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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零年，我的父亲调入了县教育局下属的教育工会。那是“一个人，一个单位”。四壁萧然，唯有一桌一椅，安静地等待着它们的主人。
所谓的“县教育工会”，在当时，除了父亲这个“光杆主席”外，就一无所有。没有一分钱的办公经费，没有一项已成章法的制度，那不过是个可有可无的名义上的机构。
我曾不止一次地想象父亲最初独坐于那间空屋时的神情。是从热热闹闹的校园骤然陷入死水般沉寂的失落？是面对一穷二白局面时的茫然无措？还是对这份“退休前一站”的闲差感到些许意兴阑珊？
父亲没有“等”，也没有“靠”。他开始精读《工会法》。他戴着老花镜，读得极其认真，时而用红笔勾勒，时而在笔记本上写下密密麻麻的心得。那神情，不似在应付一份清闲的工作，倒像是在备战一场至关重要的战役。于是，那间空屋，首先被一种无形的、名为“理念”的东西填满了。父亲便从这间空屋起步，怀揣着他从字里行间汲取的信念，决心为他所理解的“工会”二字，赋予血肉与温度。
后来，他跟我闲聊时会说，“搞工会工作，一定要提高认识。”他从那本《工会法》和相关的理论文章中，为自己，也为他即将开创的事业，寻到了坚实的根基。他后来对我说：工会，决不是许多人理解的那样，只是个发发福利、搞搞慰问的单位。它是纽带，是桥梁，是“有领导、有组织、有纪律的民主渠道”。它的生命线在于“密切联系群众”，它的灵魂在于“代表与维护”。它要做的，是增强整个教师队伍的“向心力”与“凝聚力”。这些话语，如今听来，或许带着那个年代的某些印记，但于他而言，却绝非空洞的口号。
他将“提高认识”化作了极为具体的自我要求。他在笔记里写道：工作上决不能“雷声大雨点小”，不能“嘴硬手软”；要“抓一项工作成就一项工作，办成一件事，收到一个效果”。核心是“重在落实，贵在力行”。这些话，一笔一划，力透纸背，仿佛是他与自己的庄严约定。从那时的父亲口中说出，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诚恳与决心。他把这教育工会的工作，视为他退休前的“最后一站”，他想要“克服困难，开创好这个平台”。
父亲的开创，是从“名实”二字着手的。他说：“有名无实，不如无名。我们既要这块牌子，就要让这牌子后面，有实实在在的东西。”
理念的种子，需要落在组织的土壤里才能生根发芽。父亲面对的第一个硬仗，便是将“有名无实”这四个字，从教育工会的字典里彻底抹去。当时的基层教育工会，全县仅有十一个，且大多形同虚设，名单上存在，活动中消失。父亲的第一步，便是跑遍了全县的乡镇中小学。他去学校，不是坐在校长室里听汇报，而是和那些一线的老师们聊天，听他们抱怨和苦恼。他用最笨拙也最真诚的方式，去实践他所说的“密切联系群众”。沟通、说服、争取支持……
父亲说，“工会工会，不跟大伙儿‘会’一面，怎么‘工’作？”他的诚恳与务实，渐渐赢得了信任。那些“有名无实”的工会，被逐一唤醒、充实。几年下来，十一个空壳工会，被他发展成了五十四个组织健全、能切实运作的基层工会。更了不起的是，他将关爱延伸到了那些已然离开讲台的园丁身上，硬是从无到有，创建了十九个“离退休教育工作者协会”。他说：“老师们辛苦了一辈子，退休了，工会更不能忘了他们，得让他们有个娘家，有个走动、说话的地方。”于是，那些白发苍苍的老者，又重新有了聚会、活动的去处，寂寥的晚年，仿佛也因此透进了一抹暖色。
光有组织还不够，工作不能是漫无目的的。他要求每个基层工会“工作有计划，每月中心工作有安排，年终有总结”。为了打破沉寂，父亲的第二步是让上下左右都听到教育工会的声音，他创办了一份名为《金溪教工动态》的简报。采写、编辑、刻钢板、油印、分发……几乎全由他一人包办。那实在算不上一份正式的刊物，纸张粗糙，油墨时浓时淡，版面也朴素得近乎寒酸。但上面却实实在在地记录着各基层工会的动向，老师们的工作心得，还有那些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父亲按期将它寄给上级，也分发给各个学校。这份小小的《金溪教工动态》，竟真的成了上传下达的桥梁，甚至连当时的地区教育工会主席，都知道了父亲这个人，在一次会议上，半是揶揄半是赞赏地称他为“我们那位编简报的主席”。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父亲深谙此理。他不再满足于那间角落里的空屋，开始为工会争取一个真正的“家”。他不厌其烦地向局领导陈述工会有一个固定活动场所的重要性。终于，各个学校的各级工会都有了自己的办公室，这个“家”，终于有了实实在在的躯壳。
然而，父亲最深得人心的，是他挥出的第三步——活动。他坚信，工会的生命力在于活动，凝聚力也来自于活动。只有把大家从各自的书斋和教室里拉出来，在一起活动中交流、欢笑，才能真正成为一个集体。
在父亲看来，工会的凝聚力，绝非仅靠文件和会议所能达成，它需要在欢声笑语中，在情感的交流中，自然而然地生长。于是，一场场、一项项如今看来或许平常、但在当时却极具开创性的活动，如同色彩斑斓的画卷，在全县教师的生活中次第展开。书画比赛的展厅里，平日捏粉笔的手挥毫泼墨，显露了不为人知的才情；象棋、围棋大赛上，楚河汉界、黑白方圆之间，是智慧的无声较量；篮球场上，老师们奔跑跳跃，汗洒赛场，仿佛回到了青春年少的时光；演讲比赛中，激昂的文字与深沉的情感，诉说着对教育事业的忠诚；知识竞赛则激发了大家的求知欲，展现了师者渊博的另一面。甚至还有钓鱼比赛、羽毛球、跳绳，乃至打扑克、打麻将这类极具生活气息的比赛，最有趣的莫过于“自行车慢骑赛”，比的不再是速度而是定力，赛场上的歪歪扭扭与欢声笑语，成了许多人至今难忘的趣忆。
父亲还极具前瞻性地开办了交谊舞培训班。在九十年代初的小县城，这多少需要一些勇气来破除陈旧的观念。他亲自去联系老师，布置场地，动员大家参加。最初有些老教师羞于进场，渐渐地，乐声响起，舞步翩跹，老师们在忙碌的工作之余，找到了一种全新的、优雅的放松方式，彼此间的隔阂也在旋转中悄然消融。
在所有活动中，最受瞩目的无疑是旅游。父亲将其视为一种极高的荣誉和有效的激励。他精心策划，形式多样：组织学校领导和工会主席参加，意在引起他们对工会工作的重视；组织先进模范教师旅游，是对他们辛勤付出的褒奖与鼓励；也组织自费旅游，工会负责联系协调，提供便利；更不忘组织离退休老教师出游，了却他们“看看外面世界”的心愿。有“百人上庐山”的壮观，云雾缭绕如临仙境；有“百人上北京”的豪情，在天安门前留下庄严的合影。还有多次前往厦门鼓浪屿听涛，武夷山泛舟九曲，西安凭吊古迹，桂林泛舟漓江，北戴河踏浪，重庆观山城夜景，韶山、井冈山追寻红色足迹……
这些活动，在当时物质与信息都尚不丰裕的年代，极大地开阔了老师们的眼界，丰富了他们的精神世界。旅途中的互相照应、欢歌笑语，更凝结成深厚的同事情谊。工会，真正成了那个能带他们“诗和远方”的温暖集体。老师们真正感受到工会这个“教工之家”的温暖与力量。
父亲在教育工会的那些年，正如他自己所说，“在活动中求生存，在生存中求发展”。他将一个空壳单位，变成了一个生机勃勃、充满吸引力的“教工之家”。他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只是用一点一滴的行动，践行着他初读《工会法》时立下的信念。他将“提高认识”化作了健全的组织、实在的场所和丰富多彩的活动。他把“密切联系群众”做到了极致，让自己成了全县教师都愿意与之交心的“娘家人”。
父亲带着一股“下最大决心，用最大勇气，想更多办法”的倔强，从一间空屋出发，用热忱、智慧与担当，为自己退休前的最后一站，也为金溪县的教育事业，描绘了一幅“灿烂光明”的图景。那图景，不在纸上，而在千百位老师被温暖过、鼓舞过的心里，至今，余温犹存。成为一代金溪教工共同的温暖记忆。这记忆，远比任何辉煌的政绩都更持久，也更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