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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的腊月，寒风像刀子一样。父亲后来对我说，那个冬天，屋檐下的冰凌足有一尺长，池塘结了厚厚的冰壳，连村口那棵老樟树的枝桠都压得低低的，仿佛随时会折断。这样的天气，自然无法开工。
天寒地冻，修路的工地无法开工，我的父亲又回到学校劳动。他在那里砍柴、挑粪、种菜。寒假来临，学校里只剩下父亲和另一个被改造对象陈伯之老师守校。他们两人白天打扫校园，夜里轮流值班看管校产。大年二十九那天，父亲蹲在教室后墙根下抽着烟，看着远处村庄里飘起的炊烟，突然对陈老师说：“明天就是除夕了。”陈老师点点头，没说话。
人逢佳节倍思亲。这句话父亲后来常挂在嘴边。第二天下午，父亲和陈伯之老师硬着头皮去了公社革委会请假要回家过年。革委会办公室里生着一个炭炉，但屋里依然冷得像冰窖。他们等啊等，从上午等到下午三点，才终于拿到批条。父亲攥着那张皱巴巴的纸，手指都有些发抖。回家的路有七十多里。
父亲和陈老师出了公社大门就开始小跑，鞋底碾过冻硬的土路，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到了琅琚公社，天已经黑了，远远就听见此起彼伏的鞭炮声——那是人们在“还年福”。空气中飘散着硝烟和油炸食品的气味，让父亲的胃一阵抽搐。他加快了脚步，路上看见供销社大门还没有关，有个小孩举着一挂小鞭炮跑过，笑声清脆得刺痛了父亲的心。天渐渐黑了下来。从琅琚到枫山到坪上到下陈家再到裡姜，这段路还很长。还没有到坪上的时候，远远近近已经完全暗了下来。父亲摸出口袋里那盒火柴，抽出一根火柴划亮——这是他仅有的光源。火柴的光芒只能照亮眼前不到一米的路面，他看清脚下的路，定了定神，就向前跑去。一根接一根地划火柴，手指很快就被磷火烫得发红。
跑到下陈家村口时，火柴盒已经空了。四周黑得像泼了墨，只有远处一户人家窗口透出微弱的灯光。父亲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上前去敲门。门“吱呀”一声开了，露出一张满是皱纹的脸——是文驼子叔。这位老人在村里以吝啬著称，平时很少与人来往。父亲说明来意后，文驼子叔愣了一下，转身进屋，拿出一盏马灯递给父亲。“油不多了，”文驼子叔嘟囔着，“省着点用。”父亲接过马灯，手都在发抖。昏黄的灯光驱散了黑暗，也温暖了他的心。他向文驼子叔道谢，快步往家走去。
马灯的光圈在冬夜的田野上摇曳，像一颗飘忽的星星。当这盏珍贵的马灯照亮裡姜村口时，已经是深夜十二点多。父亲站在自家门前，犹豫着要不要叫门——他不知道家人是否已经睡下，更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自己这么晚才回来。然而，门很快就开了。原来，全家人都没睡。太外婆听说有人敲门，第一个爬起来；接着是祖母、母亲，连年幼的我和哥哥姐姐们都揉着眼睛出来了。屋里的年菜几乎原封未动地摆在桌上——因为父亲白天没回来，大家都以为他还在牛棚里受苦，连过年的心思都没有了。
父亲放下马灯，一把抱住我。我闻到他身上浓重的寒气和烟味，混合着马灯燃油的气息。随后，全家人都围了上来。太外婆颤巍巍地摸着父亲的脸，祖母忙着端来热水，母亲则去重新加热那些已经凉透的菜肴。那顿年夜饭吃得特别安静，又特别温暖。父亲挨个见过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四代同堂的亲人们脸上都露出了久违的笑容。父亲从贴身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里面是他省下来的几块糖果，分给我们这些小孩子。酒是父亲从石门村小学附近的小店里买的，还有一包“庐山”牌香烟，花了他二角八分钱——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他平时抽的都是八分钱一包的“经济”牌，偶尔要求人时才舍得买一角三分的“勇士”。但那天晚上，父亲喝了一斤烧酒，抽了一包“庐山”牌香烟。酒意上来后，他的话也多了起来，讲起了在牛棚里的日子，讲起如何和陈老师一起修缮漏雨的屋顶，讲起他每天最盼望的就是能抽上一根烟。母亲在一旁悄悄抹眼泪。她身上穿的衣服已经是补丁叠补丁，袖口已经磨出了毛边。但此刻，她忙着给每个人盛饭，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容。
按照老家的规矩，年夜饭后要给全家老小发压岁钱。父亲的钱不多，都是从他每月十五元生活费里省下来的。他给了太外婆和祖母每人两角钱，给叔叔和姑姑每人一角，我们小孩子每人五分。最后，他把剩下的钱都给了母亲，说："给你，买点布料，给孩子做件新衣裳。"母亲推辞着，但父亲坚持要给。那几张皱巴巴的钞票，在煤油灯下显得格外珍贵。
夜深了，该睡觉了。但谁都不想睡，都想和父亲多待一会儿。最后，还是在太外婆的催促下，大家才陆续回房。
正月初一一大早，父亲早早起来放了鞭炮，开了“财门”。村里的人们听说父亲回来了，都纷纷前来道贺。有人带来自家做的米糖，有人拿来炒好的花生、豆子，一时间，我们家的屋里挤满了人。父亲忙着招呼客人，脸上洋溢着难得的笑容。
中午，母亲做了丰盛的午餐。父亲破例喝了半碗米酒，脸红扑扑的。饭后，邻居家的孩子们跑来串门，父亲从口袋里摸出几颗水果糖分给他们——那是他特意给我们几个小孩留的，但最后还是分光了。
正月初二的早晨，父亲早早起来，母亲给他准备了路上吃的干粮：一包炒花生，还有用油纸包着的几块豆腐干。母亲送他到村口，看着父亲的身影在晨雾中越来越小，依然不舍得回家。
父亲后来告诉我，那天他走得很慢，时不时停下来回望。走到琅琚镇时，又听到了鞭炮声——那是另一个村庄在过年。他突然觉得鼻子发酸。回到石门中学后，父亲继续他的劳动改造生活。但那个春节的记忆，却永远留在了我们全家人的心里。多少年后，每当父亲说起那盏马灯，说起那个特别的除夕夜，他的眼睛就会亮起来，仿佛又看见了文驼子叔家窗口的灯光，又听见了全家人围坐在一起的热闹声响。而母亲总会说，那个夜晚，父亲喝酒时眼角是闪烁着泪光。那个特殊的年夜饭让我们全家人围坐在煤油灯下，拥有了一份久违的温暖与安宁。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岁月里，一盏马灯、一顿年夜饭、几颗水果糖，就足以照亮一个家庭的整个冬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