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用户
一九八七年，父亲被派往华桥学校担任校长。
那时的“华桥学校”，还顶着“国营华侨秀谷农场子弟学校”这个冗长而带有浓厚时代印记的名字。父亲初到之时，看到的是一所典型的农场子弟学校模样：几排平房教室，一个尘土飞扬的小操场，设施简陋，师资也显单薄。它静静地坐落在农场一隅，承载着场内职工子女的读书梦想，却也似乎被隔绝在更广阔的教育天地之外。
农场的领导们对父亲的到来表示了诚挚的欢迎，那份热情里，饱含着对这所学校能焕发新生的深切期待。父亲是个务实而敏锐的人。他很快意识到，这个长长的校名，像一道无形的藩篱，既局限了学校的格局，也影响了它向外发展的脚步。
“子弟学校”的称谓，似乎注定它只属于农场内部。父亲心中萌生了一个念头：要给学校“正名”。他反复思量，认为“华侨学校”这四个字，既点明了学校与华侨农场的渊源，又显得简洁、大气，更具开放性。于是，一份请求更改校名的报告，被郑重地呈送上去。出乎意料，又似乎在情理之中，上级很快便批复同意。
消息传来，父亲很是欣慰，这第一步，总算迈出去了。校名既定，便需一块与之相配的校牌。父亲想到了周清老师。周老师是金溪当地有名的书法家，一笔字写得沉雄浑厚，气韵不凡。父亲亲自登门拜访，说明来意。周老师听闻学校更名、意欲发展的抱负，也十分支持，欣然应允。没过几日，一块由周清老师亲笔题写的“华侨学校”校牌便送到了父亲手中。那四个大字，端庄厚重，筋骨分明，在阳光下泛着新漆的光泽。
这块牌子，不仅是一个名称的改变，更是一种宣言，宣告着这所学校将不再画地为牢，而要面向更广阔的天地呼吸。然而，父亲的雄心不止于一块校牌。恰逢县里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在冯锦庭县长的亲自关心和指导下，父亲抓住机遇，决定在华侨学校内创办城市职业高中。这一举措，让华侨学校瞬间变得与众不同。它不再是单纯的中小学，而是成了当时金溪县唯一一所集幼儿园、小学、中学、职业高中于一体的“十五年一贯制”学校。这种完整的教育链条，在当时可谓凤毛麟角，它意味着一个孩子可以从懵懂幼童直到掌握一技之长，都能在这片园地里完成成长。
学校的格局，因父亲这大胆的构想，而被极大地拓宽了。职业高中办起来了，第一个专业设的是茶叶。这自然是基于华侨农场本身拥有茶场的实际。原计划招收三十人，试探一下市场的反应。谁知招生简章一出，竟一下子涌来一百二十多名学生！这远远超出了预料。热烈的反响背后，是广大学子和家长对实用技术的渴求，也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托付。惊喜之余，压力也随之而来：如何让这一百二十个孩子真正学有所成，而不是徒有其名？父亲的务实精神再次显现。他深知，单凭本校刚刚起步的师资，难以传授扎实的专业技能。他想到了以茶学闻名的婺源茶校。一个“联合办学”的大胆设想在他脑中成形。他亲自前往婺源，与茶校领导反复磋商，最终达成协议：学生们前两年在华侨学校学习文化基础课，第三年转入婺源茶校，专攻茶叶栽培、制作、审评等专业知识。这样，既打下了必要的文化底子，又学到了过硬的专业本领。但这还不够。父亲考虑得更远：学成之后，出路何在？为了让学生和家长安心，他又马不停蹄地奔走。他找到华侨农场场部，陈述利弊，希望场部能优先录用这些毕业生。场部领导极具远见，立刻决定，每年根据成绩高低，录用前十名学生为茶场的正式技工。这就解决了毕业生的就业问题，给了学生们一个看得见的未来。
紧接着，父亲又向地区教委报告联合办学事宜，申请对完成学业的学生颁发国家承认的职业高中文凭。地区教委的批复也很快下来，肯定了这种办学模式，同意为合格学生办理正式毕业证。一环扣一环，父亲以他惊人的行动力，在短短时间内，为这群选择茶叶专业的孩子们，铺就了一条从入学、学习到就业的完整通路。
学校规模扩大，层次增多，管理成了新课题。父亲深信，关门办学只能是死路一条。他专门跑到管理有方、名声在外的东乡红星垦殖场子弟学校去取经。回来后，他结合华侨学校的实际，熬了几个通宵，亲手制定了一份详尽的“六十五条”治校方案。这份方案，事无巨细，涵盖了教学、管理、后勤等方方面面，试图让这艘刚刚升级、略显庞杂的教育航船，能够有章可循，平稳前行。
更体现他“开门办学”思路的，是他大力推动的“挂钩”合作。他让中学部与县里最好的金溪一中、二中结成对子，小学部则与县一小、二小、三小建立联系。他定下规矩，每周都要开展教研活动，并且敞开校门，热情邀请这些兄弟学校的优秀教师来校听课、评课、座谈，共同探讨教学改革。一时间，原本略显沉寂的华侨学校，变得热闹起来。校外名师带来的新观念、新方法，像一股股清新的风，吹动了本校老师们的心扉，也悄然提升着课堂的质量。这种开放的胸襟，在当时的基层学校，是需要魄力的。
与此同时，父亲也开始全力解决学校的“内忧”。他明白，一所学校的好坏，根本在于教师。农场学校的教师队伍，成分复杂，有公办教师，也有不少是农场自身的编制，待遇、稳定性乃至吃“商品粮”还是“农村粮”的问题，都直接影响着他们的安心从教。父亲爱才，也敢于用才。对于那些积极上进、有潜力的年轻教师，他大胆培养，引导他们向党组织靠拢，鼓励他们在教学上钻研求精。对于一些教学骨干的家庭实际困难，比如家属的工作、户口、粮食关系等，他从不推诿，总是亲自出面，一次次往场部跑，不厌其烦地为他们请示、协调，争取“转粮、转编”。他常说：“老师们的心安定了，讲台才能站稳。”这种带着温度的关怀，比任何口号都更能凝聚人心。
学校的硬件设施，也在他的努力下一点点改善。他深知体育活动对于青少年成长的重要，硬是想办法开辟出了一大片空地作为操场，并建起了一条四百米的标准跑道。从此，校园里有了孩子们奔跑跳跃、挥洒汗水的身影，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他还从县财政局争取到了三千元专款，用于改善学校食堂。三千元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但在当时，却是一笔能让师生伙食得到切实改善的“巨款”了。
那些年，父亲格外忙碌。他出席在乐安一矿召开的地区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介绍华侨学校的办学经验；他多次紧张而有序地迎接地区教育工会的工作大检查，并获得好评。尤其是与婺源茶校的联合办学模式，成为了当时地区职业教育的一个亮点，为金溪县的职业教育发展开了个好头，填补了空白。
时光荏苒。当年在华侨学校就读的那些学生，命运也因这段求学经历而各不相同。他们中，有的从婺源茶校学成归来，进入华侨农场工作，凭着扎实的技术和努力，逐渐走上了领导岗位；有的则通过努力，考入高等学府，继续深造，后来成了大学教授，在更广阔的领域贡献才智；而更多的，则是像种子一样，撒播到社会的各条战线，成为了各行各业脚踏实地、独当一面的建设人才。每念及此，我总会想起那个夏日，父亲站在校门口，仰头望着那块新挂上的“华侨学校”校牌的神情。那目光里有审视，有期待，更有一种沉甸甸的责任。那块由周清老师题写的校牌，见证了一所学校如何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元，如何用知识和技术，为无数农家子弟点亮了前行的路。而父亲，便是那个在最关键的时期，奋力推开这扇门的人。他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但他用他的实干、远见和情怀，在一方小小的天地里，深深地刻下了一个“公”字。这，大约便是一个教育者所能留下的、最珍贵的印记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