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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的冬天像一场漫长的梦。雪粒子打在窗棂上的声响还残留在记忆里，开春的风却已经裹着料峭的寒意钻进衣领。我的父亲被被借调县委肃反办公室工作，参与新中国成立以后得第四批肃反。
父亲作为单位里政治可靠的骨干，被临时借调到县委肃反办公室，并被派驻琉璃乡和浒湾镇，任务是组织干部们集中学习中央文件，向群众宣传政策精神。
父亲进一步发挥了在临川师范学到的知识。他在简陋的会议室里组织大家学习，在乡间的土墙上用石灰水刷写标语。父亲他们白天走村串户讲解政策，晚上围坐在油灯下整理材料，每个人的笔记本上都记满了密密麻麻的字迹。大约过了个把月，各地抽调的人员陆续集中到县城办公。
新成立的肃反办公室设在县政府大院西侧的一间平房里，推开门就能闻到油墨与纸张混合的气味。父亲被分配在综合组，负责文书处理和协调联络。办公室的负责人是周赓斋（周波）同志，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周主任”。周主任总是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说话时条理清晰得像用尺子量过似的。周主任是个雷厉风行的人，可对待下属却格外温和。我的父亲刚去报到那会儿，他特意过来拍拍父亲的肩膀说：“小姜啊，咱们这工作既要讲原则，也要有温度。”这句话父亲记了一辈子。
办公室里有七八个人，大家挤在两张拼起来的长桌前办公，墙上挂着毛主席画像和最新政策文件汇编。每天清晨，伴随着公鸡打鸣声，我的父亲总是第一个进开办公室的人，等同志们都到了，热气腾腾的茶缸子已经摆上了桌。三月的某个周末的午后，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阴云密布。父亲正在核对一份重要材料，忽然听见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抬头望去，只见一位年轻姑娘搀扶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匆匆走进来，老太太手里还攥着块皱巴巴的手帕，不停地擦着眼泪。“姜同志！”她一进门就认出了父亲，“赓斋不在家，亚平这孩子突然发起高烧，说着胡话，手脚直抽筋，我们实在没办法了……”
原来这位老太太是周主任的母亲，大家都称她“周婆婆”。她口中的亚平，正是周主任的大儿子周亚平。我的父亲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扶周婆婆坐下慢慢说。周主任前两天刚动身去赣州参加全省肃反工作表彰大会，家里只剩下周婆婆带着孙辈。小亚平原本活蹦乱跳的，谁知下午突然说头疼，接着就发起高烧，现在烧得迷迷糊糊，嘴里念叨着听不清的话，小手小脚还不住地痉挛。父亲心头一紧，立即意识到情况紧急。那时候县城医疗条件有限，像这样的高热惊厥必须尽快送大医院。父亲二话不说，先帮周婆婆倒了一杯热水，让她先歇着，自己则快步走向办公室。他先找出周主任留下的紧急联系人名单，确认了赣州会议的具体地点；又跑去找分管后勤的同志，说明特殊情况，按规定办理了借款手续——那时候出差都预支少量费用，但紧急看病需要额外申请；接着又去总务科领了足够的全国粮票，确保路上饮食无忧。最棘手的是交通问题。当时从县城到抚州的班车每天只有两趟，最近的一班已经开走了。
父亲当机立断，拿起电话联系了县政府的吉普车。司机老李是个热心人，听说有紧急情况，立马发动了车子。父亲跑回办公室，把办好的借款单、粮票和一张写有抚州人民医院地址的纸条塞进口袋，又匆匆赶回家拿了件厚外套——初春的夜晚，风还很刺骨。等他们赶到周婆婆家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亚平躺在简陋的木床上，小脸烧得通红，双眼半睁半闭，嘴角溢出些白沫。父亲蹲下身检查孩子的瞳孔和呼吸，发现情况比想象的还要严重。周婆婆在一旁急得直搓手：“这孩子他爸……”话没说完就哽咽起来。父亲安慰道：“老人家您别急，咱们这就送亚平去抚州，那里的医院条件好。”他转身对司机说：“老李，麻烦你开快点，但一定要注意安全。”
吉普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前行。父亲一手抱着昏睡的亚平，一手紧紧攥着周婆婆的手。夜色如墨，只有车灯照亮前方短短的一段路。亚平的体温高得吓人，时不时发出痛苦的呻吟。父亲脱下自己的外套裹住孩子，又让周婆婆用湿毛巾不断给孩子擦额头降温。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艰难行驶，终于在深夜抵达了抚州人民医院。
急诊室的灯光惨白得刺眼。父亲抱着亚平冲进大门，值班医生闻声赶来。经过初步检查，医生诊断为急性脑膜炎引发的高热惊厥，需要立即住院治疗。父亲跑前跑后办理住院手续，用预支的款项垫付了医药费，又按照医生的要求准备了必要的用品。当亚平被推进病房，输上液体的那一刻，周婆婆终于支撑不住，瘫坐在走廊的长椅上，泪水无声地滑落。
父亲守在病床前直到凌晨。亚平的烧渐渐退了，但依然昏迷不醒。他轻轻握着孩子的小手，想起周主任平时工作的样子——那个永远镇定自若、把困难扛在肩上的领导，此刻他的家人正需要帮助。天蒙蒙亮时，亚平的眼皮终于动了动，微弱地叫了一声"“妈妈”（奶奶）。周婆婆扑到床前，紧紧抱住孙子，哭声在寂静的病房里格外清晰。
三天后，周主任从赣州开会归来。会议表彰了一批先进工作者，周主任也在其中。他在赣州开会时，我的父亲给他发了电报：“亚平病已脱险，勿念，安心参会。”简单的几个字，让他瞬间红了眼眶。会后返程时，周主任特意在抚州下了车。当他走进病房，看到病床上恢复精神的亚平和守候多日的父亲时，这个平日里严肃的汉子竟一时说不出话来。他紧紧握住父亲的手，用力摇了摇，眼眶湿润却笑着说：“小姜啊，这次真是多亏了你。”亚平虽然还虚弱，但看到爸爸进来，努力睁开眼睛，轻声喊了句“爸爸”，又看了看旁边的我的父亲，小声叫了声“姜叔叔”——这是他第一次这样称呼父亲。这件事之后，周主任一家与父亲的关系更近了。每次见面，周婆婆都会拉着父亲的手说个不停；亚平更是把父亲当成了最亲的亲人。从那以后，无论亚平长到多大，每次见到我的父亲，总是恭恭敬敬地喊一声“姜叔叔”。这份情谊超越了普通的上下级关系，成为了那个特殊年代里人与人之间真挚情感的见证。
肃反运动结束后，父亲回到了原单位工作。但那段在肃反办公室的日子，特别是与周主任一家的情谊，却永远留在了他的记忆里。多年后，当我问起父亲这段经历时，他总是轻描淡写地说：“都是应该做的。”但在我心中，那个寒冬腊月里奔走的身影，那个在吉普车上紧紧守护病人的青年，那个跨越职务等级的深厚情谊，都如同春天里破土而出的嫩芽，展现着人性中最温暖的光芒。
如今六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肃反办公室早已不复存在，县城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每当我走过县政府旧址，总会想起父亲讲述的这个故事。在那个充满理想与激情的年代，人们不仅有着坚定的信念，更保持着最朴实的人性温暖。就像父亲常说的：“工作要一丝不苟，待人要真心实意。”这份初心，或许比任何运动都更值得铭记。
春风又绿江南岸。每当这个季节来临，我仿佛又看见年轻的父亲站在乡间小路上，目送周主任一家远去的身影；看见吉普车在山路上颠簸，车灯划破黑暗；看见病房里，三个不同辈分却心意相通的人，用最朴素的方式诠释着什么是真正的同志情谊。冬去春来，岁月流转，这份跨越时空的温暖，始终如一缕阳光，照耀着我们的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