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用户
1961年的夏天，蝉鸣声比往年更加聒噪。八月的阳光炙烤着金溪县陆坊乡的青石板路，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躁动不安的气息。
据我的父亲后来在聊天时给我讲过，那一年全县的学校网点按照“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进行大规模调整，一场无声的风暴席卷了整个教育系统。陆坊中学在这场变革中被取消了建制，师生们合并到了双塘中学，而那些在校的超龄生——那些因家境贫寒而不得不推迟入学年龄的孩子们，则被全部清退回家。父亲站在陆家祠堂的门槛前，望着这个他工作了三年的地方，心中百感交集。陆家祠堂的青砖黑瓦在阳光下显得格外肃穆，雕花的门楣上还残留着往日学子们的欢声笑语。如今，这里即将成为一段被封存的记忆。
父亲接到了新的调令，要去石门乡的石门中小学任职，任务是改造一所被评定为“三类”的学校——这意味着学校在教学质量、师资力量和硬件设施上都处于全县最末流的行列。
离开陆坊的那天，父亲挑着简单的行李，身后跟着我那年幼的叔叔，沿着蜿蜒的乡间小路前行，路旁的稻田在夏风中泛起层层绿浪。父亲的心情想必是复杂的：一方面是对新工作的期待，另一方面则是对陆坊这片生活了多年的土地的不舍。陆家祠堂的影子在他身后渐渐远去，而前方等待他的，是石门乡那座同样有着悠久历史却已破败不堪的张王庙。
就在父亲踏上前往石门之路的同时，母亲黎彩云也接到了调令，要前往石门小学任教。这样，他们便在命运的安排下，一个从陆坊迁移到了石门，一个从浒湾迁移到石门。
那时的石门是一个安静得能听见溪水流淌声的小地方，张王庙的飞檐在夕阳下投下长长的影子，庙前的老樟树沙沙作响，仿佛在欢迎这对远道而来的教师夫妇。
在我的父母到石门的第二年，即1962年的国庆节夜晚，当县城里的人们在为建国十二周年举行庆祝活动时，石门乡的夜空下，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划破了宁静。我的大哥诞生在这个举国欢庆的日子里，父亲根据他出生的时刻，给他取名为“国庆”。这个简单而充满纪念意义的名字，承载了一个普通家庭对国家的朴素情感，也标志着我们这个五兄妹家庭的开始。
母亲在产后虚弱地笑着，看着这个刚刚来到人世的小生命，而父亲则兴奋地跑出房门，向邻居们宣布这个好消息。随着家庭成员的增加，照顾孩子成了一个现实的问题。父亲做出了一个决定，从浒湾老家接来了我的太外婆——这位家族中最年长的成员，来石门帮忙照料年幼的孩子。太外婆的到来，不仅解决了育儿问题，更将一股古老而温暖的力量带入了我家在石门的新生活。从此，太外婆便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直到1976年她离世，这十三年间，她老人家实际上承担起了养育我们兄弟姊妹五人的重任。
在我模糊的记忆中，太外婆是一个身材不高的小脚老人。她那双因缠足而变形的小脚，走起路来发出轻微的“嗒嗒”声，成为了我童年记忆中最安心的背景音乐之一。她的面容慈祥，眼角的皱纹里总是含着温和的笑意，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要亲近。太外婆出生于1893年，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她成长于浒湾的一个小生意人家庭。浒湾这个位于抚河之滨的古镇，自古就是商贸繁荣之地，商贾云集，文化交融。太外婆从小耳濡目染，受到了佛教思想的深刻影响。记得小时候，太外婆曾带我去过附近的踈山寺。那是一座隐匿在青山绿水间的古刹，寺内香烟袅袅，梵音阵阵。我们常常在寺旁的一个姑婆家一住就是好几天。那时的我并不懂得什么是佛教，只记得太外婆每日清晨都会虔诚地诵经，她那低沉而平稳的诵经声，仿佛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让躁动的心平静下来。太外婆虽然不识字，却能够完整地背诵许多佛教经典——《金刚经》、《阿弥陀经》、《妙法莲华经》、《华严经》、《楞严经》、《地藏经》、《无量寿经》、《圆觉经》……这些经书的名称，都是太外婆一字一句教给我的。每当我能够准确说出一个经名时，她那布满皱纹的脸上就会绽放出慈祥的笑容。
太外婆对读书人有着一种近乎神圣的敬重。小时候，每当她带我出门玩耍，只要遇见学校的老师，无论那位老师是否认识我们，太外婆都会立即拉住我，认真地让我弯腰鞠躬，大声称呼“老师！”而且一定要等到老师从我们身边走远，她才会允许我直起身子继续走路。这种对知识的敬畏和尊重，深深烙印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成为我日后对待教师职业的基本态度。
更让我难忘的是太外婆对文字的敬畏。在她眼中，每一个写有字迹的纸片都承载着知识的力量，都值得被妥善对待。太外婆有一个小抽屉，专门用来存放各种废纸片——只要上面有字迹，哪怕只是一个模糊的印刷符号，她都不会随意丢弃。当抽屉里的字纸积累到一定数量时，她就会带着我到院子的某个角落，郑重其事地焚烧这些字纸。焚烧时，太外婆会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仿佛在进行某种神圣的仪式。
记得有一次，年幼无知的我用一张写有字的纸擦拭屁股，被太外婆发现了。那一刻，她脸上的表情我至今难忘——那是一种混合着震惊、痛心和责备的复杂情绪。她一边口念“阿弥陀佛”，一边轻声责怪我：“孩子啊，你怎么能这样糟蹋'文曲星'呢？这是亵渎啊！”那次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后来我每次看到有字的纸张，都会不自觉地想起太外婆严肃的面容。这种对文字的敬畏，这种对知识的尊重，通过太外婆的言传身教，深深地融入了我的血液。
太外婆的勤劳是有口皆碑的。她那双小脚似乎从未阻碍过她操持家务的步伐。纳鞋底、缝补衣服、剥豆子、择菜……她的手上总是有做不完的活计。记得小时候，无论我们这些孩子玩耍到多么晚回家，推开家门的那一刻，总能闻到从厨房飘出的阵阵饭香。太外婆仿佛有神奇的能力，总能根据我们回家的时间，恰到好处地准备好热腾腾的饭菜。
除了日常的家务，太外婆还是我们最早的启蒙老师。在那些物质匮乏的年代，书籍和玩具都是奢侈品，但太外婆却用她丰富的民间故事，为我们构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她常常在我们围坐在她膝边的夜晚，讲述“牛郎织女”的凄美爱情，描述“螃蛤精”和“水牛精”的神奇冒险。孙悟空、猪八戒、唐僧这些《西游记》中的人物，以及桃园结义、三英战吕布等三国故事，都是从太外婆那里第一次听到。她讲述这些故事时，声音抑扬顿挫，表情丰富生动，仿佛她亲眼见过那些神话人物和历史英雄一般。
“文革”爆发后，一场针对传统文化的风暴席卷全国。我们家乡的大夫第——这座承载着我们家族几代人记忆的老宅，遭到了“破四旧”者的砍砸破坏。我虽未亲历那一幕，但听父亲和太外婆后来的描述，那一定是一段令人心碎的经历。当那些狂热的红卫兵挥舞着棍棒，砸向大夫第中的雕花门窗和石刻人像时，太外婆静静地坐在天井边，默默注视着这一切的发生。她没有抗议，没有争辩，只是以一种超然的平静，承受着眼前的暴行。待那些人扬长而去后，太外婆才缓缓站起身来。她默默地清扫着庭院中的碎片，小心翼翼地将被砸毁的人头像、破碎的石头雕花等残骸收集起来，然后将这些承载着家族记忆的碎片埋葬在院子的一个角落。这个角落后来成了我们心中的圣地，虽然没有任何标记，但我们都知道，那里埋葬着我们家族的一段历史，以及太外婆对传统的坚守。
1976年，太外婆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根据她生前的愿望，我的父亲将她的遗体火化后，骨灰安葬在了踈山寺后山上。这个选择意味深长——那里是她生前最喜爱的地方，是她诵经礼佛的圣地，也是她精神世界的归宿。
太外婆的一生，跨越了清朝末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近一个世纪，却始终保持着对知识的敬畏、对传统的尊重和对生活的热爱。
回望1961年那个夏天，父亲带着叔叔离开陆坊陆家祠堂，母亲调往石门小学任教，大哥在国庆之夜诞生，太外婆从浒湾来到石门照顾家庭——这一系列看似平常的事件，实际上构成了我们家族历史的重要转折点。石门这个小镇，接纳了这个因教育调整而迁移的家庭，而太外婆的到来，则为我们的成长注入了传统文化的养分。在石门的日子里，父亲致力于改造那所“三类”学校，母亲则用心教导着乡里的孩子们读书识字。我们这些孩子在太外婆的故事和教诲中长大，从她那里学到了对知识的敬畏、对长辈的尊重以及对生活的感恩。
太外婆虽然不识字，但她却以自己的方式，传承着中华文化中最珍贵的部分——那种对学问的尊重、对道德的坚守和对生活的智慧。岁月如梭，转眼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陆坊中学的旧址早已改建，石门中小学的面貌也焕然一新，但那些记忆，那些人物，那些情感，却如同石门乡山间的清泉，永远流淌在我们的血脉中。太外婆的身影，虽然已经消失在时光的长河里，但她那小脚走过青石板的“嗒嗒”声，她诵经时的低沉吟唱，她讲述故事时的生动表情，却永远定格在我们的家族记忆里，成为我们精神家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961年的那个夏天，不仅仅是一次学校网点的调整，一个家庭的迁移，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下，无数个像我父亲这样的教育工作者，带着对教育的热忱，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无数个像我们这样的家庭，随着时代的浪潮，从一个地方迁居到另一个地方。而在这迁徙与变迁中，像太外婆这样的长辈，用他们的智慧和坚守，为后代守护着文化的根脉，传递着精神的火种。如今，当我回望那段遥远的历史，1961年不再只是一个普通的年份，而是一个充满意义的起点。它标志着我们家族与石门这个小地方的缘分开始，标志着太外婆晚年生活的重要阶段，也标志着我们这些孩子在一个充满爱与智慧的环境中成长的开端。石门往事，就这样永远镌刻在了我们的记忆深处，成为我们家族历史中最为珍贵的篇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