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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鼎老师去世已经十六年了，但在父亲的相册里依然保存有多张他与吴文鼎老师生前的合影。
吴老师是父亲思居地常客，退休后的父亲几乎每天要与吴文鼎老师见面，或聊天，或喝酒，我有时参与他们当中，也深受他们的感染。可如今当我看到他们的照片的时候，我的心中只留下他们那些关于陆九渊、关于义利之辨的讨论。
父亲与吴文鼎老师是终生挚友。我小时候常听父亲提起“吴文鼎”，后来，父亲在郭家山居住的时候，就常常能见到他。吴老师常常带着两个小孙女蓉蓉、泱泱到思居来，一来就是大半天。吴老师与我的父亲无话不谈，我也常常被他们拉着一起加入他们的谈话。
吴老师是个极其健谈的人，但他的健谈绝非夸夸其谈。每当话题转到陆九渊，这位南宋哲学家的思想就像打开了闸门的洪水，在他口中奔涌而出。我至今记得那个午后，阳光透过纱窗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吴老师突然谈起了“义利之辨”。他的声音不高，却字字有力：“陆象山先生在《语录》中说，‘科举取士久矣，名儒钜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场屋之得失，顾其技与有司之好恶如何耳，非所以为君子小人之辨也。’”他停顿一下，又说：“象山先生接着说，‘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汩没于此而不能自拔，则终日从事者，虽曰圣贤之书，而要其志之所向，则有与圣贤背而驰矣。’”我立起耳朵仔细听。“现在的学者啊，”他叹了口气，“研究陆九渊，往往只盯着他的‘心即理’，却忽略了这位大儒对士人品格的深切关怀。”父亲在一旁点头，插话道：“陆九渊常说，读书人若只求功名利禄，纵使满腹经纶，也不过是戴着儒冠的市侩。”吴老师继续说道：“象山先生痛心的是，士人们为了科举功名，将圣贤书中的道理抛诸脑后，‘从事其间，更历之多，讲习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顾恐不在于义耳。’”
那天下午，吴老师从陆九渊的科举观谈到了更广阔的义利之辨。他的思维跳跃性很大，常常从一个典故突然转到另一个看似不相关的观点，却又总能自圆其说。“朱熹与陈亮的‘王霸义利之辩’你们知道吧？”他突然问道。我和父亲都点点头。吴老师的眼睛亮了起来：“这场辩论持续了三年！陈亮写信给朱熹，说‘观察老兄平时自处于法度之外，不乐意闻听儒生礼法之论……’”吴老师的声音仿佛有一种魔力，让那些八百年前的文字变得鲜活起来。“朱熹劝陈亮除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尽力节制欲望，注意迁善改过，以醇儒之道自律。”吴老师语气缓慢而庄重，“但陈亮哪里肯接受这种说教？他反驳说……”吴老师突然停顿，笑着摇头：“可惜陈亮的原信我记不全了，只记得他坚持认为成就王霸之业不必拘泥于义利之辨。”
接着，吴老师站起身，在院子里踱着步。又说到孟子，“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他背诵这段对话时，语调抑扬顿挫，仿佛自己就是那位在战国乱世中奔走呼号的邹国士人。“孟子接着说，‘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吴老师的声音渐渐提高，“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这段话，象山先生一生都在引申发挥。”
我注意到吴老师引用这些句子时，使用的是文言文的句式，却又能让一个哪怕是门外汉也能听懂其中深意。我给他们续上茶。吴老师喝了一口，继续说道：“现在的人啊，读书只读表面，不读背后的精神。象山先生教导学生‘专志乎义而日勉焉’，又说‘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笃行之’”。他放下茶杯，眼神变得深邃，“由是而进于场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学，胸中之蕴，而不诡于圣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职，勤其事，心乎国，心乎民，而不为身计，其得不谓之君子乎？”
那天的谈话持续到傍晚。吴老师最后说：“义利之辨不是书斋里的空谈，而是每个读书人必须面对的选择。”送他出门时，他站在路边，突然指着对面一栋新建的高楼说：“你看那些窗户里的灯光，里面有多少人正在为利而奔波？又有几个能像象山先生说的那样，‘专志乎义’？”
吴老师居住的柘园的书房是我那时最向往的地方。那间十几个平米的小屋里，四壁都是顶到天花板的书架，中间一张老旧的木桌堆满了书籍和手稿。每次去，吴老师都会从某个角落抽出一本我从未听说过的书，然后开始一场关于哲学、历史或文学的漫谈。
记得有一次，他拿出一本民国时期的线装本《陆象山年谱》，指着其中一页说：“看这里，象山先生三十四岁就悟道了，但他的学问不是关起门来想出来的，而是在与他人的辩论中磨练出来的。”他翻开另一页，“特别是与朱熹的辩论，虽然两人观点相左，但彼此都从对方那里学到了很多。”
退休后的父亲与吴老师互为两家的常客。有时我凑巧，能赶上他们一起喝酒。两人对饮时，谈话往往更加深入。我曾见过吴老师微醺后谈论陆九渊的模样：眼睛发亮，手势夸张，引经据典如数家珍。“象山先生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吴老师曾这样对我说，手指在空中画着大圈，“这不是唯心主义那么简单，而是强调道德主体的自觉性！”父亲在一旁补充：“上是天，下是地，做的人，便不枉。”
吴老师的记忆力确实惊人。他能准确说出《象山全集》中某句话所在的卷数和页码，甚至记得不同版本之间的文字差异。有一次，我无意中提到某本现代学者关于陆九渊的研究著作，吴老师立刻指出该书引用的一个错误版本，并背诵出正确的原文。父亲常说，吴老师的大脑就像一台摄像机，存储着无数古典文献的精确数据。我在父亲与吴老师的谈话中，逐渐明确了自己对陆九渊文化的研究方向。
吴老师特别强调象山先生对士人品格的重视，认为这是理解其哲学的关键。“现在研究宋明理学的人，”吴老师曾批评道，“要么只谈心性本体，要么纠缠于与朱熹的争论，却很少关注象山先生对现实政治和士人责任的思考。”他多次提到孟子那段著名的义利之辨，并认为陆九渊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传统。
在吴老师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的时候，父亲经常去医院看望他，吴老师病情稍有好转回到他自己的“柘园”的时候，父亲也是常常去看望他。有次我陪着父亲去看望吴老师，吴老师已经虚弱得说不出话。三天后，吴老师去世了。父亲非常伤心，他写了一篇悼诗《哭文鼎》：
霜风凄紧雨潇潇，
木叶纷飞下泬寥。
绝学未随秋草没，
遗音长共暮云飘。
曾同考亭寻心印，
今独柴桑忆故交。
若使精魂通九域，
定应含笑在天朝。
我站在一旁，听着父亲低沉的吟诵声音，忽然明白了为什么父亲如此珍视与吴老师的友谊——那不仅是对一位老友的怀念，更是对一种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的告别。
在我的书架上，一直放着吴老师送我的那本《陆九渊评传》，每当我翻开这本书，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充满思想碰撞的下午，听见吴老师那充满激情的声音在谈论义与利、圣贤与凡人、学问与人生。
吴老师用他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专志乎义”。在这个追逐利益的时代，这种坚守或许显得不合时宜，但正是这样的坚守，让思想得以传承，让精神得以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