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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二月末的风里已经裹着暖意，石门中小学的操场上，几株老樟树抽出了嫩绿的新芽，将斑驳的光影洒在青石板上。
父亲站在办公室窗前，望着远处的田野，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口袋里的车票——那是他和老同学徐文茂、好友许新民夫妇反复商量后定下的，从鹰潭到广州的硬座火车票。这个春假，他们四人将踏上人生中第一次远行，目的地是千里之外的花城广州。
“你真决定去了？”出发前夜，母亲把缝补好的蓝布书包递给父亲，里面装着换洗衣物和一本翻得卷边的《中国地图册》。父亲挠了挠头，鼻尖还沾着粉笔灰：“文茂说广州有全国最大的百货商店，新民媳妇想买台收音机听戏，我想着……总得出去看看。”母亲没再说话，转身往他帆布包里塞了两个煮鸡蛋和一包炒蚕豆，油纸包上还压着半块晒干的梅干菜——这是父亲最爱吃的下饭菜。
清晨五点的鸡鸣刚起，石门村的青石板路上就响起了脚步声。父亲和徐文茂背着帆布包，许新民夫妇提着小箱子，四人站在汽车站牌下等早班车。晨雾还未散尽，远处的山峦像蒙着轻纱，偶尔传来几声鸡鸣犬吠。
徐文茂掏出一包飞马烟，给每人递了一支：“听说广州的百货大楼又高又大。”许新民的妻子笑着接话：“如果有好看的衣服我就要买一件，你不准备给你的江老师买一件！”
父亲望着远处蜿蜒的公路，第一次觉得脚下的土地如此辽阔——他们要去的地方，是地图上画着红圈的“广州”，是父亲只在报纸上见过照片的“祖国南大门”。汽车在坑洼的土路上颠簸了四个多小时，才到鹰潭火车站。站台上挤满了背着大包小包的旅客，广播里传来普通话：“前往广州的旅客请注意，K23次列车即将进站.……”
父亲紧紧攥着车票，看着那列墨绿色的火车缓缓驶入站台，车头“人民铁路为人民”的标语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这是他第一次坐火车——硬座车厢里挤满了人，过道里堆着行李，邻座的广东人操着软糯的粤语和同伴聊天，父亲听不太懂，却觉得那声音像唱歌一样好听。火车开动时，父亲趴在车窗边，看着鹰潭的轮廓渐渐变小。田野里的油菜花一片金黄，像打翻了的颜料罐；远处的村庄升起袅袅炊烟，孩子们在田埂上追逐嬉戏。徐文茂拍着他的肩膀说：“等到了广州，咱们去珠江边看轮船！”
三天两夜的火车旅程像一场流动的盛宴。父亲第一次见到长江——当列车驶过时，他趴在车窗边，看着浑浊的江水奔腾而过，桥下有货轮缓缓航行，船舷上站着几个戴草帽的工人，冲着火车挥手。夜里，车厢里摇曳着昏黄的光，旅客们有的打盹，有的凑在一起聊天。父亲听着对面铺位的老工人讲广州的故事：“那儿的楼高啊，街上跑的汽车比咱们县的拖拉机还多……”当列车终于驶入广州站时，已经是第四天的上午。
春日的阳光温柔地洒在站前广场上，父亲仰头望着“广州站”三个大字，喉咙发紧——这座城市比他想象中还要繁华。他们住进位于越秀区的一家国营旅馆，许新民夫妇住一间，父亲与徐文茂老师住进一个房间，房间里有两张木板床，窗户正对着一条种满榕树的小巷。父亲躺在床上，听着窗外此起彼伏的自行车铃声和粤语叫卖声，怎么也睡不着。
下午，他们步行去了南方大厦——这座当时中南地区最大的百货商店，玻璃橱窗里陈列着各种从未见过的商品：上海产的“蝴蝶”牌缝纫机、北京产的“牡丹”牌收音机、广州产的"五羊”牌自行车……
父亲在无线电柜台前站了足足半小时，那台””“红灯”牌收音机正在播放《东方红》乐曲，硬塑料外壳擦得锃亮，旋钮转动时发出清脆的"咔嗒"声。“要一百零八块钱。”售货员微笑着说。父亲摸了摸口袋——这相当于他三个月的工资还要多。但最终，他还是咬了咬牙：“我要这台。”转身一看，徐文茂在一旁说：“老姜啊，你看，老许要买衣服了！
结账时，购物清单上的每一笔开销都让父亲心跳加速：收音机一百零八元，裤子十八条，给母亲买的真丝头巾六元，给学生们带的广州糖果十二元…….结账时，收银员用算盘噼里啪啦打了半天，最后报出的数字让父亲的手微微发抖：总共一百四十三元五角，相当于他四个月的工资。但当他把装着收音机的纸盒抱在怀里，把新裤子仔细叠好放进背包时，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感涌上心头——这是他第一次用自己的钱，为家人和自己买“奢侈品”。
接下来的几天，他们去了珠江边看轮渡，父亲站在甲板上，看着两岸的高楼大厦和穿梭的船只，第一次感受到了“大都市”的气魄；去了中山纪念堂，站在孙中山先生的铜像前，父亲仰头望着那庄严肃穆的面容，忽然明白了什么是“天下为公”；还去了越秀公园，爬上五羊石像，俯瞰整座城市的风景。许新民夫妻在南方大厦买了一台收音机，徐文茂则给自己添置了一块上海牌手表。回程的路上，父亲坐在火车硬座上，怀里抱着那只用报纸层层包裹的收音机。夜色渐深时，他悄悄打开纸包，拧开收音机的开关——清晰的播音声立刻充满了车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周围的旅客都投来羡慕的目光，父亲挺直了腰板，仿佛怀里抱着的不是收音机，而是一整个世界的精彩。
回到石门的那天傍晚，孩子们围在父亲身边，好奇地打量着那只崭新的收音机。父亲把它放在学校的广播室里，从此每天清晨，石门的居民都能听到从学校传来的新闻和音乐。
后来，父亲给我讲起那次广州的春天之旅——那趟改变他人生视野的旅程。他说，人要有眼界，要走出去才能看到更大的世界。
在石门中小学校的那些年，父亲与毕业生讲话时，总会提起那次广州之行。“那次远行让我明白，世界很大，但只要肯走出去、学回来，山沟沟里也能飞出金凤凰。”而事实确实如此。在父亲和他的同辈们的努力下，石门中小学逐渐成为全县的教育标杆。那些年，从石门走出的学生如同繁星般闪耀：姜秀红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入南昌二中，各科成绩都在95分以上；邹琴香被省水电学校录取；连岗勇、张志坚以优异成绩进入地区抚州一中，成为重点中学的骄傲。省地重点学校给石门中小学校寄来的贺信堆满了校长办公室的抽屉，那些信纸上写着：“贵校培养的学生基础扎实，素质全面，特此祝贺！”
更让乡亲们自豪的是，考上重点学校的学生不仅能享受’农转非"的待遇——农村粮变成城市商品粮，乡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还能获得全额助学金，在校学习期间衣食无忧；考师范的学生则通过推荐保送与考试相结合的方式，每班有两个名额，而石门考生总是能以超过录取比率的成绩脱颖而出。那些年，石门中小学校培养出的优秀学生数不胜数。汪兴明同学转业后分配在国务院工作，成为国家政策的制定者之一；黄文龙、李小星、郑小泉、许进良、周来发、熊生明、邹琴香、连岗勇等后来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省、地、县领导岗位上，为地方发展贡献智慧；更有像王国干、蒋克伯这样勤劳致富的典型。这些名字或许不为外界熟知，但在石门中小学校的历史上，他们如同璀璨的星辰，照亮了一代又一代学子的前行之路。
父亲的那台收音机还在，但已经发不出声音了，可我还是小心地把他收藏起来。我想，它的声音是我的父亲第一次触摸到的广阔世界，是使我的父亲眼界开阔的起点，更是我的父亲教书育人、激励学生的精神源泉。1964年的那场广州之旅，对于父亲来说，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春假旅游，更是一次心灵的远行。五个月的工资换来的不仅是一台收音机和一条裤子，更是一个山乡教师对外面世界的深刻认知，是一颗心胸从狭隘到宽广的蜕变，是一股工作干劲从平凡到炽热的升华。而这一切，最终都化作石门教育事业发展的基石，化作一代又一代石门学子走出乡村、改变命运的阶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