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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县教研室师训班奉命搬迁到原县委党校办公。我随着父亲住进了一座木板楼房的二楼的一间大房间里。房间里有两张木床、一个书报架和堆到天花板的装书箱。
彼时的中国正处于特殊历史时期的转折关头，教育领域亦在摸索前行，教育改革浪潮中，“学工学农”口号震天响，物理课不再空谈理论，而是要教会学生认识柴油机的飞轮转速、电动机的线圈缠绕、拖拉机的档位变换和水泵的扬程原理。“三机一泵”（柴油机、电动机、拖拉机与水泵）作为工农业生产的基础技术被纳入物理课程体系，成为教育改革的重要成果。父亲敏锐地捕捉到这一信号，在教研室师训班迁址之际，果断提出开设“三机一泵”与“三员一士”（农机员、水利员、畜牧员与赤脚医生）国术教师培训班的构想。消息传开后，整个县城的教育界为之震动。筹备工作紧张而有序地展开。
父亲从“共大”找来一台老式柴油机，缸体上黑漆漆的，却仍能看出“农业学大寨”的字样。“就用它上课！”他拍着机器对围过来的教师们说，“理论要扎根泥土，知识得长在田埂上。”开班那天，大礼堂围满了人。大都是各公社选送的民办教师、生产队技术员。父亲从“共大”请来的一个老师站在柴油机旁边，背后的黑板用彩色粉笔画着柴油机剖面图：“今天不讲大道理，先摸摸这铁疙瘩的心脏。”他拧开机油盖，让人凑近闻那股混合着金属与柴油的气味：“记住这味道，以后我们教学生，得让他们知道机器是热的。”学员们围在一起，看着他用扳手拆解零件，耐心地解释每一个部件的功能。“这是曲轴，相当于机器的心脏；这是活塞，就像人的肺部呼吸。”他的比喻生动形象，引得学员们连连点头。除了机械操作，父亲还邀请了县农技站的技术员来讲解水泵的使用与维护，甚至组织学员前往附近的农场实地开拖拉机。
还有“三员一士”的国术教师培训。所谓“国术”，并非今天我们看到的武侠小说里的功夫，而是结合当时生产需要的实用技能——包括赤脚医生基础、农业技术推广员常识、会计记账法和民兵训练基础。父亲请来了县里的“土专家”：有老农机厂的钳工师傅；有对水利灌溉的计算公式倒背如流的人；还有从生产队请来的扶犁倒耙的高手。
更让父亲挂心的是地区教研室的“三个一百篇”任务——一百篇批判文章、一百首革命儿歌、一百篇民间故事，要汇编成册指导基层教育。“这不是简单的凑数。”父亲在编委会上敲着茶缸，“批判要戳中形式主义的痛处，儿歌得让小伢仔听得懂、记得住，民间故事要挖出劳动人民的智慧。”
编委里有当时全省著名的作家吴南凯，还有杨云生老师、傅南轩老师、林武清老师、供祜老师、汪文灏老师、张应祥老师等人，他们各司其职，共同打磨这套凝聚集体智慧的教材。
那时候的我常常看到他们围绕在二楼的大办公室里。一些儿歌就是那时候记得的：“月光光，照机房，爸爸修机柴油响”“小水泵，嗡嗡唱，浇得禾苗绿汪汪”“铁家伙，力气大，不用喝水不用怕，只要按下启动钮，轰隆隆，把田耙”“小镰刀，割稻忙……”
最花心思的是批判文章。当时有些学校还在搞“忆苦思甜”代替正常教学，父亲带着大家跑了很多公社，听老贫农讲“当年吃野菜”的真实经历，也记录“现在小伢仔连算盘都不会打”的焦虑。最终成文的《从“忆苦饭”到“算盘课”》，既肯定了艰苦教育，又指出脱离实际的弊端，发表后被好几所学校当作整改参考。汇编成书那天，陈祥贵老师设计的封面让我直咂舌：底色是金黄的稻穗，上方飘着红绸带。
当第一批印刷品从印刷厂运抵时，父亲小心翼翼地翻开那散发着油墨清香的书页，眼中闪烁着欣慰的光芒。这套教材不仅得到了上级部门的高度评价，更在实际应用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中九首儿歌凭借其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积极向上的主题，成功入选省出版社的儿歌集；多篇批判文章和民间故事也被省级报刊摘录发表，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每当收到来自外界的赞誉信件时，我的父亲总是淡然一笑：“这都是大家的功劳。”
父亲生前常对我说：“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是塑造灵魂的过程。”在他的感召下，一批优秀的教育工作者聚集在他身边，我也有幸认识到一些颇有才华的长辈，他们在我以后得成长过程中，大都被我作为人生的榜样，让我立志去追求他们，成为他们。
如果说教学改革是父亲扎根土地的实践，那么教育交流则是他放眼世界的窗口。1974年，父亲带领县教育参观团前往福州取经。一群穿着灰布衣衫的教育工作者站在福州某重点小学的教室里，仰头看着墙上贴满的学生科技小制作，父亲的手指轻轻抚过展柜里的水力模型，眼神亮得像星星。回来后他兴奋地跟逢人就说：“人家那才叫学以致用！”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1974年下半年。在地区教研室王士恭主任的带领下，父亲与抚州地区各县教研室主任一同前往吉安、井冈山、赣州等地考察学习。这是一次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的教育巡礼。他们沿着红军的足迹前行，从吉安的“耕读小学”到“井冈山的红色教育基地”，再到“赣州的农业技术培训学校”，他们白天听课记录，晚上围坐在招待所的煤油灯下讨论。父亲在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满了要点：“井冈山小学用革命故事编数学题”“赣州农校把课堂设在田地，学生边种地边学土壤学”。每到一处，都认真听取当地教育部门的汇报，参观特色鲜明的学校，与一线教师面对面交流。
在井冈山，父亲站在黄洋界哨口，望着层峦叠嶂的群山，思绪万千。他意识到，教育同样需要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需要在困境中开辟新路。
带着思考，父亲回到县里后立即行动起来。他在石门公社召开了全县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经验交流会，会场设在生产队的晒谷场上，用竹竿和油布搭起简易主席台。来自全县各地的教育工作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如何提升农村教育水平。会上既有民办教师的发言，也有老农的掏心话：“我们盼着学校能教小伢仔认得农药瓶子上的字，算得清工分账。”父亲认真听着，不时在本子上记录。
随后的现场会更务实——他带着参会者走进教室，指着缺腿的课桌说：“全县有多少这样的桌凳需要修补，各公社要列出清单”；‘四场三室’（实验室、图书室、体育器材室，加上农场、林场、饲养场）必须落实，不能只是光说说。”
我的父亲对“忆苦思甜”和“做田打工”有自己的一套做法。过去有些学校把教育简化为开批判会、让学生下田干活，父亲在会上直言：“教育不是哭穷，也不是代替劳动，是要让孩子们既有家国情怀，又有真本事。”
他还根据上级文件精神提出民办教师工资要实行“同工同酬”，经过多次调研，最终推动县里出台政策，将民办教师的补贴与公办教师挂钩，按课时量和工作量核算。
会后，父亲马不停蹄地投入到各项工作的落实中。他协调各方资源，为缺桌少凳的学校调配木料，组织木匠师傅加班加点赶制课桌椅；他推动协调民办教师工资待遇问题；他还亲自督导“四场三室”的建设进度，定期检查验收。在他的努力下，全县的教育面貌逐渐焕然一新。
多年以后，当我回望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总会想起父亲相册里那张老照片：他站在县委党校旧址的楼房前，那时的他，用双肩扛起了教育的重担，用双手托起了明天的希望。他的故事，是那个特殊年代无数教育工作者奋斗历程的缩影，更是一曲献给教育事业的永恒赞歌。
岁月流转，当年的县委党校早已改建成了现代化的二中校园，而父亲当年播下的教育种子，已然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每当走过那棵见证历史的梧桐树，我仿佛还能听见他爽朗的笑声，看见他忙碌的身影——一个永远行走在教育路上的拓荒者，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着属于自己也属于时代的华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