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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深时回裡姜，村口老樟的浓荫里总浮着若有若无的清香。我蹲在青石板上，看阳光穿过枝桠在“大夫第”斑驳的门楣上跳跃——这是父亲出生的老宅，门簪上“耕读传家”四个楷体已有些模糊，却仍能辨出当年的工整。父亲说，他出生那日是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五行缺土，乳名唤作“培”，官名姜敬群。那时节，姜家的天井里飘着苦楝树的碎叶，灶间米缸见了底，可太爷爷姜士林的牌位还供在中堂，墨迹未干的族规拓片在风里簌簌响。
要讲父亲的家世，得从太爷爷姜士林说起。他曾经是在汉口的江西商会会长，是姜家真正的创业者，裡姜人提起“笃厚公”，总要说“那是个把心血熬成灯油的人”。太爷爷年轻时走南闯北，见多了诗书传家的门庭，便想着在故里建座书院。他把自己在汉口做生意的钱捐出来，在村西头选了块背山面水的地。地基原是片荒坡，他带着族人挖泥搬石。书院落成那天，他站在台阶上念自己写的诗：“嘹亮书声透碧轩,客来叩户寂无喧。传家胰祗行三礼,立志尤宣守一言。好继缣缃承列祖,还看禁欲裕诸昆。十年树木恩先泽,桃李成翳阴子孙。”风掀起他的粗布长衫，院角的桂树刚打了骨朵，后来那树长得极盛，花开时满院碎金，书声便裹着花香飘出半里地。
碧阴书院不只是读书处。太爷爷定下规矩，族中贫寒子弟可免费来读，冬日送炭，夏日送粮。晨读《三字经》，午习算术，晚诵诗词。有年冬天特别冷，太爷爷让人买来棉花布匹等，给孩子们做了暖耳。如今书院只剩几堵断墙，墙根却总坐着晒太阳的老人。我想，他们一定能够听见风里的书声和当年是一个调儿。
太爷爷的心思不止在书院。他牵头重修姜氏宗祠，族里凑的钱不够，他他独自承担经费；修家谱时，他亲自核对每一代人的生卒年月，连嫁到邻村的姑婆都托人捎来回信；又置了二十亩众田，收的租子用来办义学、修桥铺路。最让里姜人念叨的，是那条直通浒湾的石板路。从前去浒湾要走泥巴道，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太爷爷带着族人挑石头、和砂浆，手被石子划得鲜血淋漓，却笑着说“这是给子孙铺的路”。路成那天，族里摆了三天流水席，敲锣打鼓从村头敲到村尾。“一请。二催。三上席”。至今村里还留着规矩：哪家有喜事，听见锣响就得备席，不到场的自己担着人情——这是太爷爷当年定下的“礼数”，他说“日子再难，礼不能废”。
太爷爷四十二岁那年去世。听父亲说，他是为生意积劳成疾。原本是每天咳嗽，他并不在意，还是在生意场上迎来送往，奔波在汉口、长沙、江西等地，最终在汉口去世。灵柩运回里姜那天，漫天都是细雪。曾祖母肖氏穿着素麻孝服，扶着棺材一步步挪进村。她的鞋跟沾着泥，鬓角的白发结着冰碴，却始终没掉过一滴泪。后来族里要劝她回汉口的娘家，她摇头：“我嫁的是姜家的人，要守着姜家的根。”那年祖父姜砚田才八岁。她守着几间老屋，种几亩薄田，白天纺线换米，夜里教祖父识字。有年大旱，田里颗粒无收，曾祖母翻出陪嫁的首饰去当，当票叠了一抽屉，却始终没动过太爷爷留给她的账本——那是太爷爷留下的生意往来记录，还有一些亲友的借款字据，她说“这是姜家的脸面”。曾祖母是在一九四二年去世，由于家境贫寒，她的灵柩在堂屋里停了三年，直到抗战胜利那年才落土安葬。
父亲的家族里，经商的基因像条隐秘的河，从曾外祖父那里就开始流淌。曾外祖父李财喜是南城万坊人，在浒湾开着间南杂店，货物从景德镇运到南昌，马队铃响能串起半条抚河。外公李麒龄更了不得，他和人合股开了“厚生祥油行”，占了三分之一的股份，又常年在上海和宁波跑生意。小时候父亲总翻他外公的旧账册，纸页泛着茶渍，写着“红烛三百箱，发往汉口”“桐油五十桶，转销杭州”。外公回来时总带些新鲜玩意儿：上海的月份牌、杭州的丝绸帕子。但商路从来不是坦途。父亲的叔外祖父李绍先在上海做颜料生意，赶上战乱货船被劫，血本无归；李绍兴改名李岐峻回了浒湾，在应钦中学小学部教书。姑母李月仙嫁去福建，姨父母徐福元、李宝珍在南城开米行，遇上兵荒马乱，米缸被抢，只能带着孩子逃到乡下。
最让父亲感慨的是姻公徐槐青。他的故事，总带着传奇色彩。他在南城西大街的作坊里生产的纸张，曾是赣东地区书院的指定用纸。这位商业巨子在南城西大街开着“恒源记”作坊，又在南昌做纸业生意。最令人称奇的是他与伪省长熊式辉对簿公堂的往事，据说官司一直打到南京总统府。父亲的这位姻公解放后担任了省政协委员，父亲说他晚年总念叨“做生意要守良心，做官要守国法”。1958年他去世时，灵堂里挂的不是挽联，是他当年状告熊式辉的诉状抄本——墨迹虽淡，却写满了商人的骨气。
父亲幼年最亲的是舅舅李小宝。舅舅比父亲大两岁，总带着他在浒湾的青石板路上跑，看油行的伙计搬油桶，听码头工人喊号子。1949年深秋，舅舅跟着部队去了台湾，可这一别，竟是永诀。
父亲说，他的童年是闻着药香、听着算盘声长大的。祖父姜砚田守着几亩薄田，租子勉强够糊口；祖母李瑶珍纳鞋底、补衣裳，把每一文钱都掰成两半花。可家里的老书箱总敞开着，《唐诗三百首》《朱子家训》就放在最上层。父亲的外祖父教他认“人”字，说“人字两笔，一笔写担当，一笔写良心”；外祖母缝补时总哼着童谣，平时给他讲《山海经》的故事。
如今里姜村变化很大，每年清明，族人还是会聚在宗祠，烧一炷香，念一遍族规；敲锣开席的习俗还在，哪家娶媳妇，锣声一响，全村的桌子都凑了过来；父亲至今保留着外公的旧账册，说“这是姜家和李家的交情，不能丢”。站在“大夫第”的院子里，我望着村口的老樟，它的枝桠间仿佛还飘着当年的书声。父亲说，太爷爷当年建书院，是希望家族的子孙“腹有诗书”，是要我们“不忘根本”；太爷爷的格局、太外公的商路，都在说“人走得再远，根要扎在土里”。
我的父亲姜敬群就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他常说起童年时蹲在灶台边，看母亲李瑶珍用米糠熬粥的情景。那些金黄色的粥汤在粗瓷碗里晃荡，倒映着母亲疲惫却温柔的眼睛。
外祖家是父亲重要的庇护所——那位在上海滩经商的舅公李绍先（李岐峻），每次回乡都会给这个聪明伶俐的外孙带些新奇玩意。我见过父亲珍藏的一个小算盘，据说是他十岁生日时舅公所赠，算珠被摩挲得发亮，见证了一个没落家族子弟对知识的渴望。
父亲说过，最令人唏嘘的是叔外祖父李绍兴（寿龄、李岐峻）兄弟。他们飘忽不定的工作经历，折射出那个动荡年代知识分子的困境。这位在特殊时期更名为“岐峻”的知识分子，其人生轨迹恰如他改名时所寓意的“歧路求峻”。
而父亲的舅舅李小宝，那个比父亲年长两岁的人，1949年去了台湾的故事，始终是家族避而不谈的话题。
如今站在裡姜村的门楼前，檐角的风铃叮咚作响，恍惚间与记忆里祖父讲述的书院读书声重叠。那些石板路上的凹痕，是岁月留下的指印；祠堂天井里的一砖一瓦，都镌刻着姜氏族人的悲欢。父亲晚年总爱坐在堂屋的摇椅上沉思，望着大门外的远处出神。有时，他与我说起家族的故事，我总觉得五行缺土的父亲最终用自己的一生补全了这份缺失。他像太爷爷当年铺设石板路一样，在贫瘠的生活中夯实地基；如肖氏太奶奶守护幼子一般，精心抚养我们兄弟姊妹五个成人。如今，我总会想起父亲常说的那句话：“生命不会辜负认真生活的人。”
回忆父亲，那些飘散在生活尘埃中的往事，终将在我的记忆里生根发芽。在回忆中，我不断的回忆起自己陪父亲走过的路，那些过去日子，与那些早已远去的祖先身影叠在一起，融入这片他们用生命耕耘的土地。风掠过老樟的枝叶，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极了当年碧阴书院里的读书声。那些在岁月里离散的人，那些没来得及说完的话，都藏在这声声书响里，藏在石板路的纹路里，藏在我们的骨血里。父亲的名字“敬群”，或许就是祖父的期待——敬祖训，敬家国，敬这绵延不绝的烟火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