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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就是在这片喧嚣的沉寂里，推着那辆老旧的“永久”牌自行车走进家门的。车把手上挂着的黑色人造革公文包，比往日显得更沉些。他没有像平常那样先去擦把脸，而是就着院子里那张斑驳的竹椅坐下，从包里慢慢掏出一份红头文件，递到母亲面前。
光线已经有些暗了，母亲凑近了，一字一顿地念出那个标题：“关于成立县教育局勤工俭学办公室的通知”。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是关于父亲的任命。父亲没多说话，只深深地吸了一口母亲递过来的卷烟，烟雾缭绕中，我看见他眉宇间锁着一丝从未有过的、混杂着亢奋与沉重的神色。
那一年，我已然能感知到，一个叫作“改革”的巨浪，正用它那潮湿而陌生的气息，拍打着我们这个小城，以及我们这个寻常人家的屋檐。那时的金溪，还是个蜷缩在赣东山水里的小县城，青石板路窄窄的，两旁是带木排门的旧铺面。但街角巷尾，已然能听见一种崭新的、充满力量的腔调。县委书记黄俊秀同志在大小会议上的那句名言，像口号，又像鞭子，抽打着许多人的神经：“在位子，就要搞票子，搞不到票子，就得让位子。”这话干脆、利落，甚至有些刺耳的锋利，全不似以往报告中那些四平八稳的官样文章。
教育局长邓立权，正是被这阵风吹得心潮澎湃的人。他是个精力旺盛、敢想敢干的实干家，仿佛浑身上下都憋着一股要“搞票子”的劲儿。在他的擘画下，教育系统这台以往只围绕着课本和黑板转的机器，突然发出了隆隆的、属于经济领域的轰鸣。文教用品商店、电器修理部、防水材料塑料油膏厂、联办照相服务部……一个个崭新的招牌，像雨后的菌子，在县城各处冒了出来。
邓局长的蓝图远不止于此，他的指令下达到各级学校：办砖瓦厂、豆腐坊、粉笔厂；开辟农场，种茶、养鱼、饲猪、植花木。一时间，“勤工俭学”这四个字，成了金溪教育系统最时髦、也最沉重的词汇。我的父亲，这位新上任的勤办主任，便是在这片喧腾的热浪里，被推到了潮头之上。
我见过父亲和邓局长一起工作的情景，邓局长挥舞着手臂，话语像出膛的连珠炮，描绘着诱人的前景；父亲则多是沉默地听着，偶尔在本子上记下几笔，间或插问一两个关于成本或销路的实际问题。
勤办的工作，绝不只是坐在办公室里画蓝图。父亲的足迹，开始印在许多我那时觉得遥不可及的地方。他和同事付美琪老师、麦永基老师，带着本地产的塑料油膏和校办服装厂的样品，挤上南下的绿皮火车，去了广州，生平第一次走进了万商云集的广交会。他们又去了深圳，那个传说中的“特区”，参观学习，研讨取经。他还去了瓷都景德镇考察油膏工艺，去了上饶了解服装厂的开办流程，去了省城南昌咨询办砖厂的技术难题，还远赴以勤工俭学闻名的浙江东阳，去取真经。
父亲的眼界开阔了，但一种无形的、被时代快车甩在身后的疲惫感也油然而生。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金溪的天地，似乎也正被努力地撬动着。地区教育局组织了勤办工作大检查，省教委在省展览馆举办了规模盛大的勤工俭学产品展销会，父亲带着我们县的产品去参展。不久，省教委又在弋阳县开了现场会，据说那里的学校办得有声有色。
形势逼人，金溪的勤工俭学工作，在邓局长的雷厉风行和父亲等人的奔波操持下，看上去正热火朝天、有条不紊地推进着。学校的农场里，秧苗绿了；小工厂里，机器响了。然而，潮水之下，暗流早已涌动。一种声音，像江南梅雨季潮湿的霉菌，在角落里悄悄滋生、蔓延。在一些公开或私下的场合，开始有人议论：“学校不抓教学，整天鼓捣这些生意经，像什么话？”“这是不务正业！”“娃娃们的前途都要被耽误了！”这些议论，起初是窃窃私语，渐渐汇成了不小的声浪。“勤工俭学”这项本是出于弥补教育经费不足、锻炼学生实践能力的探索，在一些人眼中，成了“不抓主业抓副业”的歪门邪道。观念的冲突，如同两股方向相反的水流，在金溪这块小小的水域里激烈地博弈、冲撞。风暴的到来，往往毫无征兆。大约是一年后的某个普通日子，一项人事任命的通知，像一块冰冷的巨石，砸破了表面的平静：邓立权局长被调离了教委。没有隆重的送别，甚至没有一句明确的解释，那位曾经意气风发、试图以一己之力撬动局面的局长，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他的战场。他像一位壮志未酬的先锋官，倒在了旧有观念构筑的壁垒前。
新接任的局长，很快另起炉灶，成立了一个新的“勤工俭学领导小组”，由余国祥同志负责。而我的父亲，他获得的指示是“负责处理勤办遗留问题”。“遗留问题”这四个字，像一盆冰水，浇熄了所有残存的热情。它意味着，那段轰轰烈烈的开拓史，被正式宣告终结，而收尾、擦净、结算的工作，落在了父亲的肩上。那一刻，我在父亲脸上看到的，不是愤怒，也不是委屈，而是一种极深的、被抽空了力气的寥落。他像是一个精心搭建了一座楼阁的建筑师，楼阁未成，却被命令去拆除地基，并清理掉所有的砖石瓦砾。
此后的日子，父亲的工作内容彻底变了调性。曾经的开拓之旅，变成了追索与清算的跋涉。他同有关人员奔赴浙江杭州、东阳，去催收服装厂一笔笔如同陷入泥沼的账款；他频繁地出入县百货公司、县工商银行，与教委的其他职能部门一笔一笔地结清往来款项。我见过他和财务股的舒道义股长一起对账的情景，算盘珠噼啪作响，声音清脆，却带着一丝寒意。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不再是希望的种子，而是需要一一封存的过往。更艰巨的任务，是带领工作组远赴宜昌、万县、重庆等地，去收回那些早已发出去的货物的货款。那是一次次陪尽笑脸、磨破嘴皮的旅程。父亲回来后，总是格外沉默。所有收回的钱款，都由会计麦永基老师一笔笔盘点清楚，然后正式移交给教委财务股。
移交清单上的签名，像一道封印，终结了一个时代。最让家人感到不安的，是那批“广东旧彩电”的问题。这桩父亲经手过的业务，不知怎的成了话柄，最终惊动了检察院和法院，立了案来调查。那段时间，家里的空气几乎凝固了。母亲忧心忡忡，背地里不知抹了多少回眼泪。我时常见父亲独坐在黑暗中，烟头的红光一明一灭，映着他紧蹙的眉头。调查的过程是漫长的煎熬，好在最终水落石出，结论是“教育局越权之过失，一概与我的父亲无关”。一纸文书，洗清了嫌疑，却洗不掉那段时日笼罩在全家人心头的阴霾与屈辱。
风波过去了，但有些东西，已经彻底改变了。那个冬天显得格外寒冷。我记得一个夜晚，父亲又一次在书桌前坐到很晚。他没有看文件，只是静静地坐着。最后，他铺开信纸，开始写信。煤油灯的光将他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投在墙壁上，像一个沉默的问号。我知道，他是在写工作调动申请。信里的措辞想必是委婉而克制的，但我知道，其核心只有一个：离开。这不是畏难，更不是退缩，而是一种对自身尊严的维护，一种对无谓消耗的终止。他用自己的方式，为这段充满理想、激情、困惑与失落的“勤办”岁月，画上了一个句点。……
许多年过去了，父亲偶尔聊起旧事，他很少再提及一九八四年的那些波澜。但我知道，那段记忆并未消失，它只是沉入了岁月的河床，成了他生命年轮中一道深刻的、无法磨灭的刻痕。
今日的金溪，街道宽阔，楼宇林立，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一九八四年的那些砖瓦厂、服装店、塑料油膏，连同那句“搞票子、让位子”的犀利口号，都已被时光封存，成了特定年代的一则注脚。但于我而言，它们从未远去。它们是我理解父亲那一代人如何被时代浪潮所裹挟、如何奋斗、如何困惑、又如何默默承受的一把钥匙。那不仅仅是一段工作经历，那是一代人用他们的理想、汗水甚至委屈，写下的一篇独特散文，散佚在历史的角落里，唯有亲历者及其后人，方能于无声处，听见其深长的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