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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来黄州第二年的夏天，一次应武昌友人之邀赴武昌游玩。在乡间，他偶然见到农夫们骑用一种叫做秧马的工具插秧拔秧。这种工具形似小船，腹部光滑便于在泥中滑行，背部轻巧可供人跨坐，极大地减轻了劳动的疲劳并提高了效率“日行千畦”，远胜于弯腰劳作。他认为这就是《史记》中所载大禹“泥行乘橇”的遗制。
想到躬耕东坡，对插秧者“腰如箜篌首啄鸡，筋烦骨殆声酸嘶”感同身受。现在无意中发现有这样好的插秧工具，自然兴奋不已。回家的路上，一直在寻思如何将其试制出来，应用在不久的秧田插秧中。
这一日，苏轼从东坡地回来，路过张木匠的铺子。两眼在废料堆里不停搜视。终于找到了他需要的边角废料：一段被虫蛀了的杉木，几块刨花板的下脚料，还有半截船桨的断柄。断柄看起来眼熟，好像是于流从江里捞上来的，木质已泡得发黑，但质地坚硬。
苏轼跟张木匠讨要了这几样，并把这些东西拖回到临皋亭的院子。
他蹲下身，用手一块块摸过去。杉木轻，指节一敲，声音发空；刨花板脆，一掰就掉渣；只有那段船桨，又弯又黑，又硬又沉。嗯，就它了。
苏迈揉着眼睛从屋里出来，看见院子里堆着烂柴，愣问：“爹，哪来这多烂柴？”
“张木匠那讨要的。”苏轼的目光还停留在那段船桨上。
苏迈走过来，用脚踢了踢杉木：“我拿斧头把它们劈了？”
“它们不是柴，是料。”苏轼笑了，站起身，拍拍手上的木屑。
苏迈站在他面前发愣。
苏轼没解释，拿起那段船桨木头，在手里掂了掂。大约三尺长，一头粗一头细，粗的那端还留着当初装桨叶的榫眼。他用拇指摸了摸那个方形的凹槽，脑子里开始构画。
苏迈好奇地望着父亲的手，在船桨木头上比比划划，不知道父亲在干啥。过了会儿，听见父亲叫他：“去，把张师傅请来，就说我请他喝酒。”
苏迈应声而去。
苏轼蹲在木料前，又用手指在泥地上划拉着。画完了，盯着看，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嘴里不停地念叨：一条弧线代表坐板，两条斜线代表腿，前面再加个横档。这图纸……
他想起来了，便起身进屋，从箱底翻出个布包。打开，里面是几卷泛黄的纸，其中一张便是后来用于疏浚西湖测量水深的浮马草图。这种将构想绘于纸上的习惯，早在徐州抗洪时便已养成。当时他与工匠们反复推演，绘制了各种加固堤防的图样。那时他就明白，图纸是构想落地的第一步。看着工匠们提供的各种堤防设计图，他想如何测量深浅不一的湖水呢？假如哪一天要治理湖水的话。
那天夜晚，窗外下着小雨，带着微凉。他思路清晰，可谓一挥而就，设计出浮马草图。然后，召集工匠们进来，他介绍设计思路：“用木板钉成十字架，四端系浮筒，中间垂绳测深，制成浮马。人站在船上，推着浮马在水面移动，绳上的刻度就能实时显示水深。”工匠们听着，又举起油灯看图纸，异口同声：“苏大人这图，比我们老师傅画的还灵清！”
他十分满足，觉得绘图充满创作的快感，可以把脑中构想变成现实的第一步。那些线条、比例、标注，像一种无声的语言，与工匠对话。
而现在，他蹲在泥地上，用手指画着一个给秧苗坐的凳子。没有宣纸，没有笔墨，只有泥土和指甲。图纸的读者，就只他自己和即将到来的张木匠。
“苏先生，酒在哪儿呢？”张木匠的声音在院门口响起。他像一阵风吹过来似的，立马站在苏轼身旁。看见地上那堆木料和泥地上的草图，愣了一下，随即笑道：“哟，这是自己要做家什？”
“想做个插秧时用的。”苏轼站起身，用脚抹平了泥地上的图。
张木匠没明白过来。
他继续说，“站着插，腰受不了。跪着插，膝盖受不了。前不久，在武昌乡间，见他们坐着插。”
“还能坐着插秧？”张木匠总算开了眼界，又不大相信。寻思刚才苏轼画在地上的图形，便蹲下，仔细看了看苏轼抹平的泥地。虽然模糊了，但大概轮廓还在。皱皱眉，“坐着怎么插？手够不着地哩。”
“不是椅子那种坐，”苏轼也蹲下，重新用手指画，“像骑马那样，跨着。身子前倾，手刚好能够到田。腿呢，踏在这横档上。”指着地上重新画出的两条弧线，告诉张木匠它们代表人的腿；又在前端画了个横档。
张木匠盯着看：“哦——，您是说像骑矮脚马？”
“对头！”苏轼一拍大腿。
“那得叫秧马。”张木匠眯着眼，盯着那堆木料，像在审视一匹尚未成形的马，“刚才您不说清楚，这料不中。这个虫蛀了，不承重。这个，”指刨花板，“见水就散。就这段桨木还行，但太短，做不了马身。”
“那如何是好？”苏轼心里一沉。
“谁知您要边角废料是做正用，还跟我存客气？我那有料。前年存的几根苦楝木，一直没舍得用。正好派上用场。就是……”他顿了顿，看着苏轼，“苏先生真要自己做？这活儿可不比写字，要费劲，还未必能成。”
“试试，不成，权当柴烧了。成了……”他笑了笑，“今年插秧，大家就能少受点罪。”
“好。那我出料，您出主意。工钱嘛……”他指了指屋里，“就那坛酒。”
“再加一坛醋，才开瓮的。”
“成交！”
苦楝木搬来时，太阳过午个把时辰。两根碗口粗、丈把长的苦楝木，摸上去粗糙得像老农的手背。张木匠用墨斗弹了线，锯下两截四尺长的，剩下的料备用。
“先解板，”张木匠把一根木料架在木马上，吩咐，“苏先生，您扶着。”
木料很沉，带着树木生长期的倔强纹理，在苏轼双手的按压下微微颤动。张木匠拉起大锯，锯齿吃进木头，“刺啦——”地来回响，木屑像金色的雪花在阳光下飞舞。
苏轼随着张木匠拉锯的节奏，身体微微前后晃动。手心很快出汗，木料变得滑腻。他更用力地按着。就像小时候，他在眉山看着父亲也是这样按着木料，让木匠解板，做书架。当时觉得木头被锯开的样子很神奇，像打开一本无字的书，每一圈年轮都是一行沉默的史诗。如今，他亲自按着这根苦楝木，感受锯齿切开它的纤维时，发出了本能的抵抗。而这抵抗是真实的，不像朝堂上那些言语的机锋、文字的陷阱。苦楝木只是用自身的质地，告诉你，想要改变我的形状，你得付出应有的代价，哪怕是流汗……
“停！”张木匠喊。
苏轼忙松手。木板被锯开一面，露出里面淡黄色的纹理。
张木匠用手摸了摸断面：“好料！”
接下来几天，为方便加工，制作地点转到张木匠铺子里。锯、刨、凿、削，这些他从未真正接触过的手艺，如今成了苏轼生活的全部。手上新长的茧被木刺扎破，渗血，好了，又长……但他不觉得苦，反倒有种创造的兴奋。当他用刨子推过木板，看着卷曲的刨花从刨口涌出，觉得太像浪花，像诗行了！而且它们带着木头特有的清香；当他用凿子一点点剔出榫眼，木屑在凿刃下崩落，露出一个方正的、严丝合缝的凹槽；当他拿起木贼草，一遍遍打磨坐板的弧面，直到它光滑如镜，掌心贴上去，能感到木头温润的体温，他忘了自己是苏轼。他突然感觉，当年在徐州黄楼木工坊视察的那个苏轼，已经死了。
徐州抗洪后，修建黄楼。他常去工地看工匠们立柱、上梁、雕花。有一次，他看见一个老木匠在修一扇歪斜的门。门轴朽了，门扇下垂。老木匠不慌不忙，量了尺寸，削了个新的木楔，涂上鱼胶，用小锤轻轻敲进去。然后推动门扇，门严丝合缝地关严了。
他当时惊叹，问老木匠：“老师傅，您怎么知道削多大多厚的楔子咧？”
老木匠咧嘴一笑，露出稀疏的牙：“摸出来的。木头会说话，你手摸上去，就知道它哪儿松，哪儿紧，该补多少。”
当时他认为老木匠有些故弄玄虚。此时，当他的手指抚过苦楝木的纹理，用刨子感受木料的软硬，用榫头试探榫眼的深浅，好像也开始听懂木头的语言了。
木头不说话，但它用质地、纹理、声响，告诉你全部的真实。比如，这块料硬，下刨要轻；那块料有节疤，得绕着走；这个榫眼凿深了半毫，就得把榫头也修去半毫。在真实面前，任何投机取巧、敷衍塞责、自欺欺人，都无所遁形。唯有谦卑，认认真真，老老实实，才能心想事成！
这感觉，很像写诗。好诗不是作出来的，是生出来的。从心里长出胚芽，在胸中抽枝展叶，最后从笔尖流淌出来，每个字都带着生命本身的韵律和温度。做木工也一样，好的器物，是从匠人的手、眼、心，与木头的纹理、脾性、记忆，相互倾听、相互成全中，生出来的。
第五天，秧马的骨架立起来了。两条前腿短而粗，后腿稍长，微微后斜，像个蓄势待发的马驹。坐板是弧形的，前高后低，贴合人的臀腿。横档在前，位置刚好让双脚能踏实、借力。
苏轼跨坐上去试了试。高度合适，重心稳。他试着往前挪，但腿使不上劲，得用手撑着地。
“像只笨拙的蛤蟆。”张木匠看着，打趣地说。接着，围着秧马转了一圈，敲敲腿，又晃晃身子，“而且底下是平的，泥地里一坐就陷下去，挪不动。”
“是了，问题就出在这。”苏轼下来，盯着那四条直直的腿。心想，田是软的，稀的，平腿一压就陷。并且，插秧要不断前移。
昨夜下过雨，地面松软。他用手在泥地上划出一道沟，试着想象秧马在泥田里移动的样子。突然，他想起船，声音里涌动着兴奋：“咱们把马腿底下做成船底弧形的。”
张木匠一拍脑门：“在理！”立刻找来两块窄木板，用刀削出弧面，钉在秧马的两条后腿下。
苏轼跨坐上去，双脚在横档上一蹬，秧马向前滑了一小段。
“成了！”张木匠又一拍大腿，但随即皱眉，“可前腿怎么办？前腿也滑，不就站不稳了？”
“是啊，四条腿都滑，就成了冰车，一碰就溜，没法固定姿势插秧。”苏轼盯着前后腿，深有同感。咹？耙。他突然想起小时候在眉山，看见农夫用的耙。便说，“前腿不改，就让它直，让它能插进泥里，固定位置。后腿滑，负责移动。要往前时，身子前倾，重心压到前腿，后腿抬起，往前一蹬——滑！插秧时，身子后坐，重心压在后腿，前腿就扎进泥里，稳住。”边说，边跨上去试。前倾，后腿抬起，蹬——滑了半尺。后坐，前腿果然吃住了力，秧马稳稳停住。
“苏先生，您这脑子活，真不愧是读书人！”张木匠竖起大拇指。
苏轼笑了，但立马停止笑。在汴京，我满脑子用在经义策论、诗词歌赋、朝政辩论上，得到的是“学士高才”“文采风流”的赞誉；在黄州，我脑子用在做一把插秧的“凳子”上，得到的是一句“不愧是读书人”的朴素夸奖。哈哈——他又不自主地大笑起来。
张木匠也跟着笑起来，正要开口，苏轼从秧马上下来，指着坐板前端，说：“这儿得加个挂钩，挂秧苗。手边还得有个小筐，放补的苗。还有这横档，太滑，得刻上防滑纹……”
张木匠不停点头，嘴里一个劲地“嗯”。
苏轼又蹲在地上，用炭条在木板上画记号，又好笑自己——盛名一时的苏学士，此刻比任何老匠人都更像匠人了！
最后的成品，和最初泥地上的草图已大不相同。它有了弧形的滑底，有了前腿的防陷尖，有了挂秧的竹钩和放苗的藤筐，坐板上还铺了层旧棉絮。王闰之说硬板坐久了不舒服，便从破袄里掏出这些旧棉絮。
苏轼把它搬到东坡的田边时，引来了不少人。王家嫂子、于流、还有几个正在整田的农夫，都过来围看。
“这是啥？”王家嫂子好奇。
“秧马，”苏轼说，“试试，看能不能坐着插秧？”
“坐着？插秧哪有坐着的？祖宗传下来就是弯腰、跪着。坐着，成何体统！”一个老农有些睥睨地瞧了苏轼一眼。苏轼觉得，这老农的口吻很像朝廷的守旧派老顽固。他觉得，无论做哪一件新事情都难。但他不合时宜地坚持去做了。
苏轼不想辩解，只是脱下草鞋，卷起裤腿，跨上秧马。坐板的高度刚好，棉絮软硬适中。他拿起一把秧苗，挂在竹钩上，双脚在刻了防滑纹的横档上踏稳，然后，身体前倾，后腿一蹬。秧马在泥田里平滑地向前滑了二尺后，稳稳停住。
围观众人发出一阵惊叹。苏轼俯下身，左手分秧，右手插下。一株，两株，三株……因为坐着，腰是直的，只有手臂在动，速度竟不比弯腰慢。插完手边一片，他身体微微后坐，重心后移，前腿从泥里稍稍松脱，双脚再一蹬，又向前滑了二尺。就这样，滑，停，插；再滑，再停，再插。一片绿油油的秧苗，在他身后整齐地排列开来，行是行，列是列，像用尺子量过。而他，始终直着腰，除了手臂，全身都很放松。
“神了！”于流第一个喊出来，“这玩意好！腰不疼。”
王家嫂子看得眼热：“苏先生，让我试试！”
苏轼笑着下来，扶她上去。王家嫂子个子矮，坐上去脚够不着横档。苏轼立刻发现这个问题，转头对张木匠说：“得做几个不同高度的，人有高矮。”
“好！”张木匠也兴奋了，“我量量尺寸，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都做它几个！”
那天下午，农人们轮流上去试，高的嫌矮，矮的嫌高，胖的嫌窄，但每个人下来后，眼睛都是亮的。他们围着秧马，这里摸摸，那里敲敲，提出各种意见：
“这儿得加个靠背，累了好歇歇。”
“滑底能不能再宽点？稳当。”
“挂秧的钩子容易掉，改成卡槽吧？”
苏轼拿着炭条和小本子—一记下。阳光照着他流汗的脸，照着本子上那些歪歪扭扭的字和图，照着田里那匹被众人围观的、粗糙但实用的木头秧马。此刻，他忽然明白了什么叫“有用”。
在汴京，他的“有用”是写出锦绣文章，是提出治国良策，是“致君尧舜上”。那些“有用”像隔着一层毛玻璃看世界，朦胧，不确定，常常伴随着挫败和无力感。而眼前这匹秧马，它的“有用”很小，就是让农人插秧时腰少疼一点，膝盖少跪破一点，活儿干得快一点、好一点，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这两种“有用”，哪一种更高贵？他不知道。他只知道，此刻在这片被太阳晒得发烫的水田边，听着农父们七嘴八舌的改进意见，看着那匹凝聚了自己几天心血、正在被真实使用的秧马，心里涌起的满足和踏实，是他在草拟一篇传世诏书时，也未曾有过的，在密州亲自设计、监造超然台时未曾有过的。
超然台高数丈，登台可览全城。竣工那日，他与僚友登台饮酒，赋诗作记。诗写得好，台也建得气派。但那一刻的喜悦，是“文人雅趣”得以实现的喜悦，是“我与物游”的精神畅快。而此刻，看着农夫骑着秧马在田里滑行，看着绿油油的秧苗一行行延伸，是“物尽其用”的喜悦，是“我与人便”的心灵踏实，有着沉甸甸的、生活的质感。
苏轼又想，这有用这喜悦，就像他此刻掌心的老茧，丑陋粗糙，但它是在创造有用的东西时，一寸寸磨出来的。这茧比握笔磨出的薄茧，更让他觉得创造的意义。
王家嫂子从秧马上下来，脸上带着笑，额头上都是汗，大声叫道：“苏先生，这玩意好！真省劲！就是……”她顿了顿，有点不好意思，“就是骑着，像个猴子似的，不好看。”
众人哄堂大笑。苏轼也笑：“要好看，还是要腰？”
“当然要腰！”王家嫂子拍腿，“好看能当饭吃？腰好，才能多干活，多打粮！”
这话说得实在，大家都点头。是啊，在生存面前，体面、好看、合不合祖宗规矩，都得让路。能让你少受罪、多收成的，就是好东西。
那个起初睥睨的老农，到底与朝堂上的老顽固不同。他见这玩意儿真能省力，眼里也放出光来，凑近了细看。
夕阳西下时，农夫们各自回家。田里只剩那匹秧马，孤零零地站在一片新绿的秧苗中。苏轼走过去，拍了拍它的脊背：“伙计，今年，就靠你了。”
秧马沉默。但它稳稳地站在泥水里，两条前腿扎进土中，两条后腿的滑底反射着落日余晖，像在默默承诺：我会陪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把秧苗插进土里，把希望种进秋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