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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的杨絮落尽，操场边一排杨树换上新叶，嫩绿慢慢转为深绿。风一吹，树叶哗啦啦响，叶片厚实，不再像春日那样薄得透光。花坛里野草疯长，无人修剪，狗尾草混在月季丛中，毛茸茸的穗子随风轻轻摇晃。晚饭过后天还透亮，操场上打球的人，比上月多了两三成。
宿舍里的气氛也比往日躁动。银川一趟，耗掉大半人半个多月的生活费，有人开始掐着指头数日子，等家里汇款。每天下午课外活动，总有人往传达室跑。回来的人手里捏着信件或是汇款单，没收到的就问：“我的咋还没到？”拿到单子的人笑而不答，把单据揣进口袋，转身直奔校门口小卖部。
马利军是宿舍第一个收到汇款的。父亲在工商局，母亲在税务局，双职工家庭，每月一号汇款，从不耽搁。他把汇款单啪地拍在桌上：“走，我请客。”李家国问：“你爸这个月多汇钱了？”马利军摇头：“不多也请。”几个人去校门口小卖部，马利军拎回五瓶汽水、三包方便面，往桌上一摆：“吃！下月轮到你们请。”杨国强说：“得等我的汇款到了再说。”李家国打趣：“等你汇款到，那钱怕是你爸留着给你娶媳妇的。”杨国强追着李家国在宿舍里跑，马利军笑得猛拍床板。
郭定涛靠在床头翻水利课本，没有凑过去。马利军扔过来一包方便面：“拿着吃。等你汇款到了再回请我。”郭定涛接住，搁在枕头边，没有拆开。塑料包装袋轻轻窸窣一声，之后便静了。
那天下午从教室回来，传达室老头从窗口探出头喊他：“郭定涛，汇款单。”他走上前，老头从一叠信件里抽出一张绿色单据递过来。
汇款单是父亲在盐池县邮局填写的。邮局柜台比他腰还高，单子摊在台面上，父亲弯着腰书写。柜台上那支圆珠笔，用细麻绳拴着，笔头被无数人写秃，落笔线条比寻常的粗。汇款金额一栏，写下“陆拾元整”，每一笔都用力，笔珠在纸上压出浅浅凹槽。
汇款人姓名，一笔一笔写完三个字。笔尖停在附言栏上方。身旁站着个中年男人，也在填单子，附言栏写得满满当当：天冷多穿衣，夜里别熬夜，按时吃饭，关好宿舍门。父亲看一眼那张写满字的单子，再看向自己空白的附言栏。最后写下五个字：不用省，吃好点。
五个字，是他写过最短的话。父亲只读过三年小学，识字不多，写字慢。从巷子走到邮局，排队等候，一路上都在掂量该写些什么。他也想叮嘱添衣、早睡、按时吃饭。可旁人已经把这些话都写在了纸上。他盯着空白的附言栏，落笔只写这五个字。不是无话可说，是儿子已经长大，那些细碎叮嘱不必再多言。能吃好，就足够。他把单子递向营业员。
营业员扫一眼附言栏：“就写这几个字？”
父亲应一声：“嗯。”
不是话少。这张汇款单从盐池送到永宁，要走两天。两天之后，这五个字，够儿子好好吃上几日。营业员收下单据，撕下回执递给他：“收好，万一退汇要凭这个。”父亲折好回执，塞进工作服口袋。走到邮局门口，顿了顿，又折回去。营业员抬眼。
他问：“附言的字小，他能看清不？”
“看得清。”
父亲点点头，转身离开。回执单在口袋里，被手心的汗浸湿一角。
郭定涛把汇款单仔细叠起，收进口袋。口袋里还揣着一截磨毛纸筒包裹的铅笔头，温温热热。铅笔头是平日省下来的，这汇款，也是家里一点点省出来的。手攥着单据，纸面被捏出细密褶皱。
次日中午，郭定涛请假，去永宁县城取钱。
邮局坐落在县城主街，两层灰扑扑的小楼。门口绿色信箱被日晒，漆皮剥落，露出底下锈红的铁皮。推开玻璃门，一股浆糊混着旧报纸的味道扑面而来。
大厅不大，水泥地面刚拖过，地面尚湿，映着窗光。墙上贴着储蓄宣传画：一幅画上，梳双辫的女青年举着一沓人民币，印着标语“踊跃储蓄，支援四化”；另一幅是邮政储蓄利率黑板，红粉笔写的数字，修改痕迹层层叠叠，新旧字迹叠在一起。窗口排着三四个人。窗台上摆一盆君子兰，叶片蒙着薄灰。柜台后的营业员套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袖套，正给一位老汉清点硬币，硬币从铁盒倒出，在台面滚一圈，她伸手按住。
郭定涛排在队伍末尾。前面是一位老太太，从手绢包取出叠得方方正正的汇款单，指尖反复摩挲，才递进窗口。营业员接过核对许久，从抽屉数出纸币，再从铁盒拣几枚硬币，一并推出来。老太太一张一张数两遍，才贴身收好。
轮到郭定涛。他把汇款单连同学生证递进去。营业员看一眼单据，抬眼问：“水利学校的？”
“嗯。”
她低头，木印章落在单据上，闷响一声。接着从抽屉数出六张十元钞票。纸币经多人经手，边角起毛，其中一张中间贴着一截泛黄透明胶带。钞票送入验钞机，机器嗡嗡作响，纸币在滚轮上弹动，落进接钞盒。
他接过钱，逐张清点。有一张钞票边角卷翘，他用手掌压平。贴胶带的那张，胶边还留着淡淡的指印。他理整齐钞票，十元的放在内层，贴着胸口收好，稳妥塞进口袋。从前母亲在盐池汽车站给他塞钱，他卷好放进内裤暗兜，用手指按实。如今衣物不再缝暗兜，可他心里清楚，这六十块，是当年那三十块慢慢攒出来的。三十块像种子埋进土里，两年光景，长成六十。
转身出门时，身后传来中年男人的声音：“同志，附言栏写不下，能不能再给一张单子？”
营业员答：“一张就够，字写小些。”
男人叹道：“我儿子在银川念书，放心不下，想多写几句。”
郭定涛手搭在门把上，稍作停顿。门外日光白得晃眼。六十块，够吃两个月。他把钞票卷紧，放进内衣口袋最深处，贴着胸口。汇款单单独折好，夹进学生证。证件上的照片还是入学时拍的，那时更瘦，颧骨不突出，头发更长，眼神带着初到城里的生涩。
他走进旁边小卖部，买一瓶汽水，一包方便面。喝完汽水，把空瓶放进门口木箱，退瓶押金两毛。瓶底磕在木箱沿，咚的一声。木箱里已经摞着七八个空瓶，瓶口朝向一处，整整齐齐，像等待回收的一队士兵。
回到学校，马利军正蹲在宿舍门口洗袜子，洗衣粉泡沫堆在盆沿，他伸手一戳，泡沫塌下去一块。看见郭定涛回来，抬头问：“汇款到了？”
“到了。”郭定涛掏出那包方便面扔过去，“还你的。”
方便面在空中翻个圈，落在马利军膝盖上。
夜里熄灯，宿舍照例开卧谈会。
杨国强说家里本月只寄三十块，父亲信上讲今年糜子收成差，卖不上价，叮嘱他省着花。李家国说父亲去银川工地干了两个月，多寄二十：“我爸说工地管饱，就是休息不好，几十个人挤大通铺，夜里有人磨牙打呼噜，吵得睡不着。”马利军接话：“你们这都不算难事。我爸上个月被扣二十块奖金，在家连着骂三天。我妈说他骂完又心疼那二十块，整夜翻来覆去睡不着。”
郭定涛翻过身，面朝墙壁。月光落在露在被子外的手上，指节凸起，投下细淡阴影。汇款单夹在学生证里，附言栏的字迹在黑暗里看不见，可他记得清清楚楚。每一笔的轮廓，写到“点”字时力道松了，笔画慢慢变细。他手搭在枕头上，闭上眼。
周末，他回了趟家。
还是那条老巷子，臭水坑上浮着一层绿沫，和他离家的时候一模一样。
院门半敞着。院子的模样没变多少，晾衣绳从东墙扯到西墙，母亲那件蓝布衫搭在绳上，水珠顺着衣料往下滴。这件衣裳洗了无数回，深蓝褪成灰蓝，手肘处磨得薄，光能透过去。院里的枣树抽出新叶，一片鲜亮的绿。枣树下放一只搪瓷盆，泡着修车用的内胎，水面浮一层油花，和去年暑假他在供水房工地见过的水盆一样。日光落上去，油花折射出七彩虹光。墙角工具箱敞着，扳手、钳子、螺丝刀排得齐整。工具箱旁多了一辆旧自行车，不是新买的，是别人淘汰下来，父亲收回来修好再转手卖。前轮已经拆下来，前叉架在两块砖头上。院子里的气味混在一起：机油味、泡内胎的水汽、枣树叶子被太阳晒透的青气，和从前没有两样。
父亲蹲在院里修自行车。面前支起一辆老飞鸽，车轮朝天，辐条被风震得嗡嗡轻响，几根松了，声音发颤。
他手里捏着锉刀，打磨补胎胶皮。锉刀在胶皮上嗤嗤摩擦，每锉一下，就削下一小片黑屑，落在膝盖上。嘴角叼着一支纸烟，烟灰积得很长，悬着不掉。是最便宜的无过滤嘴烟，烟纸灰白，烟丝粗糙，抽起来呛人，满口苦味。他吸一口，烟灰断了，落在裤腿上，也不去掸。
抬眼看见他，锉刀停住。“回来了？”
“嗯。”
“钱收到了？”
“收到了。”
父亲低头继续锉胶皮，锉两下，又停下。把烟从嘴角取下来捏在指间：“浪费车票干啥。再有两个月就放假了。”说话时目光只落在那块半锉好的胶皮上。烟慢慢燃着，烟灰又堆起一截。
郭定涛挨着他蹲下。“正好周末。”
父亲不再多言，把烟叼回嘴里，腮帮子一收，吸上一口，接着锉。锉完，剪下胶皮，剪刀刃口钝，胶皮边缘留着毛糙的剪痕。涂上胶水，等胶半干，对准内胎破口贴上，手掌反复用力按实。贴好，翻过手掌，掌纹里嵌满黑色胶皮碎屑和凝固的胶水，几道白硬的胶痕绷着，手指都不能完全舒展。他往裤腿上蹭了蹭，裤子添一道白印，和往日补胎、修车、搬砖蹭上的印子层层叠在一起，他毫不在意。随后把内胎泡进水盆。
胶水刺鼻，混着纸烟的苦味，随风散开。内胎浸在水里找漏点，气泡咕嘟，一个接着一个冒上来，每一处气泡，就是一处漏气的破口。补一处破口两毛，换一条内胎两块五。六十块，够补三百个漏气点，够换二十四条内胎。
这个月一共补了多少破口，他从不计数。他只算，月底交到妻子手里那卷钱，够不够寄给儿子当生活费。要是差一点，就换更便宜的烟，省下烟钱，添进汇款里。盆里的水浑，水面浮细碎泥沫。一旁工具箱依旧敞口，工具码得整齐。
这工具箱，是旧抽屉改的。当年砖瓦厂清退临时工，他收拾家当，抽屉坏了合不上，木工说不要了。他扛着抽屉，走十里地带回家，装上合页，刷一层桐油，就成了工具箱。抽屉面板还贴着“砖瓦厂”的红标签，红色褪成粉白，边角微微翘起。他从没撕掉，不是忘了，是刻意留着。这标签，记着他在砖瓦厂做工的日子。如今靠修自行车谋生。风一吹，标签边沿轻轻掀动。
“爹。厂里还没复工？”
父亲没有应声。把内胎从水盆捞起，水珠滴滴答答落回盆里，叮咚作响。捞出来搁在膝盖上，手掌顺着橡胶慢慢摸一遍，一寸寸查验，确认没有其余漏点。再取下嘴角的烟，烟快烧到指尖，烫了一下指节。他甩手，把烟头丢在地上踩灭，鞋底下火星一闪，随即消失。
“你妈在屋里。”
郭定涛走进灶房。母亲蹲在灶前择菜。韭菜是周日傍晚散市捡的便宜货。每到周末收摊，她就守在菜摊旁，菜贩把卖不动的韭菜堆在路边，一块钱能抱一大捆。她蹲在菜堆前细细挑拣，挑那些叶子还没全黄、根须没干透的，放进篮子。菜贩劝她：“大嫂，这韭菜都蔫了，拿回去也吃不了多少。”她只说：“能吃。”她择菜很慢，黄叶一片片摘掉，拣到最后，手指会顿一顿，把已经择过的一根再翻过来细看一眼。不是舍不得扔，是不忍心把还能吃的绿叶白白丢掉。
黄叶丢进簸箕，软塌塌的，落下去悄无声息。听见脚步声，她回过头。
“妈。”
“回来了？”母亲站起身，在围裙上擦手，从头到脚打量他一遍，“瘦了。学校饭吃不饱？”
郭定涛说：“吃得饱。”
母亲不再追问，转身继续择菜。择干净的韭菜放进盆里清洗，井水凉，手指浸入，她指尖微微一颤，依旧慢慢搓洗。洗完，从灶台端出一碗洋芋面放到桌上，碗扣在锅里保温，还带着余温。
“趁热吃。”
是手擀面，洋芋块边角裂着，面汤带着淡淡的焦糊味。擀面时灶膛火太旺，她顾不上照看锅底。郭定涛慢慢吃，细细咀嚼每一根面条。焦糊味混着洋芋本身的淀粉香。他心里清楚，母亲不是忘了看火，擀面时耳朵一直听着院子里锉刀的声响。只要锉刀不停，说明丈夫还在修车，还没往巷子口去。她捞起上层完好的面条留给他，锅底烧糊的那一层，留给自己。
母亲坐在小板凳上，接着择剩下的韭菜，黄叶一片片摘下。灶膛里柴火啪地轻响一声。
过一阵，她低声开口：“你爹说，不想找你舅借钱。你舅去年刚盖房，手头紧。你爹说，自家挣的钱，花着心里踏实。”一片黄叶落进簸箕，轻响一下。“家里不用你操心，好好念书就行。”
郭定涛咽下嘴里的面，面在喉头顿了顿。端起碗，喝干净碗底的汤。碗沿缺一块瓷，磕着嘴唇。这缺口，是父亲往日端碗失手磕出来的。
晚饭过后，父亲照旧蹲在院里抽烟。纸烟衔在嘴角，烟雾裹住他的背影，慢慢散开。
郭定涛蹲到他身侧，两人隔半步，都不说话。晾衣绳上那件蓝布衫被风吹得轻晃，袖口水珠一滴一滴砸在地上，洇出小小的深色圆印。墙角工具箱敞着，工具排得齐整，最上面那把锉刀沾着胶皮屑，月光下微微发亮。
月亮升上来，清清白白。
“爹。”
“咋了。”
“毕业就能分配工作。到时候你们不用再给我汇钱。”
父亲把烟取下来，在鞋底摁灭。火星一闪而逝。廉价烟的纸滤嘴被碾扁，指缝飘出最后一缕焦黄烟气。隔片刻，他才开口：“我和你妈供你读书，不是图你毕业还钱。”把烟头搁在脚边，“是想让你往后，不用像我们这样过日子。”他语调平稳，不高不慢，和汇款单附言那句“不用省，吃好点”一样，像在陈述一件无需争辩的事实。
郭定涛沉默。看向脚边那枚烟头，白纸烟嘴，焦黄烟尾，旁边躺着刚补好的内胎，补丁鼓出小小的包，再也不会漏气。
巷子口有人骑车路过，车铃叮铃一响，渐渐远去。远处人家收音机飘出断断续续的秦腔，风把声音扯得时断时续，像走远的人频频回头。月光铺满院子，落在父亲修车的粗手上，指缝嵌着洗不掉的机油，手背几道裂口，边缘泛白。落在母亲择菜的手，横竖都是裂口，指甲缝残留韭菜的绿汁。也落在晾衣绳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上。
第二天下午，郭定涛搭班车返校。走到巷口，他回头望一眼。父亲依旧蹲在院中，面前支着老飞鸽自行车，烟雾从后背升起，被晚风扯歪，慢慢消散。母亲站在灶房门口，围裙沾着韭菜绿渍，静静立着，没有挥手，和每一次送别都一样。巷口杨树叶子哗哗作响。臭水坑那边传来哗的倒水声响，之后重归安静。远处塬上夕阳往下沉，整条巷子浸在橙红里。
母亲包了几个煮鸡蛋，用报纸裹好塞进挎包。班车开动，郭定涛从车窗探出头。父亲没有抬头，嘴角烟雾被风吹散。手探进挎包，触到鸡蛋，隔着报纸，还带着余温，烫着指尖。
包鸡蛋的是《宁夏日报》。纸边不是剪刀裁的，沿着折痕手撕出来，毛糙不齐。副刊登着《春耕备耕忙》，下面一首小诗《引黄灌区行》，写渠水浇地。母亲不懂诗好不好，这张报纸之前包过化肥、糊过窗纸、垫过抽屉，今日用来裹鸡蛋。她把鸡蛋摆在纸中间，四角仔细折紧。鸡蛋的热气透过报纸，把挎包里那本《水利工程》的封底烘得微微发热。
他拿出一个剥壳，蛋壳碎片收进报纸包里，不往窗外扔。母亲说蛋壳可以喂鸡。咬一口，盐水煮的，味道咸。蛋黄卡在喉咙，他连咽两下。窗外旱塬一层一层向后退。鸡蛋托在掌心，蛋壳上凝着水汽，温温的贴着手，像一层活的体温。暖意顺着掌心往上，穿过手腕小臂，一直抵达胸口。盐池到永宁，一百三十公里。母亲报纸裹着的鸡蛋，从灶膛送上班车，温度降到不烫不凉。是走了一百三十公里，还留在掌心的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