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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轿车在县城略显陈旧的街道上穿行，车窗外是岭南县城的缩影：主干道两旁是近两年才立起的簇新路灯和修剪整齐的绿化带，透着一种刻意的“光鲜”；而拐入小巷，则能看到斑驳的墙面、裸露的电线，以及偶尔在街角堆积的垃圾。这种割裂感，高峰每次回城都感受深刻。
他没有直接回乡里。方向盘一转，车子驶向城西的教育局老家属院。这里大多是七八十年代建成的红砖平房，带着小小的院落，时间在这里仿佛流淌得格外缓慢。爷爷高爱民就住在这里。
去县应急管理局的路上，范通那个电话带来的沉重压力又沉甸甸地压在胸口。县委书记苟步礼的“指示”——让他去做做自己爷爷的工作，阻止老人再次向上举报。这个任务，让高峰感到一阵难以言喻的苦涩和荒诞。
车子在家属院门口停下。这里没有门禁，高峰熟门熟路地走到最里面一栋。推开虚掩的、锈迹斑斑的铁栅栏院门，眼前的景象一如往常，却又每次都让高峰心头一紧。小小的院子，几乎成了废品回收站的缩影：分门别类、码放得整整齐齐的矿泉水瓶堆积如山；压扁叠好的纸箱捆得方方正正；易拉罐、玻璃瓶、旧报纸各自占据一方天地。一个穿着洗得发白、肘部打着深色补丁的蓝色旧工装，背微驼却精神矍铄的老人，正弯着腰，小心翼翼地将几个刚捡回来的塑料瓶放进对应的编织袋里。正是他的爷爷，高爱民。
“爷爷。”高峰唤了一声，声音在安静的院落里显得有些突兀。
“高老！高老在家吗？”一个略带焦急的声音从院门口传来。高峰回头，看见一个穿着褪色衣服、面容愁苦的中年汉子站在门口。
高爱民闻声直起身，看到来人，又瞥见旁边的孙子，先是对汉子点点头：“在呢，小李，什么事？”然后才对高峰露出纯粹的笑容：“峰儿？这个点咋跑回来了？乡里不忙？”声音洪亮，中气十足。
高峰还没答话，那叫小李的汉子已经快步走进院子，手里捏着几张皱巴巴的纸，脸上是化不开的愁云：“高老，您可得帮帮我！我媳妇那个慢性病的报销，跑了医保局三趟了，每次都说材料不全，要么就是系统问题，要么就是经办人不在！家里等着用钱，我这实在是……”
高爱民脸上的笑容收敛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严肃的关切。他接过那几张纸，凑到眼前仔细看了看：“嗯，这不都齐了吗？诊断证明、费用清单、发票…缺啥？我看就是故意刁难！”他眉头紧锁，“这样，你明天上午九点，直接去医保局找他们王副局长，就说是我高爱民让你去的！他要再推三阻四，你回来告诉我！”
小李千恩万谢地走了。高峰看着这一幕，心头复杂。这就是爷爷退休后的日常——一个不拿工资、没有职位的“编外信访局长”。群众眼里他是“高青天”，而某些干部眼里，他无疑是最大的“麻烦制造者”。县里领导年年慰问老干部，都绕着走，只派老干局局长来例行公事，就是怕他当面“找麻烦”。
“来县里办事，顺道看看您。”高峰说着，目光扫过那些堆积如山的废品，喉咙有些发紧。他知道，爷爷每月近万的退休金，除了留下最基本的生活费，其余全都捐给了县里的教育基金会，资助那些贫困学生。他自己，就靠着捡废品卖点钱，加上微薄的生活费，过着极其清简的日子。高峰曾多次提出接他去条件好的地方住，或者给他改善生活，都被老人一句“我过得很好，钱要花在刀刃上”顶了回来。
“快进屋。”高爱民拍了拍手上的灰，引着高峰走进屋内。
屋内的陈设，是另一种形式的“简朴”，却带着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约莫八十平米的平房，客厅兼作书房。最引人注目的，是四面墙上几乎挂满的奖状和证书：“岭南好人”、“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模范离退休干部”……金灿灿的边框在略显昏暗的光线下依然醒目。书柜里、茶几上、甚至餐桌一角，摆放的不是装饰品，而是一个个造型各异的奖杯，在有限的空间里无声地诉说着主人曾经的荣光。一个装着几个苹果的果盘，仔细看去，竟也是一个水晶材质的“荣誉奖杯”。
家具更是上了年头：一张蒙着旧花布的单人布沙发，扶手处磨得露出了里面的海绵；一张油漆剥落的木质书桌，上面堆满了报纸和信件；一张硬板床铺着朴素的蓝白格子床单；唯一还在工作的电器是一台老式的绿色金属外壳电风扇，扇叶转动时发出“嗡嗡”的、仿佛随时会散架的声响。角落里那台液晶电视，是这屋里唯一的“现代气息”，那是高峰几年前硬给换上的，因为爷爷用了快二十年的旧电视彻底罢工了。
空气中弥漫着旧书报的油墨味、淡淡的霉味，还有一种老人身上特有的、混合着药膏和阳光晒过的棉布的味道。这就是高爱民的世界，一个与外面那个追求“三化”（绿化、美化、亮化）的县城格格不入，却又无比坚实的世界。高峰的目光扫过这些，最终停留在床头柜上一张泛黄的全家福上。照片里年轻的爷爷穿着中山装，旁边是面容朴实的奶奶，身后站着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的心头像被针扎了一下，想起了爷爷对子女近乎苛刻的“无私”。
高爱民生有四儿一女。大儿子、二儿子出生在他在农村基层工作时。后来他调进县城，按政策，这两个孩子的户口完全可以“农转非”，跳出农门。但高爱民愣是没办！理由朴素而强硬：“政策是给需要的人，不是给干部家属搞特殊的！农村户口怎么了？种田不丢人！”结果，大儿子、二儿子至今还在老家务农，面朝黄土背朝天，与城里的弟弟妹妹生活轨迹天差地别。
唯一的女儿，赶上了“上山下乡”的尾巴。好不容易熬到“文革”结束返城，按政策，返城知青可以安排工作。当时高爱民已是手握大权的组织部长。面对有限的岗位，他再次做出了让家人心寒的决定：把机会优先给了其他更困难、更需要工作的返城知青！他的女儿，因此失去了安置机会，一辈子在街道小厂做临时工，生活拮据。女儿至今无法理解父亲，父女关系冷淡疏远。高峰记得前年去看望这位姑姑时，她提起父亲，眼圈还是红的，只喃喃说了一句：“他心里只有他的公家，没有这个家。”此刻，高峰仿佛又看到了床头柜上那张全家福里，姑姑眼中那份不易察觉的委屈。
“坐，坐。”高爱民指了指沙发，自己则拖过一张旧木凳坐下，“还没吃饭吧？我去给你下碗面。”
“爷爷，别忙了，我刚才吃过了。”高峰连忙拦住。他注意到爷爷坐下时，动作比上次见面似乎迟缓了一点，心头又是一酸。他看着爷爷沟壑纵横却眼神清亮的脸，那里面沉淀着近一个世纪的沧桑和对信仰的无比坚定。
“吃过了？那就好。”高爱民也不勉强，目光炯炯地看着孙子，“峰儿，你这趟来，怕不只是‘顺道’看看我这老头子吧？”老人的话语直截了当，没有丝毫拐弯抹角。
高峰的心猛地一跳。他知道瞒不过爷爷。这位经历过战火、在基层摸爬滚打一辈子的老人，有着洞悉人心的敏锐。他深吸一口气，点了点头，声音低沉下来：“是…范主任传达了苟书记的意思…希望您…站在讲政治、顾大局，维护岭南良好发展环境的高度…不要再向上级反映情况了。”说出“顾大局”这三个字时，高峰感觉自己的脸颊在发烫。
高爱民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冷峻的严肃。他没有立刻发怒，只是那双深邃的眼睛里，锐利的光芒更盛，仿佛能穿透人心。他沉默了几秒钟，这短暂的沉默让屋内的空气都仿佛凝固了，只有老电扇单调的“嗡嗡”声在回响。
“顾全大局？”高爱民的声音不高，却字字千钧，带着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你告诉我，什么是大局？是让某些人继续搞那些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是让他们把国家的钱、老百姓的血汗钱装进自己的腰包，这才是大局吗？”
他站起身，走到书桌前，拿起一个搪瓷缸，上面印着鲜红的“为人民服务”字样，缸体磕碰得掉了不少瓷。他喝了口水，目光投向墙上那些泛黄的旧照片——有他年轻时穿着游击队服装的，有在水利工地上挥汗如雨的，有在田间地头调研的。
“我十七岁参加红花会游击队，那时候没想过能活下来。子弹从这儿穿过去，”他指了指左胸靠近心脏的位置，“又从这儿穿出来。”他又指了指后背。“昏迷了五天五夜，是乡亲们用担架抬着，是乡亲们凑齐五块大洋请来的大夫，硬是把我从阎王爷手里抢了回来。我这条命，是党给的，是老百姓给的！”
老人的声音有些激动，带着历史的回响：“我见过日本鬼子烧杀抢掠，见过国民党抓壮丁、横征暴敛！是共产党来了，带着我们穷人翻了身，当家做了主！那时候的干部，跟老百姓睡一个炕，吃一锅饭，心里装的全是老百姓的疾苦！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权力是人民给的，是要用来为人民服务的！”
他转过身，目光灼灼地盯着高峰：“可现在呢？有些人，坐上了位子，就忘了自己姓什么了！搞什么‘三化’？花三个多亿！我们岭南是什么地方？是还没摘帽的深度贫困县！还有多少老百姓看病难、上学难？还有多少危房等着改造？这些钱，用在刀刃上，能解决多少实际问题？可他苟步礼，为了自己的‘政绩’，为了自己脸上有光，硬是把这些救命钱，拿去种花种草装路灯！这还不算！工程还指定给他自己人做，这里面有没有猫腻？有没有权钱交易？你告诉我，这是不是腐败？是不是对党、对人民的背叛？！”
高爱民的声音越来越高，胸膛起伏着。他走到墙边，指着那一排排奖状和奖杯：“这些！不是给我高爱民脸上贴金的！是党、是人民对我过去工作的肯定，更是悬在我头上的鞭子！我拿着国家的退休金，衣食无忧，本可以享清福。可我看着这些歪风邪气，听着老百姓的怨声，我能闭上眼、捂住耳朵吗？我对得起墙上这些荣誉吗？对得起当年救我的乡亲和牺牲的战友吗？对得起‘共产党员’这个称号吗？！”
他走到高峰面前，布满老茧的手重重地拍在孙子的肩膀上，力道之大让高峰微微一震：“你给我记住！共产党人讲的政治，就是对党忠诚、对人民负责！顾的大局，就是国家发展、人民幸福这个天大的局！不是顾他苟步礼官位稳不稳、面子好不好看的‘小局’！举报他，不是给我自己找不痛快，是尽一个老党员的本分！是在替党清除蛀虫！是在保卫无数先烈用命换来的红色江山！”
高峰的心被爷爷这一番掷地有声的话语深深震撼了。他看着爷爷因激动而微微泛红的脸颊，看着那双因信仰而燃烧的眼睛，心中涌动着强烈的敬佩和一种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他为自己刚才传达那个“指示”感到羞愧。他握住爷爷的手，那双手粗糙、温暖，充满了力量。
“爷爷，我错了！”高峰的声音带着哽咽，眼神却异常清亮坚定，“您做得对！千真万确的对！我不该来跟您说那些混账话！您放心，我绝不会再管这事。您就按您的本心去做！天大的理，在您这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