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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6月12日的阳光强烈。上午十一点钟左右，我在书房看书，手机突然响了。是表妹夫肖杰平的电话，声音压得很低，却像块石头砸在我心上：“哥，姨父心脏二尖瓣关闭不全，得赶紧去大医院做手术，再拖怕扛不住了。”我握著书的手直抖，立即向楼下走去。
表妹夫肖杰平在县人民医院心内科当医生，平时话不多，这么急肯定是真凶险。我抓着钥匙就往门外冲。到医院时，肖杰平正在给父亲解释着什么。他把CT片递给我，反复强调“重度关闭不全”“随时可能心衰”。“姨父现在还能走路，但心脏像个破泵，越跳越费劲。二附院唐燕华教授是全国有名的瓣膜专家，我已经联系好了，你们直接过去。”
我脑子嗡的一声。父亲前几天还在菜地里劳作，怎么突然就……我摸出手机给好朋友饶建明打电话，“饶建，老爷子身体出问题了，得马上去南昌，请你帮忙开车送我们去，越快越好！”他那边一听就急了：“等着，我马上就到。”饶建明赶到医院不久，小舅妈拎着几个盒饭进来，“先吃点东西垫垫，路上别饿着。”她眼眶红红的，把筷子塞进我手里。我扒拉了两口饭，米粒在嘴里嚼得像沙子——父亲虽然很平静，但脸色发白，我连多看他一眼的勇气都没有。我分别给大哥、大姐打了电话，大姐说，你们先去，我明天就从上海回去。
饶建明把车稳稳地开出金溪，在高速上一路疾行。刚到南昌二附院门前时四弟放肆已经早早地等在那里。我们找到心血管科的牌子，唐燕华教授的诊室门开着，她穿着白大褂，头发盘得一丝不苟，见我们来，立刻站起来：“是金溪来的吧？肖医生说过了，你爸的情况我大概了解了一下，先办入院手续吧！”她的语气像春风，可我听见“入院手续”几个字，喉咙像卡了团棉花。她又补充了一句：“你姐姜羔是我大学同学，她也给我打了电话。”我说着感激的话。办入院手续时，收费处的打印机“咔嗒咔嗒”响个不停。我盯着荧幕上跳动的数字，心脏跟着抽疼——父亲一辈子省吃俭用，存折上的数字还没这个数零头多。
我的女儿下班后赶到二附院，她带我们吃过晚饭，又帮爷爷买了一些日用品，我让他们都回去。
晚上我守在病房里。父亲靠在床头打点滴，氧气面罩蒙着他半张脸，只露出干裂的嘴唇。病房门外的灯光照得走廊空荡荡的，我忽然觉得害怕——要是他今晚有个三长两短，我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凌晨一点多，护士突然冲进来：“48床呼吸困难！”父亲被推进ICU时，监护仪发出刺耳的警报声。我跟着跑，却被护士拦在门外：“家属不能进！”我扒着玻璃门看，父亲的脸憋得通红，氧气面罩歪在一边，护士们围着他按压胸口。那一刻，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在转，耳朵里全是自己咚咚的心跳声。医生拿着病危通知书走出来，白大褂上还沾着碘伏的黄色痕迹。“情况不太好，需要家属签字。”他递过笔，我手抖得厉害，笔尖在纸上划出歪歪扭扭的线。我闭着眼签完，眼泪砸在纸上，晕开了墨迹。
医生让我出去，ICU的门“哐当”关上，我被挡在木门外。我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值班医生是个年轻姑娘，她温和地对我说：“叔叔，你去休息会儿吧，这里有我们。”我摇摇头，眼睛死死盯着那扇门——门里什么也看不见。我担心父亲生命的光，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灭。第二天早上九点，唐医生告诉我：“暂时稳定了。”可我依旧见不到父亲。直到三天后，父亲从ICU转到普通病房。
接下来的日子，我推着轮椅带父亲做手术前的各项检查。CT室的走廊很长，消毒水的味道呛得人鼻子发酸。他瘦了很多，轮椅上的背影单薄得像片纸。唐教授来看望我的父亲，摸了摸父亲的手，又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她说“我们要选一个手术方案。一种是由我们南大附院的专家组来做，开胸动四根肋骨，恢复慢但可以节省不少费用，用医保基本上不用花钱；另一种是请上海华山医院的专家来做，动两根肋骨，费用贵些但恢复相对快些。”我给大哥、大姐打去电话。大姐说：“只要爸少遭罪，花点钱也值。”最后决定选上海的专家。
没想到，外甥女和外甥女婿王铮从上海赶回来了。王铮四处打电话，最后通过他的大学同学联系上了北京阜外医院的主刀医生。他们说，阜外的医生能做微创，不用动肋骨，伤口就两个小孔，术后第二天就能下床。但那位专家正在国外给人做手术，要等几天。我们都愣住了——这简直是天大的好消息！王铮是个协调力很强的年轻人，他一方面时常联系专家，一方面让我们与二附院联系调整手术方案和手术时间。大姐一家从上海回来，弟妹亚仁和大姐轮流给父亲和我送来可口的饭食。
手术那天，我在手术室外面来回踱步，一个多小时后，唐医生出来：“成功了！”我腿一软，差点坐在地上。父亲恢复得很快。三天后出院，饶建明开车来接，他扶着父亲坐进后排，父亲笑着说：“终于可以回家了。”但回到金溪后，也许是我们护理出了问题，父亲精神一天不如一天，我们又赶紧把父亲送到县人民医院。表妹夫肖杰平立即为父亲制定专门的医疗方案，我家老妹——我的妻子每天坚持为父亲精心熬粥，做可口的营养食品。父亲的气色一天比一天好。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父亲顺利出院，出院后，再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慢慢地，父亲能自己拄着拐杖去体育公园散步，能坐在藤椅上看报纸，甚至能和邻居打两圈麻将。
我没有想到父亲非常喜欢读我写的散文，他一有空就捧着我出版的几本散文集——《人闲桂花落》《只有香如故》《一方山水一方情》翻来覆去地看，我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看到父亲对我的许多文章都有圈画，批注，而今天，当我翻开父亲批注过的几本书时，泪水禁不住哗哗流下来。
我每次去看他，他总有说不完的话，讲家里的诸多往事，讲他一生中的朋友交往，讲他对我散文的看法……很多事，他说了一遍又一遍，我也听了一遍又一遍。
父亲总是要留我吃饭，他2023年做过手术后就不再喝酒了，但每次都要给我倒酒喝，看着我喝酒，坐在饭桌边陪我说着话。
2025年清明过后，我去思居看望父亲。母亲说他最近总流鼻血，县医院耳鼻喉科的医生说“没事，鼻腔黏膜破了”。我不放心，带他去做了个全身检查。拿到报告时，我看到诊断书上写着：“右肺门区、颈部。纵隔内多发肿大淋巴结，伴纵隔淋巴结转移。”我的心一下子凉了。我躲在楼梯间给大哥、大姐打电话，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检查结果不好……是肺癌，晚期。”大姐沉默了很久，说：“别告诉爸，我们再想想办法。”外甥女婿和外甥女又从上海赶回来。他们托关系，找了上海的专业机构上门为父亲采血，送到上海检测。一周后，结果出来了，我一行行仔细阅读检查结果，当读到无对应靶向药物治疗时，我欲哭无泪——父亲的生命，真的进入倒计时了。我开始骗他：“老爷子，就是个小毛病，养养就好了。”可当我们几兄弟都找各种借口回来看望他时，他对自己的病情渐渐也有了怀疑。在几次反反复复进出医院后，有一天，他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忽然笑了：“我知道，我这把老骨头，哪经得起折腾。”我背过身去擦眼泪，他伸手拉住我：“别瞒我了，我自己的身体自己清楚。”
他不再追问病情，反而常常回忆过去。有天傍晚，他坐在院子里看夕阳，对我说：“你爷爷奶奶都只活了五六十岁，寿命不长，我二十岁就开始工作养家，到现在九十岁了。供你叔叔、姑姑读书，代父母出钱帮他们成家立业，后来娶了你娘，有了你们兄妹五个，没让你们饿过肚子，我就知足了。”风掀起他的白发，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像棵老松树。
9月8日下午，我到医院的时候躺在病床上的父亲平静地看着我说：“你来了。”我坐在病床边，他拉着我的手，力气小得像片羽毛：“我要走了，但我舍不得。”几个兄弟围过来，他看了看小弟，没说话，眼睛满是忧郁。又注视着我，紧紧攥着我的手不肯放下。我知道他的心愿——他想让我们好好过日子，别为他难过。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滴在他的手背上。他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背，像哄小时候的我睡觉。晚上七点多，血氧仪的数值越来越低。徐乐医生委婉地说：“你们是不是考虑把他带回去！”我给表妹夫肖杰平打电话征求他的意见，他让我听徐乐医生的。我们默默地看着渐渐萎靡的父亲，最后，我们把父亲接回思居。父亲躺在熟悉的床上，呼吸越来越轻。八点多，他突然睁开眼，嘴角动了动，好像说了句什么，但我们没有听清楚，不久，父亲安详地睡着了。
父亲走后，我常常想起他。想起他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看报纸，看见我进来，笑着说：“你来了。”然后让我在他对面坐下来。想起父亲，我的眼睛总是湿的。
父亲走得很安详，没有痛苦，没有遗憾。可在我的心中，有些东西永远留在了这个秋天——他独自带着我在县城生活每逢出差就交待邻居吕师母照顾我；他骑自行车我坐在车前杆上听到他上坡时沉重的呼吸声；他出差回来给我买的小人书；他让我喝第一杯酒；他指着《抚州日报》上我的文章欣慰地评价……这些记忆像种子，埋在我心里，生根发芽，长成一片森林。每当我想起他，就能走进这片森林，那里有他的笑声，有他的温度，有他永远的爱……
父亲，您在那边还好吗？我想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