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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的风里，已经裹着松动的冰碴子了，但父亲的笑容里依然带着小心翼翼，像极了那年春天里，刚冒出芽尖的柳枝，看着暖烘烘的日头，却又不敢全然舒展腰肢。
年初，学校恢复校长制，撤消革委会，成立文化教育局。消息像风里的蒲公英，飘得快也散得急。父亲的名字被列在了文化教育局局长候选名单里。同事们都为他高兴的同时，命运却总爱给人使绊子。不知从哪个角落里，突然飞出一封举报信，说父亲有个“海外关系”：说是他有个舅舅解放前去了台湾，后来又在美国生活。虽然“文革”已经结束，此刻正是拨乱反正的时候。父亲还是受到很大的影响，此事自然泡汤了，就像一幅未能完成的画。
那段时间，父亲依然每天早出晚归。局里虽然没给他“一把手”的位置，但新任的局长江兴禄是个雷厉风行的人，一上任就带着工作组进驻一中，说要落实国家教委刚颁布的《全日制中小学工作条例》（大家都习惯叫它“40条”“50条”）。父亲自然被抽调去推进这项工作。
下半年，县政府抽调干部组成工作组，去制止农村的乱砍滥伐。父亲的名字又被圈了出来。他善于做群众思想工作。这次同行的，还有十几个知识青年和转业军人，大多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姑娘，朝气蓬勃却也棱角分明。我父亲他们进驻的是珊城公社的陶家大队。这里村民乱砍滥伐风气严重，加上这些年政策松动了些，有人就肆无忌惮。
工作组进驻时，大队书记周木星是个实在人，他皮肤黝黑得像块老树皮。听说工作组要来，他提前把队部的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又特意蒸了一锅红薯：“大队这儿条件差，大家先将就着……”父亲摆摆手，从背包里掏出自带的搪瓷缸和笔记本：“周书记，咱们先开个会，把情况摸清楚。”那晚的煤油灯下，周木星掰着手指头算账：去年乱砍的树有多少棵，今年以来又有多少，抓住了多少回，可罚重了人家闹，罚轻了又不管用。
父亲听得很认真，不时在本子上记几笔。第二天一早，他就带着工作组的几个年轻人上山转悠。父亲指着那些树桩说：“你们看，这些树最少长了十年，要是好好长着，再过五年就能成梁木。”转过一道山梁，远远看见几个妇女背着竹篓往山下走，篓子里露出半截松树枝。“去问问。”父亲轻声说。他们走近了才明白，原来是几家农户想砍点柴烧。当天晚上，工作组和大队开了个“诸葛亮会”。父亲把本子上的数据摊开：“今年乱砍的树，折算成木材能卖多少钱，可要是把这些树留着，五年后卖出去，至少增加多少钱。”
周木星书记挠着头：“道理是这个道理，可老百姓不认这个账啊，他们就图眼前方便。”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都在献计献策，最后父亲沉吟了一会儿，说：“我看这样，先宣传，后处理。按照文件精神，乱砍集体林木是违法行为，但咱们立足教育为主，酌情从宽处罚。”
接下来的半个月，工作组分成了三个小组：一组负责在各村贴标语、开广播会，把条文编成顺口溜，用大喇叭天天念；一组跟着护林员上山巡查，遇到偷砍的当场制止，但不罚款，而是让他们参加“护林学习班”。父亲自己则带着几个知青挨家挨户走访，特别是那些偷砍树木的农户，坐在他们家里，一边烤红薯一边拉家常。
十二月的山风已经带着刺骨的寒意，但陶家大队的山林却渐渐安静了下来。他们收缴上来的木材，按照政策该归集体的归集体，该补偿给农户的补偿给农户——比如那些真需要柴火的，工作组帮着联系了附近的林场，以低价买了些边角料。使得当地群众认识到偷树是犯法的行为，群众偷树的行为得到了制止。既完成了收缴上交任务，又让群众又得到实惠。周木星书记感慨地对我的父亲说：“姜组长，你这法子灵！现在村里人乱砍滥伐的几乎没有了。”
腊月廿三过小年那天，工作组要回县里述职。周木星书记带着大队干部和村民代表，硬是把我的父亲他们送到路口。经过这次活动，父亲得到陶家大队群众的喜爱，在群众中建立了威信，同时，还培养了如赵卫国、陈国玉、邓国女等一批年轻干部。
那一年，像一块粗糙的磨刀石，磨去了人们心头的疑虑与恐惧，也磨亮了希望的锋芒。而我的父亲，就像一棵扎根在泥土里的老树，经历过风雨的摇曳，却始终向着阳光生长——他的根须深深扎在教育的土壤里，枝叶轻轻拂过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风又起了，带着春天的气息。我仿佛又听见了那山风里传来父亲温和而坚定的声音：“立足教育，宽严相济，人心都是肉长的，只要把道理讲透，没有解不开的疙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