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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的春末，石门的山风还裹着几分料峭的凉意。我父亲跟着生产队的民工队伍，从石门公社出发，沿着新开的土路往左坊方向走。那是一条刚用锄头和畚箕刨出来的路，路面坑洼不平，雨后更是泥泞不堪。
队伍里，有人挑着沉甸甸的担子，扁担在肩上压出深深的凹痕；有人扛着铁镐，镐头在阳光下闪着冷光。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几十个被押解着的人——他们脖子上挂着“九类分子”的木牌，低着头，默默地跟在队伍后面。
晚年的父亲告诉我，那一年，“九类分子”由公社革委会统管，他们是被统管的“牛鬼蛇神”。公社革委会押解他们去修公路，让他们接受“劳动改造”。人群里有个穿洗得发白的蓝布衫的中年男人，戴顶破草帽，肩上的扁担压得他微微佝偻。但他总在歇晌时掏出口袋里的半截铅笔，在烟盒纸上画些什么。他就是傅南轩老师，曾是县大联筹的干部，也不知犯了什么"错误"，被放到我父亲这个“牛棚队”里接受监督劳动。
春天的雨水格外多，石门至左坊的公路被汽车碾压成烂浆田，泥泞几乎无法通行。我父亲和傅南轩老师他们的任务是担石添修石门至白沿的路。驻地是座废弃的白衣庵，山门歪斜着，仿佛随时会倒塌。殿内的泥菩萨早已被砸去，只剩下几个残缺的莲花座。墙根堆着他们捡来的茅草，铺成简陋的通铺。
工地在两里外的山坳里，每天天不亮就吹哨上工，挖土方、搬石块，收工回来还要自己做饭。说是“统一起伙食”，其实就是一口大铁锅蒸糙米饭，饭粒硬得像石子。菜是白水煮的野菜汤，偶尔队长会差人去公社供销社买回半筐腌萝卜，得按人头掰成指甲盖大的块儿。
他们这些“牛鬼蛇神”住在一起，却意外地形成了某种默契。父亲说，最难熬的不是体力劳动，而是那种被监视的屈辱感。但傅南轩老师似乎总能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
傅南轩老师是个乐观派，他比别人多些“讲究”。他的铺位在墙角，铺底下塞着个蓝布包，里面是几本卷边的旧书。每天收工回来，他先蹲在井边用冷水冲把脸，再从布包里摸出个小铁盒，盒里是他从家里托人捎来的乳豆腐或榨菜。他家住利民饭店，遇便车，家里会托人送来路菜。
在工余的夜晚，当月亮爬上山梁时，傅南轩老师会邀我的父亲去庵后的沙洲。那里有片荒滩，被他们拾掇出块平地。他们坐在沙滩上，再掏出个酒瓶，他们就着月光对酌。我的父亲生前对他与傅南轩老师的这段沙滩对酌印象非常深。即使他们晚年聚餐时，无论多么丰盛的酒席，父亲总会提起：“我一生吃得最好、喝得最痛快的就是那次沙滩和傅南轩的小酌”。
当时庵前有条小溪，溪水退了，水很浅，露出潮湿的沙滩。他们把塑料布铺在沙滩上，坐在塑料布上面，一个大把缸里装着傅南轩老师的家人从家里拿来的红烧排骨。傅南轩老师后来说：“那味道简直不可形容，现在的红烧肉是不可能有那时的味道了。”酒是用医院打吊针用过的盐水瓶装的谷酒。他们说：“这叫‘对天小酌'，比坐酒馆痛快。”有时候兴起，他们会编些“时髦拳”猜，什么“一穷二白”“三面红旗”“四个第一”“全国一片红”（满堂）……输的人要讲个故事。他们被彼此编的顺口押韵的“拳令”逗得直笑，眼角的皱纹堆成朵花。
晚年的父亲说，那些夜晚，月光如水，照在沙洲上，也照在他们的心上，暂时洗去了白天的屈辱和疲惫。即使，他们白天从石门挑石头挑到武广，添到公路上压软沟里，然后空担回石门。在空担返回的路上，他们也会边走路边划“时髦拳”，连押解他们的人都听得笑了。那时，他们一天来回要十几趟，一百多里路，抽的是一角四分钱一包的勇士牌香烟。工地的日子那么苦，可傅南轩老师像棵长在石缝里的树，再旱也能活。他们喝冷水解渴，却从未见他们闹过肚子；顿顿米汤就咸菜，自己买块乳豆腐就算加餐，倒比谁都有精神。后来我才明白，这大概就是他说的“劳动健身”——粗活重活干着，心里没装那些弯弯绕绕，身子骨自然结实。
父亲还说过他们这些"牛鬼蛇神"每天都要“早敬”：敬祝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万寿无疆……每天这样，要无限忠心。那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啊，但傅南轩老师总能找到自己的方式来应对。他会在敬祝时，悄悄把腰板挺得笔直，仿佛不是在向什么致敬，而是在向生活宣告某种尊严。
傅南轩老师后来与我的父亲都到县师训班工作，我小时候常跟着父亲去师训班玩。师训班的办公室在一间小楼房里，后来成了县总工会。办公室窗台上摆着几盆花，空气里总飘着墨香和茶味。傅南轩老师还戴着眼镜，穿件浅灰色的中山装，见了我总爱捏我的小鼻子：“小胖子，又来蹭吃？”他那双手似乎有魔法。捏完鼻子，他会蹲下来，编顺口溜哄我：“淼呀淼，吃蔗表（蔗糖）。”我被他逗得直扭身子，他就变戏法似的从口袋里摸出块水果糖，剥了糖纸塞进我嘴里。后来我们熟了，我也学着他编：“傅南轩，不点灯。”他听了不但不恼，反而仰头大笑，眼镜滑到鼻尖也不去扶，说：“小伢子，这顺口溜押韵！”
更让我难忘的是我和傅乐峰的相处。傅乐峰是他儿子，和我年龄差不多，也总跑到办公室玩。傅南轩老师怕我们打扰大人办公，就从抽屉里拿出副旧象棋：“来，我教你俩下象棋，不许出声。”他搬来两张椅子，自己靠在桌边看，看到我们为一步棋争得面红耳赤，就慢悠悠地说：“观棋不语真君子，小伢子也要学。”
那时候食堂偶尔煮米粉，傅南轩老师准会用两个大碗打满，把热气腾腾的米粉端到我们面前：“快吃，快吃，吃了还有。”他看着我们狼吞虎咽的样子，眼镜片后的眼睛弯成了月牙。这些片段像老照片，被岁月洗得发黄，却始终清晰。后来我才懂，他对孩子的温柔，原是对生活最本真的热爱。
傅南轩老师最让我觉得“怪”的，是他骨子里的洒脱。那年深冬，下了场罕见的大雪，天地一片素白。我们在办公室烤火盆，松枝噼啪作响，水壶里的水咕嘟冒泡。不知谁说了句“冷得骨头缝都结冰”，傅南轩老师突然站起来：“走，去池塘看看。”我们跟着他出了门。雪还在下，脚踩在雪地上发出“咯吱”声。池塘结了层薄冰，他站在塘边，解开棉袄，露出里面的单衣，又慢慢脱去，最后只剩条短裤。他把香烟叼在嘴上，吸了口，纵身跳进池塘。“扑通”一声，水面炸开一圈涟漪，他却稳稳蹲在里面，只露出脑袋，烟雾从他鼻孔里冒出来，和雪雾混在一起。
“老傅！你不要命了？”岸上有人喊。他抹了把脸上的水，笑着说：“这叫‘寒江独钓'，古人能，我咋不能？”雪落在他肩头，他却像没事人似的，和岸上的人聊起《庄子》里的“澡雪精神”。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年轻时就最爱这种“”与天地对话。那天晚上，我们围着火盆烘衣服，他冻得鼻尖通红，却还在背杜甫的诗：“岁暮远为客，边隅还用兵……”父亲拍拍他的肩：“你这怪脾气，到哪都改不了。”他也笑：“改了还叫傅南轩？”
傅南轩老师和我的父亲是肝胆相照的患难之交。他们在白衣庵的日子里，更像彼此的支柱。他们总是用语言，用行动互相帮助。晚年的父亲说：我时常想起白衣庵的月光，想起沙洲上的小酌，那些藏在时光里的碎片总爱冒出来。白衣庵的月光应该还记着我们的脚步，它曾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落在庵前的老柏下；沙洲上的酒气该还飘在风里，那年我们碰杯时，惊飞了芦苇丛里的雀；雪中池塘边的那支烟更难忘，火星在雪光里明灭，他们吸一口，吐出来的白雾，竟像要把整个冬夜都焐热。
傅南轩老师晚年依然笔耕不辍，每当在微信上读到他老人家的文章时，我就会想起他的笑声，他的顺口溜，他的睿智的目光。他写故乡的风物，写逝去的岁月，字里行间透着一种历经沧桑后的豁达与通透。
人这一辈子，或许会被命运抛进泥里，但心里得有片星空。就像我的父亲和傅南轩老师他们在工地喝冷水、吃乳豆腐，却能把苦日子酿成酒；就像他在雪夜跳进冰池塘，不是疯癫，是对生活的热望从未冷却。
如今我路过当年的白衣庵旧址，左坊到石门的公路上车轮滚滚。我知道，有些东西永远不会消失——那些在苦难中相互扶持的情谊，那些在绝境里依然绽放的诗意，那些刻在岁月里的温度。每当夜深人静，我总会想起那个春末的傍晚，想起白衣庵后沙洲上的月光，想起两个被时代抛弃的人，如何用最朴素的方式，守护着内心最后的尊严与温暖。他们的故事，就像那条穿越石门与左坊的公路，虽然历经风雨，却始终蜿蜒向前，连接着过去与未来，连接着苦难与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