，环环相扣的体育课堂时，竟竖起大拇指。
在蒲塘的岁月里，詹秋平伯伯与父亲的关系最为亲密。这位比父亲年长几天的“詹伯伯”，有着老派读书人的沉稳与智慧。他们不仅是同庚学友，更因相似的家庭负担——都要赡养父母、供养弟妹——而格外理解彼此。父亲常说，詹伯伯待人接物极有分寸，就像他写的颜体楷书，一笔一画都透着敦厚。记得小时候见过詹伯伯来我家做客，他总爱摸着我头说：“这个伢仔眉眼像他爸。”那时他已调任左坊乡公社书记，却仍保留着在蒲塘养成的习惯：谈话时腰背挺直，喝茶必先吹开浮沫。父亲曾经保存着一幅詹伯伯写的《师说》残卷，“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几个字力透纸背，仿佛还能看见当年两人在煤油灯下讨论教案的身影。
他们的友谊在1956年迎来第一次考验。当詹伯伯被提拔为教导主任时，父亲正在为如何改进复式教学法苦恼。詹伯伯没有丝毫架子，每天放学后都留下来与父亲共同探讨教法，有时甚至亲自扮演顽皮学生。他们创造的“动静搭配”教学模式——让三年级学生预习时，一年级进行写字练习；朗读课文时穿插算术口算——后来被推广到整个七区。
父亲曾经回忆说，那时候宿舍的煤油灯总是亮到深夜，两个年轻人的剪影映在糊着报纸的窗户上，像皮影戏里的主角。文革风暴来袭时，这对挚友同样未能幸免。我的父亲、詹秋平伯伯、龚佑喜叔叔——他们三人被定性为金溪县“三家村”反动派。父亲被批斗的那天，詹伯伯偷偷塞给他半块藏了多日的萝卜干；而当詹伯伯被勒令劳动改造时，父亲夜里翻墙去看望他。整理父亲遗物时，我在父亲老字典中发现夹着的一张字条，字条上詹伯伯写道：“老友记否？当年桂花树下约定，要教出比举人老爷更有出息的学生……”
蒲塘中心小学的教师团队像一组和谐的星座，每位老师都以独特的光芒温暖着学生。林武清校长总是穿着洗得发白的衣衫，口袋里别着钢笔和红蓝铅笔，他的办公桌抽屉里永远备着一点小吃——给没吃早饭的孩子应急。教导主任饶德顺虽比父亲只大几岁，却像个严厉又慈爱的兄长，后来他成为多所中学的校长，但我们家的红白喜事必是他主厨，那手“红烧肉”的火候至今无人能及。总务主任徐锡海管理着学校的柴米油盐，却总能在开学前备齐最紧缺的粉笔和墨水。分校主任饶子高负责村小事务，每周骑自行车往返三十里山路从不间断。这些师长们各有脾性：林校长说话慢条斯理却字字千钧；饶主任批评学生时总爱背着手踱步；徐总务笑起来露出缺角的门牙；而年轻的饶子高则会把调皮学生的名字编成顺口溜。最让我的父亲难忘的是那些没有血缘却胜似家人的时刻。冬天，教师宿舍的炭盆旁总会围坐着穿着补丁衣服的学生；夏天，祠堂天井里摆着凉茶桶，供过往村民解渴。父亲曾说起，有个冬夜一个学生发高烧，我的父亲和詹伯伯他们轮流用门板抬这个学生去乡卫生所，路上经过曾氏祠堂的老井时，詹伯伯不断往学生额头敷用井水浸泡的毛巾。那个场景，比任何文学作品里的师恩描写都更真实动人。
1957年区政府由蒲塘搬到琉璃，县第七区改为第四区，父亲调到琉璃中心小学工作时，那棵桂花树正在盛开。父亲特意摘了枝缀满花朵的枝桠插在行李卷里。后来这枝桂花在父亲任教的每个学校都生根发芽。
前几年，我到蒲塘、曾家特意寻访了父亲曾经工作过的曾氏祠堂。祠堂格局还在，不再是学校，桂花树下坐着几个聊天的老人。我回家后对父亲说起到蒲塘的事，父亲淡淡地说：“蒲塘原来的老师大都作古了，我的学生也有一些作古的，活着的早就是爷爷辈了。”但他始终记得每个学生的名字，这些记忆如同桂花树的年轮，在时光里沉淀得愈发清晰。
暮色中的桂花树投下斑驳树影，我忽然明白父亲为何在我参加工作的第一天对我说的“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在蒲塘的一年时光，不仅塑造了我的父亲作为一位教师的职业品格，更在他心中种下了教育的真谛——那不是居高临下的灌输，而是如春风化雨般的浸润，如桂花飘香般的自然。如今每当我站在讲台上，总能听见六十年前那棵桂花树下传来的读书声，看见父亲的身影永远闪着年轻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