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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夏，蝉鸣像烧红的铁丝般烙在浒湾藠岭大队的每一片树叶上。我父亲蹲在村口的老樟树下，看着工作组组长王龙仙把“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标语贴到祠堂斑驳的砖墙上。那年，作为县基本路线教育工作组的成员，我的父亲被分配到这个小山村的日日夜夜，后来都成了他记忆里最清晰的底片——尤其是那个躲在田塍边看书——被罚跪的青年小王。
那是个闷热的午后，知青点的黄烟味混着稻田的泥腥气在空气中发酵。父亲跟着工作组巡田时，远远望见一块刚插完秧的田塍上，有个瘦小的身影正佝偻着背。走近了才看清，是村里出了名的“黑五类子弟”小王——他哥哥去年因“反革命言论”被带走，又加上家庭是地主的身份而成了“重点监控对象”。按当时的说法，这种家庭出身的人，连锄头把都该拿得比别人矮三分。可这个小王却总爱在出工间隙掏出一本皱巴巴的书。那天他躲在田埂边的树阴下，裤腿上还沾着星星点点的泥点子，却把书页捂得严严实实，像是捧着什么稀世珍宝。
一个驻队干部的呵斥声就是在这时炸开的：“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劳动时间看什么书？这是腐蚀革命群众！”父亲记得很清楚，那个干部让小王跪在刚犁过的田塍上，脖子上挂了块木牌，上面用毛笔写着“抗拒改造”四个黑字。烈日晒得田泥发烫，小王的膝盖很快渗出血珠，可他始终没放下那本书——后来父亲才知道，那是本翻烂了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父亲盯着小王颤抖的脊背，默不出声，然后皱着眉头走开了。
真正认识小王是在半个月后。父亲在村部出墙报——画的是“农业学大寨”的丰收图，红彤彤的麦浪里藏着几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标语。正画着，听见身后有窸窸窣窣的脚步声。是小王。他站在墙报前看了很久，手指轻轻抚过那些用排笔写的美术字，却始终没说话。父亲注意到他的蓝布褂子洗得发白，袖口补了好几层，却洗得干干净净，连领口的扣子都系得整整齐齐。“怎么没见你去考民办教师？”父亲随口问。话刚出口就后悔了——这个问题在当时太敏感。果然，小王猛地抬头，眼眶瞬间红了。他张了张嘴，却只发出一声短促的抽噎。站在旁边的赤脚医生王维新叹了口气：“他家里成分不好，连民办教师的名额都轮不上。”父亲望着墙上自己刚写的“知识青年要扎根农村”的标语，突然觉得那些字像针一样扎眼睛。他蹲下来，拍拍小王的肩膀：“晚上来大队，我这儿有几本旧书。”
那天晚上，小王真的来了，却始终不敢进屋。父亲从桌上拿起几本书——《把一切献给党》《红岩》，还有半本缺页的《红楼梦》。小王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像饿极了的人看见馒头。但真正让父亲下定决心的，是第二天小王塞给他的一沓纸——四张解放初期的选民证，上面清晰地印着他父亲的名字。“我爹以前的选民证……”小王声音很轻，“可他们说我家是地主......”我的父亲当时就很吃惊，拍着小王的肩头说：“选民证先放在这里，明天我要去查落实。”
第二天一早，我的父亲就找到工作中组长王龙仙把事情陈述清楚，他们当场商量并表态要弄清小王的成分问题，给他以出路。
经研究，依据小王交给我父亲的其父亲的解放初期的四张选民证，派我的父亲与大队副书记余福盛到县档案馆查档。按规定，解放初期如果是地主分子便没有选举权。所以我的父亲对此有了极大的疑问。
查阅的结果，土改时，小王的婆婆在世，他父亲是工作干部，地主帽子是戴在其叔叔的头上，小王不属于地主子女。我的父亲把档案内容抄录下来，并由档案馆加盖了公章认定属实，带回公社，为小王的身份澄清了事实，小王终于有机会成为一位民办教师了。
1977年的春天，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整个浒湾藠岭都沸腾了。但“黑五类”是没有报考资格的，而小王也因为成分问题解决了，顺利地获得了报考的资格。然而，第一年高考，小王没有考上。我的父亲听说小王因为没有考上大学而精神沮丧就特意去鼓励他“别灰心，”父亲给他打气，“你作文写得那么好，再补补数学就行。”
为了让小王有更多学习机会，我的父亲专门去找了浒湾中学的饶德顺校长，请学校给小王一个旁听生的机会。听了情况后，饶校长二话不说：“让他来当旁听生吧。”那半年里，父亲成了小王的“编外辅导员”。父亲还托县城的朋友寄来最新的复习资料。又请民办教师许安时给小王补数学课。第二年高考，当江西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寄到村里时，整个藠岭大队都轰动了。小王去读大学前与父亲告别，动情地说：“姜校长，没有您，我可能这辈子都……”我的父亲摆摆手，“这只是我作为一个老师的职责。”
小王上大学，一直到参加工作后，都会经常给父亲写信。后来有人问起这件事，父亲总是笑着说：“我不过是个教书的，能帮一个孩子读书，算什么大事？”但在我心里，那些夏夜里的煤油灯，田塍上被晒得发烫的膝盖，还有档案馆里泛黄的纸张，都像一颗颗种子，在岁月里长成了参天大树。我忽然明白，父亲当年做的，不仅仅是为一个青年洗清冤屈，更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守护了一簇不肯熄灭的火种。那簇火种后来照亮了无数人的路，就像现在，它依然在我的记忆里，温暖而明亮地燃烧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