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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的7月，像一锅烧得滚烫的粥，咕嘟咕嘟冒着泡。我后来听母亲说，她挺着大肚子在浒湾镇的老楼里临盆时，窗外正涨着大水，浑浊的河水漫过了青石板路，淹没了一楼，把街边的梧桐树都泡得只剩个顶梢露在外面。可母亲却在这嘈杂与动荡里，生下了我——一个被命名为"暑淼"的男婴。“暑”是小暑的节气，“淼”是渺渺茫茫的大水，连名字都带着那年夏天的潮湿与混沌。
石门中学的操场此刻正回荡着刺耳的口号声。革委会成立的红纸标语还新鲜地贴在礼堂墙上，墨迹未干的“彻底批判走资派还在走的反动路线”几个大字，在阳光下泛着诡异的油光。我的父亲——此刻正站在人群边缘，看着曾经的同事汤礼伊老师被按在批斗台上。汤老师五十来岁的样子，据说是因为“坚持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被打成了“走资派”。那天下午，当批斗会结束的哨声响起时，人群突然骚动起来，突然有人喊着“汤礼伊装死”，几个红卫兵冲上去又踢又踹。后来父亲对我讲起，那天的批斗会后汤老师已经被打得奄奄一息，红卫兵把他关进了学校的仓库，第二天后被人发现时，已经没了气息。更荒诞的是，有造反派竟将此事写成稿件寄往县里的《火线战报》，标题赫然写着：“汤礼伊之死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父亲就是在这样的风暴中心，被停发了工资。每月只给15元生活费，像一根细弱的绳子，勒着我们一家人的喉咙。他从彭家小学被“召回”石门中学，名义上是“等待群众宣判”，实际上不过是无处可去。我后来翻看父亲的老笔记本，里面夹着一张泛黄的纸条，上面密密麻麻记着：“今日领生活费15元，买米3斤（0.18元），肥皂1块（0.1元），给母亲抓药（3元）……”数字后面的小数点，像一个个小小的伤口，记录着那个年代最真实的疼痛。
就在我出生的前一个月，祖父在浒湾病倒了。他起初只是说胸口疼，后来渐渐连床都下不了。父亲请来镇上的章医生（章伯伯，父亲终生挚友），说是“何杰金氏病”——这个陌生的病名在当时就像一道无解的咒语。父亲凑了钱，揣着积攒多年的积蓄，带着祖父去南昌一附院治疗。医院里消毒水的气味混杂着病人的呻吟，祖父躺在窄小的病床上，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医生摇着头说：“这病……现在治不了。”出院后，我的父亲先安排祖父住在我的大姑父家，后来又转到进贤县的姨奶奶家。运动的风暴刮到哪里，哪里就风云激荡，各个亲戚家都在“运动中心”，难以容下一个病人。最后，父亲不得不把祖父接回浒湾——这个生他养他的小镇，也将成为他生命的终点。
家里的气氛像绷紧的弦。母亲挺着大肚子还要操持家务，父亲必须在石门接受“监督劳动”，晚上偷偷摸摸回到浒湾还要四处借钱给祖父买药。最艰难的时候，父亲拿出了他积攒了20个月的工资——300元，郑重地交给祖母，手指都在发抖：“这是全家的保命钱，一定要省着用。”祖母接过钱时，眼泪砸在纸面上，洇湿了一角。可即便如此，祖父的药还是时断时续。祖父的病一天天加重，他常常半夜疼醒，却咬着牙不吭声，怕吵醒家人。
祖父去世的那个冬天特别冷。父亲用一块珍藏多年的手表和一台老式座钟，换了一口薄棺材。祖父所在的手联社的人不管葬礼的事，只说了句“自己想办法运回去”。父亲只得借了一辆板车，在寒风中吱呀吱呀地拉着棺材回裡姜老家。路很远，父亲的棉袄被汗水浸透又结冰，双手冻得失去了知觉。回到村里，更难堪的事情还在后面。按照习俗，办丧事需要给抬棺的“八仙钱”，可家里连这点钱都拿不出来了。母亲红着脸向邻居借，却处处碰壁。“八仙”们等得不耐烦，开始抱怨吵闹。村里有些老人倒是劝：“族下人不要八仙钱了”，又有人安慰我的祖母说“让神仙吵吵，越吵越发”，但父亲站在一旁，听着这些话却如坐针毡。他后来告诉我，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像个罪人——既救不了生病的父亲，也不能体面地送走他。
祖父下葬时，父亲跪在坟前，眼泪无声地流下来。那块他常坐的石头，后来成了我们祭拜时的标记。
母亲常说，我出生那年，家里像被暴风雨击打的破船，到处都是漏洞。可奇怪的是，我这个在动荡中降临的孩子，却仿佛带着某种特殊的生命力。母亲在楼上临盆时，楼下是滔滔淼淼的大水，楼上是新生儿响亮的啼哭。接生婆是个裹小脚的老太太，她一边帮我剪脐带，一边念叨：“这孩子命硬，生在风口浪尖上。”后来我渐渐明白，所谓“命硬”，不过是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拼命抓住一根浮木求生的韧性。
父亲在祖父去世后，像是突然老了十岁。他依然要去石门接受“改造”，但偶然回家后总会默默地坐在祖父常坐的那把矮凳上，一坐就是半天。后来，母亲说到那个时候的事情，总会告诉我，父亲经常梦到祖父，梦里祖父总是说“饿”。
1968年的冬天特别漫长。学校里的批斗会越来越频繁，父亲的名字时不时会出现在大字报上。还经常被罚站在高台上，胸前挂着“走资派”的牌子。寒风吹乱了他的头发，他却站得笔直，眼睛望着远处——那里是我们老家裡姜的方向。
从以后我与父亲断断续续的交谈中我感觉到，1968年像一道深深的刻痕，永远留在了我们家族的记忆里。汤礼伊老师的死、祖父的病逝、父亲的停薪、我这个在动荡中出生的孩子……这些碎片拼凑在一起，构成了那个特殊年代最真实的底色。
去年清明，我陪父亲回裡姜扫墓。祖父的坟头已经长满了青草，父亲蹲在坟前，掏出三炷香，点燃后默默无语。风吹过，香火摇晃，父亲的眼角闪着泪光。
站在2025年的门槛回望，那段历史已经过去了近六十年。时间总是在向前走，1968年那段岁月已经没有了任何痕迹。但在我心里，那些记忆从未褪色——它们像一块块沉默的石头，沉在岁月的长河底部，提醒着我们：历史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它是由无数普通人的悲欢离合编织而成的。我常常想，如果祖父能活到今天，看到现在的世道，该有多欣慰。他那个总爱说“知识改变命运”的儿子，最终还是把这份信念传给了下一代。而我，这个在1968年夏天出生的男孩，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下那一段历史，我不能记录下每一个瞬间，只是想说，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困境，而人们总是在困境中，努力寻找光亮。
我知道，有些东西一旦经历，就会成为生命的一部分，永远无法抹去。就像那年夏天的洪水，退去后会在土地上留下深深的淤泥，滋养着后来的庄稼。1968年教会我们最重要的一课，或许就是：在时代的褶皱里，普通人如何用最朴素的方式守护着尊严与希望。祖父用最后的力气咽下那苦涩的药片，父亲用一块手表换来体面的葬礼，母亲用15元生活费撑起一个家，而我——这个在风雨中诞生的孩子，用一声啼哭宣告着生命的顽强。这就是我们的故事，一个普通家庭在特殊年代里的生存实录。它不宏大，不壮烈，却真实得如同你脚下的土地，带着泥土的气息，和永不屈服的根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