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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的早春，赣东大地还裹着料峭寒意，父亲背着半旧的蓝布包袱，踏上了前往抚州师范的求学之路。那一年他刚满十六岁，眉眼间还带着少年的青涩，却已怀揣着对未来的朦胧憧憬。简师班——这个特殊的试验班，将用四年半的时间，在这群年轻人心中播下教育的种子。彼时的抚州师范，前身是临川师范学校，此时，像一株破土而出的幼苗，在战后的土壤里倔强生长，而我的父亲，有幸成为这里的一员。
父亲曾经多次给我提到抚州师范。他说他清楚记得第一次走进抚州师范校门的情景。所谓“校门”，不过是孔庙斑驳的红墙下一道简易的木栅栏。那时的教室，一部分设在孔庙的大成殿里，阳光透过雕花窗棂斜斜地洒在课桌上，与孔子画像的慈祥目光一同注视着这些未来的教师；另一部分则在泰山背的山坡上，临时搭建的茅草屋里，冬天冷风穿堂而过，夏天则闷热难耐。“黄宜福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父亲回忆时，眼睛里总闪烁着特别的光彩，“他教我们国文和心理学，讲《岳阳楼记》能让你仿佛站在洞庭湖边看浊浪排空。”黄老师是那个年代典型的知识分子，身材瘦削，但目光温和而坚定。后来父亲才知道，这位看似普通的老师，曾辗转多地坚持办学，是经过思想改造后留下来的“宝贝”。像黄老师这样的教师，在抚州师范比比皆是——他们或精通数理，能在黑板上徒手画出完美的几何图形；或擅长音律，随手拿起粉笔就能在黑板上画出标准的五线谱；更有几位老师，解放前曾在北平、上海的大学任教，因种种际遇来到这所师范学校。
学校的物质条件之艰苦，是今天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校舍像候鸟般年年迁徙：春天在孔庙背后的旧厢房，夏天搬去天主堂腾出的侧屋，秋天又挪到避火礁的仓库改建教室，冬天则在新市场的民房里继续上课。最让父亲难忘的是冬天上课的情景——没有暖气，学生们轮流到校外捡拾枯枝，在教室角落垒个小火炉。但往往炉火还没烧旺，下课铃就响了，于是下一节课的学生接着添柴，那簇微弱的火苗就这样在课间艰难地延续着。然而物质的匮乏并未消磨精神的富足。每月九元的伙食费，让这些来自农村的孩子能吃上相对稳定的饭菜：早餐是稀饭配咸菜，午餐和晚餐总有几勺荤腥，通常是豆腐或偶尔的猪肉。书本费学杂费全免，政府按月发放的生活补贴足够应付日常所需。父亲说，那时最幸福的时刻，是晚饭后和同学们坐在孔庙前的石阶上，就着月光朗读新学的课文，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犬吠，近处则是此起彼伏的诵书声。
抚州师范的教育方针，在今天看来仍具有超前的前瞻性——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小学教师。他们学习地课程除了语文、数学等基础学科，还有教育学、心理学、学校卫生基础知识、教材教法等专业必修课。更令人惊讶的是，当时的师范生就要学习"五步教学法"（预备、提示、比较、总括、应用）——这种源自苏联的先进教学理论，通过教师们的消化吸收，被生动地传授给这些未来的教育工作者。“我们不只是坐在教室里死读书。”记得父亲说这话时，总会不自觉地挺直腰板，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充满活力的年代。
学校的第二课堂丰富多彩得令人惊叹：美术班里，学生们对着孔庙的飞檐画素描；体操队在天主堂前的空地上翻腾跳跃；篮球队在新市场的泥地球场上挥汗如雨；合唱队则常常把大成殿变成音乐厅，歌声穿过古老的窗棂，惊起屋檐下的麻雀。父亲参加了几乎所有的兴趣小组。在美术班，他从最基础的炭笔画学起，后来竟能为学校的墙报绘制大幅宣传画；在体操队，他学会了单杠大回环，这个技能让他在后来的教育工作中大放异彩；篮球场上，他作为后卫的敏捷身手至今被老队友们津津乐道；而版报编辑部的工作，则培养了他后来受益终身的文字功底和审美能力。最有趣的是合唱队，父亲天生五音不全，没想到几年下来，竟也能完整唱出多首革命歌曲。由于学校的前身是临川师范，他们老师当中还习惯地说是“临川师范”。有时父亲他们到校外参加活动，也被人们说成“临师的学生”。
1955年寒假，一场自发组织的宣传活动将父亲的师范生活推向高潮。浒湾镇的返乡学生们组成了宣传队，排演大型剧目《应征前夕》，宣传刚刚颁布的义务兵役法。父亲在剧中扮演“三母舅”这个配角，却因表演朴实真挚而大受欢迎。采茶戏的唱腔对他来说并不陌生——小时候在乡下，他常蹲在村口戏台下听艺人唱戏。演出在浒湾连演多场，场场爆满。后来县政府的饶敬衡县长和武装部郭连元部长听说了，特意邀请宣传队到县城公演，所有费用由政府承担。
“那几天，我们就像真正的演员一样，”父亲笑着说，“住在县招待所，每天排队跑步去剧场，台下坐满了干部群众。”这次经历，不仅让父亲体验了舞台的魅力，更让他深刻理解了教育工作的社会意义——知识不仅要写在课本上，更要传播到群众中。
1954年前后，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热潮席卷全国，抚州师范也不例外。父亲和同学们开始系统学习凯洛夫教育学，钻研“五步教学法”的每一个细节。教室里贴满了教学法的示意图，教研组的老师们经常就某个教学环节展开热烈讨论。父亲为了掌握这套方法，常常在课后反复演练——先自己设计教案，然后找同学扮演小学生模拟上课，最后请任课老师点评。“那时候我们追求的是‘全优’，”父亲说起这个词汇时，语气里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单纯与热情。所谓的“五级记分法”，从“优、良、中、及格、不及格”五个等级评定学业成绩，而父亲在毕业时，所有科目的成绩单上清一色是红色的“优”字。这份来之不易的成绩单，凝聚着他无数个挑灯夜读的夜晚——在避火礁的仓库教室里，就着煤油灯微弱的光线整理笔记；在新市场的民房宿舍里，就着月光默写教育学概念。
父亲特别提到黄宜福老师教心理学的时候，这位老师将深奥的心理学理论讲得深入浅出。“黄老师用我们熟悉的赣东民俗举例，”父亲回忆道，“他说抚州采茶戏里的角色性格，其实就是不同心理类型的艺术表现。”这种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教学方式，让抽象的教育学概念变得鲜活可感。父亲后来告诉我，正是黄老师的启发，让他明白了教育不是简单的知识灌输，而是心灵的对话与引导。
1956年6月，当夏日的蝉鸣响彻临川城时，父亲迎来了毕业的时刻。毕业典礼在孔庙的大成殿举行，黄宜福老师亲自为每个学生颁发毕业证书。父亲捧着那张盖有抚州师范公章的证书，照片上的青年眼神坚定，胸前的校徽闪闪发亮。毕业后，父亲被分配到金溪工作。临行前，班主任黄宜福送给他一本笔记本，扉页上写着：“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这句话，父亲记了一辈子，也践行了一辈子。
初到金溪的日子并不轻松——他既要参与文化工作的统筹，又要协助教育部门培训新教师，还要兼顾卫生宣传。但那些年在临川师范打下的全面基础，让他能够从容应对各种挑战。父亲后来常说，抚州师范给予他的不仅是知识，更是一种教育者的情怀。那些辗转的校舍、简陋的教室、才华横溢的教师、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共同铸就了他对教育事业的终身热爱。
还记得我刚进金溪一中工作时，父亲带我走在校园里，看到宽敞明亮的教室、现代化的教学设备，父亲曾经感慨：“我们那会儿什么都没有，但孩子们同样能成才——因为教育的关键，从来都是人。”
我回忆起父亲曾经给我讲述他的临川师范学习生活时，仿佛穿越时空看到了当年那个在孔庙里读书、在泰山背练体操、在浒湾演采茶戏的少年。抚州师范或许只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小小注脚，但对于父亲而言，它是一团永不熄灭的火种，照亮了一个家族的精神传承，也映照着一个时代的教育理想。今天，我突然明白，为什么父亲总是教导我要尊重每一位教师——因为他自己就是那个特殊年代里，中国基层教育工作者的缩影，是抚州师范薪火相传中的一颗明亮星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