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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些幸存的霉了的书，在上半年梅雨季过后不久，苏轼就拿出来晒过。只是没有像这次有王闰之的参与，晒得这么彻底的了。
王闰之把苏轼搬出来的一箱箱的书打开，一册册搬到院里的竹席上，十月的阳光正好，把一切隐藏的污损都照得原形毕露。霉斑是在她展开《陶渊明集》时发现的。在书页的天头地脚，沿着纸张边缘，生长着一片片苔藓似的霉斑。
她蹲在席边，用手指轻轻刮了刮那片霉斑。刮不掉，已经和纸纤维长在一起了。她叹了口气，把书页对着阳光展开。光线透过泛黄的宣纸，把那些霉斑蛛网般的菌丝显示出来，像时间在纸上留下的生命拓印。
“这本不能要了。”她自言自语。
苏轼又从屋里搬出一箱书，还是听见了她的轻声细语，走过来，接过《陶渊明集》。一翻开，霉味扑面而来。他舍不得不要。这本书是早年欧阳修送给父亲的，父亲又传给了他。书页上有父亲苏洵的批注，蝇头小楷，墨色已淡，但风骨犹存。他看了看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旁边父亲写的“此心安处，何必南山？”回想起许多和父亲的往事。如果因为这句批注下方的霉斑，而不要了这部书，许多刻骨铭心的记忆也会消失。他手指极谨慎地抚过那些字迹，小声说：“晒晒也许会好。”
“霉已入骨，晒了，纸更脆，一翻就碎。不如……”王闰之摇摇头，“唉，烧了。干净！”
也许老妻所言极是。这书留在箱里，霉会传染给别的书。晒了，也救不回来，只会加速它的破碎。与其让那些文字和批注，在霉烂中朽腐，不如一把火，在火焰中升华。他把书递还给王闰之：“那就烧了吧！”
王闰之走到灶间，只有温火。她把书放进去，书页在余烬上蜷曲，边缘先变黑，然后冒起白烟。没有明火，只有缓慢的碳化。霉味被焦糊味取代，直至剩下一小堆轻飘飘的纸灰。
她用小铲把纸灰铲出来，倒在院角的桃树下。一阵风吹过，灰烬雪花般扬起，有些落在桃叶上。
苏轼看着这一幕，心里好不是滋味。只顾闷头搬书。一箱，两箱……都是从汴京带来的，经过乌台抄家的慌乱，经过流放路上的颠簸，经过黄州一年多的潮湿，幸存下来的最后一点物证：纸已发黄的早年诗文集手稿，字迹飞扬跋扈，是少年意气的证明；盖着褪色官印的凤翔、杭州、密州任上的公文副本，记录着曾经的抱负与挣扎；与苏辙的往来书信，捆成一扎，麻绳已朽，记载着兄弟情谊；在他第一次出仕前，母亲程氏熬夜为他抄的《金刚经》，墨色沉静，字字端庄。母亲交给他时，说：“带着它，保平安”。这一幕仿佛发生在昨天。
阳光下，这些书页微微卷曲，霉味、潮气和箱底沉积的气味，被蒸腾后散在空气里，渐渐淡了，再也寻不回了。
王闰之在席子间慢慢走动，把书一本本翻开，摊平，让每一页都晒到阳光。偶尔她会停下来，用柔软的布巾轻轻擦拭书页上的灰尘，或者小心地展平卷起的边角。阳光照在她低垂的侧脸上，眼角细密的皱纹和鬓边一根刺眼的白发凸现出来。
苏轼站在屋檐下，痴情地看着这个女人。从汴京到黄州，从官夫人到农妇，默默地跟着他。言语不多，总在苦做，一刻不消停。
“这本也坏了。”王闰之平静地说。
苏轼一看，是母亲抄的《金刚经》。在最后一页，“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的“影”字下方，有一小块水渍。
“不是霉，是曾经浸透又干涸的水迹。”苏轼又看了一遍，墨迹在那一块晕开，字变得模糊，像泪痕。
王闰之手指轻轻点在那块痕迹上，若有所思：“去年秋天，屋顶漏得厉害，箱子湿了半边。这本在最底下。”
“是啊。去年那场秋雨下了三天三夜，屋里到处摆着接水的盆罐。滴滴答答的声音彻夜不停。”他记得自己躺在漏雨的屋顶下，听着雨声，想着自己这一生，是否也会像这些被雨水浸透的书，一点点霉烂，朽坏，最后化为尘土。刚才，王闰之说这本也坏了，意思是说也要烧掉。他一惊，道：“还能看，字还认得咧。”
“王闰之会意，把经书小心地摊在阳光最好的位置：“晒晒，去去潮气。再收起来，传给迈儿。婆婆的字，得留着。”
婆婆的字。苏轼心里一暖。是啊，母亲的字。那些端庄的、带着无尽慈爱与期许的笔画，比任何版本的《金刚经》都珍贵。它们不能被霉烂，不能被水渍吞噬。必须传下去，像血脉，像某种比血缘更深的精神脐带。
阳光晒在背上，暖烘烘的。书页在风里轻轻翻动。墨香、纸香、阳光的暖香，混在一起，令他无比温暖和沉醉。王闰之也是乐此不疲，陪着他享受这翻晒过去、留住记忆的时光。尽管在黄州临皋亭破旧的院子里晒书……他想到这里，眼前闪现昨日的不再。
元丰二年（1079年）春天，他赴任湖州。书房里三面墙都是书架，顶天立地，藏书上万卷。他觉得，书是身份的象征，是学问的基石，是通往更高庙堂的阶梯。晒书，是一种风雅的仪式，是士大夫生活不可或缺的点缀。正如“晴窗展卷对青山，字字珠玑照眼明。”天气好时，他会让仆人把一些珍贵的刻本搬到院里晾晒，自己则躺在廊下的竹榻上，摇着蒲扇，看着那些书在阳光下舒展身躯。可现在，晒书不再是风雅，是生存。是为了不让这些历经劫难幸存下来的纸页，在潮湿中彻底朽坏。给儿孙留下一点关于“来处”的凭证。这些书是根，把他和父亲、母亲、和那个已经遥远模糊的“书香门第”连接起来的，最后的脆弱的根。
“苏先生！苏先生！”
急切的呼喊声打破了院里的宁静。苏轼抬头，看见于流气喘吁吁地跑进来，草鞋上沾满泥浆，脸色发白。
“咋了？”
“江边……江边……”于流扶着门框，大口喘气，“有个女娃……”
苏轼猛地站起，膝盖撞在翻开的书箱上，生疼，但他在意：“在哪儿？”
“芦苇荡，我把盆拖上岸了，娃在哭。”
王闰之也站了起来，手里的书掉在席上。她多次听说弃婴事，望了望苏轼，“唉”了一声。
苏轼跟着于流往外跑。脑子里很乱，不停闪过很多画面：王家媳妇难产的血污，一声响亮的啼哭，父亲批注旁的霉斑，母亲抄经上的水渍。这些画面交织，碰撞，最后都化成一个在木盆里漂荡、啼哭的女婴。
芦苇荡白茫茫一片，在江风的吹拂下，芦花漫天飞舞。于流的小船靠在岸边，船头放着一个边沿裂了缝的木盆。盆里垫些破布，布上躺着一个小红色襁褓。襁褓里传出微弱、嘶哑的哭声。
苏轼走过去，才看清盆沿上绑着一块石头。旁边还摆着三枚红线串着的送行铜钱。
一种巨大的、冰冷的愤怒，混着更巨大的、无力的悲悯，让苏轼浑身不由得颤抖。他思前想后，自己也见过贫困，见过死亡，见过人性在绝境中的种种不堪，但从未见过一个刚刚出生的生命，就被这样精心设计地遗弃！他弯腰，抱起那个襁褓。哭声停了，孩子睁开眼。眼睛很黑，很大，茫然地望着他。
这个女婴不知在江水里漂了多久。脸很小，五官清秀。头发湿湿的，贴在头皮上稀稀疏疏，是胎毛。嘴唇发青，在微微颤动，像在寻找母亲的乳头。
于流指着上游，告诉苏轼：“从那边漂下来的。这一带常有。”他停了停，声音低下去，“女娃，养不起，就……”接着告诉苏轼，王家嫂子的父亲是浠水团陂街上一个屠户。屠户家按说家境比一般农户的要好。她头上几个姐姐生下来后，都被屠户老爹扔进家门前的水塘里淹死了。轮到她快出生时，恰逢年关，庄稼人在忙年。屠户的生意比平时看好。在腊月二十三日傍晚，天上飘起了鹅毛大雪。没多久就地上一片洁白。屠户回家送灶神，比头一天回家要早。他带了几斤猪肉和猪下水，交给婆娘，吩咐送完灶神，自己喝一盅酒。王家嫂子娘挺着个大肚子，大气不敢出一声，急忙做饭。做好饭，肚子微微痛，觉得快要生了。心里无比惊慌，麻木了此时的疼痛。等到灶神送走，屠户准备喝酒，便哀求道：“他爹，有件事想求求你行行好。”屠户一见她挺着个大肚子，脸上开始变色，就明白了几分。继续喝酒，不理婆娘。王家嫂子她娘就不再说话，心里默念观世音菩萨。说来也巧。屠户这一晚喝醉了。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听见有位似曾相识又记不起是谁的老头拄着拐杖教训他：“孽孙，你是要让我陈家断子绝孙？无辜残害女婴，老天爷惩罚你不再有后。我三番五次在观音菩萨面前跪求，她大慈大悲，答应给你送子。但有个前提条件，就是你婆娘肚子里的这胎无论是男是女，都不得丢弃……”说完，扬长而去。屠户惊醒，思索半天，原来是祖父显灵。这一梦，倒保住了王家嫂子。腊月二十四，王家嫂子临盆。两年后，她娘生下弟弟……
苏轼听后，一阵唏嘘，王家嫂子真是不幸中之万幸，心里十分沉重。抱着孩子，怅望滔滔江水，自言自语：这世间，有些生命也被他们的父母像对待一本霉烂的书一样，决定“烧了，干净”。只不过烧掉书的是火，烧掉孩子的是水。可书烧了，灰烬还能滋养桃树。这孩子在江里漂，最后会成鱼食，成这滔滔江水一部分，再也寻不回一点痕迹。
“苏先生，”于流在身后喊，“这女婴您要养？”
苏轼停住，没回头。孩子的体温在慢慢回暖，心在微微跳动，隔着薄薄的襁褓，传到他掌心，像一只惊慌的小鸟在扑腾。他回应道：“先活着，再说。”
回到临皋亭，王闰之已经准备好了热水、干净的旧布和一点米汤。她把孩子接过去，解开襁褓，用温水给孩子擦身。孩子的身上有血渍，有胎脂，皮肤青紫，长时间水泡，有些地方已经起了皱。
“是个齐全孩子，就是饿了，泡了。”王闰之仔细检查完告诉他。然后用软布蘸了米汤，一点点喂。孩子起初不会吸，米汤从嘴角流出来。在她的耐心照顾下，孩子的嘴唇动了一下，咽下去一点，接着小嘴开始急切地寻找，发出细微的“咂咂”声。
王闰之脸上有了一丝极淡的笑意：“知道饿，就能活。”
苏轼站在身旁，看着这个正在奋力吞咽米汤的小生命。想起盆沿上那两个字：女，弃。那是她的第一个名字，是她被亲生父母刻在命运起点上的冰冷的判决。可现在，她在一个陌生妇人的怀里，吃着另一家的米汤。那个判决，还能作数吗？我得再给她取个名。他说：“老妻，我给他想好了个名字，不知好不好？”
王闰之挺高兴，她正想开口请先生给女婴取个名字。有名字好养。便说：“先生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您说说看。”
“叫江蘩。”
王闰之似乎没明白，两眼呆呆望着他。
苏轼笑道：“《诗经》里，‘于以采蘩，于沼于沚’的蘩。是白蒿，长在水边的草，命硬，给点水就能活。她从江里来的，就叫江蘩。不求大富大贵，就像江边的白蒿，命硬就行。”
“江蘩，”王闰之念了一遍，点点头，“真好！”
她重新把孩子包好，抱在怀里，轻轻摇晃。江蘩吃了点米汤，似乎有了点力气，眼睛又睁开了，茫然地看着屋顶，看着光，看着这个抱着她的陌生女人。然后，她打了个小小的哈欠，眼皮慢慢合上了。
“放哪儿？”王闰之问。
苏轼环顾屋子摇了摇头。最后目光落在墙角刚晒完书腾出来的书箱。箱子不大，但深，垫上旧衣，也许行。箱子内侧贴着他早年写的标签，墨迹已淡：“苏氏藏书·经部·春秋类”。标签下面，还有一枚小小的藏书印，刻着“子瞻珍玩”。
王闰之点点头，走过去，把箱子放倒，在里面铺上厚厚的旧棉絮，把江蘩放进去。大小刚好，像个小摇篮。孩子在里面动了动，找到个舒服的姿势，睡得更沉了。
苏轼蹲下，看着里面那个小小的生命，安睡在曾经装圣贤书、盖私人藏书印的箱子里，不禁哈哈一笑。感觉这画面如此荒诞，像命运开的一个苦涩的玩笑，又像某种深邃的隐喻。
他曾处理过一桩“杀婴案”。一个农妇掐死了刚出生的女婴，被邻居告发。开堂时，农妇跪在下面，骨瘦如柴，怀里还抱着个三岁的儿子，儿子饿得直哭。她面无表情，只说了一句：“养不活。多了张嘴，都饿死。”
他判她徒刑。退堂后，师爷对他说：“大人，这类事，江南甚多。生了女儿，或溺，或弃，或送人。非人心狠，是实在没办法。”
他当时愤怒，写奏章请求朝廷严惩溺婴，设慈幼局。可奏章石沉大海。后来他明白，在那样的世道下，个人的仁慈改变不了结构性的贫困。就像你无法责怪一本在潮湿中霉烂的书，你也无法简单地谴责那些在生存压力下，选择遗弃骨肉的父母。
看着箱子里安睡的江蘩，他可以理解，但无法接受，这样一条完整的生命，被丢弃在江里。
也许他救不了天下所有被遗弃的女婴。但他把她从江里抱回来了。那么，他就要让她活下去，让她知道这世间除了“弃”，还有“拾”；除了冰冷江水，还有温暖怀抱；除了那个刻在木盆上的、充满绝望的判决，还有一个写在书箱标签旁、带着墨香和期许的名字。
“晒的书，该收了。天快黑了，有潮气。”王闰之在他身后说。
苏轼回过神，忙和王闰之一起，把席上的书一册册收回箱中。那些泛黄的、带着霉斑和水渍的书页，在他们手中被小心地合拢，抚平，放回原处。
收完最后一本书，天已黄昏。夕阳的余晖从窗口斜射进来，正好照在墙角那个书箱上，给粗糙的木箱、里面熟睡的小脸、还有箱侧那张淡去的“苏氏藏书”标签，都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边。
原来晒书和救婴，都是在对抗朽坏。书对抗的是时间的朽坏，是潮湿的吞噬，是记忆的湮灭。婴孩对抗的，是贫穷的朽坏，是偏见的冷酷，是生命的轻贱。而他能做的，就是用这双长满老茧的手，小心地翻开书页，让阳光杀死霉斑；稳稳地抱起那个从江里捞起的生命，给她一个名字，一个可以安睡的、曾经装满圣贤书的箱子。然后，一天一天看着她长大，就像一天一天看着那些被晒过的书，在干燥中得以保存，在未来的某一天被他的儿子，或者儿子的儿子，重新翻开，读出那些被时光打磨过的、依然清晰的智慧与深情。
据史料记载：苏轼从友人处听闻岳州、鄂州（今湖北部分地区）一带因贫困盛行“溺婴”恶俗，尤其是女婴受害最深，感到“闻之酸辛，为食不下”。立即写信给鄂州太守朱寿昌，详细陈述了溺婴的惨状，并依据在密州救助弃婴的成功经验，建议朱寿昌严格执行“故杀子孙，徒二年”的法律，以儆效尤。在黄州当地，苏轼联合安国寺长老继连、秀才古耕道等热心人士，发起成立了名为“育儿会”的民间慈善机构。该机构动员富户每年捐钱十千，用于救助无力抚养新生儿的贫困家庭。
他尽管自身经济拮据，仍率先捐出十千钱，并欣慰地表示“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所有募捐款项由专人管理，用于购买米、布、绢絮等物资分发给贫困家庭。黄州溺婴恶俗遂禁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