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火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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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的中原大地，硝烟与烽火交织。河南省平顶山市宝丰县，这座在地图上毫不起眼的小县城，却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中，成为扭转乾坤的关键坐标。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此安营扎寨，用如椽巨笔书写下决定中国命运的壮丽篇章。这里不仅镌刻着人民军队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的伟大转折，更孕育出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让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
1947年，解放战争的天平开始倾斜。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之势，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如同一把锐利的钢刀，直插国民党统治区的心脏。1947年5月16日，中共中央高瞻远瞩，决定成立中原局，任命邓小平为书记，统筹战略进攻后中原地区的党政军工作。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勇破黄河天险，正式拉开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
1948年初，随着战局瞬息万变，刘邓大军主力从大别山挥师而出。在淮北短暂休整后，于4月挺进豫西，与陈谢集团和华野陈唐兵团胜利会师。4月底，刘伯承、邓小平亲自率领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部进驻宝丰县。这一战略抉择并非偶然——宝丰县地处河南省中西部，扼守宛洛交通要冲，是豫西的重要门户，在解放中原的战役中占据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早在1947年11月2日，陈谢兵团仅用一个多小时，便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解放了宝丰县城，迅速建立起稳固的人民政权。
宝丰的战略价值，不仅体现在地理位置上，更在于其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彼时，尽管宝丰县城已获得解放，但周边匪患猖獗，鲁山、宝丰和郏县等地素有“蹚将窝”之称。郑州、南阳等重镇，国民党重兵云集，虎视眈眈。而距离县城不远的北张庄，村庄不大，人口稀少，房屋错落，树木繁茂，既便于隐蔽，又方便各机关之间的联系。种种因素叠加，让这个原本籍籍无名的小村庄，一跃成为中原地区的核心焦点。
1948年5月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出重大决策：加强中原局领导班子，任命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重建中原军区，将刘邓大军和陈谢集团所属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编为中原野战军。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毅任第一副司令员（同时兼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和政委），李先念任第二副司令员。这一系列决策，标志着中原地区军事指挥体系的全面完善与统一，为后续的大规模战役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5月17日，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机关正式进驻宝丰县。5月26日前后，中原局、中原军区司令部分别入驻县城西北的赵官营和北张庄村。从此，宝丰成为中原地区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被誉为“中原红色首府”。中原局和中原军区的领导人在此精心谋划，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为淮海战役的最终胜利埋下伏笔，在全国解放战争史上矗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
宝丰县商酒务镇的北张庄村，原本是一个宁静祥和的小村庄，却因中原军区司令部的入驻，被载入史册。1948年5月下旬，一支身着蓝色布衣的队伍悄然抵达，打破了村庄的平静，也改写了这里的历史。当年年仅12岁的村民杨玉民，亲眼目睹了这段不平凡的岁月。如今，已逾古稀之年的他，作为中原军区司令部旧址的志愿讲解员，依然能清晰地回忆起那段尘封的往事，每一个细节都仿佛就在昨天。
司令部的选址，尽显战略眼光。这里原是当地地主杨济武的宅院，占地7亩，四周寨墙高耸。由于当时宝丰、鲁山、郏县匪患横行，大户人家纷纷自建哨楼以防不测。中原军区司令部进驻后，对哨楼进行了加固改造。如今，院落大门上方悬挂着刘伯承元帅之子刘蒙将军题写的“中原军区司令部旧址”牌匾，门前的哨楼巍峨耸立，诉说着往昔的峥嵘。杨玉民老人饱含深情地回忆：“刘伯承司令员住在我三爷的房子里，邓小平政委住的屋子以前是我爷爷的母亲居住的，这个会议室曾经是我奶奶的房间……”尽管岁月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腿脚不再灵便，但每当讲述起这段历史，老人依然神采飞扬，兴致勃勃。
当时的安全保卫工作，形势异常严峻。杨玉民回忆道，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不时会有黑枪响起，保卫工作压力巨大。为了确保安全，大家平时都以“一号”“二号”等代号称呼刘邓等首长，从不直呼其名。然而，紧张的局势并没有阻隔首长们与村民之间的温情。“虽然形势严峻，但我们这些小孩子依然可以自由进出司令部，首长们对我们都非常亲切。”杨玉民特别提到，司令部旁边有7棵桃树，其中3棵早熟，“邓小平专门让我们这些小孩去摘桃子吃”。
首长们的日常生活，处处彰显着革命将领的朴素作风与亲民品格。北张庄村北，有一条浣河（又称洹河），这里成为了首长们放松身心的好去处。邓小平等人经常从院子后门走出，沿着河岸散步、谈论工作。同时，这里也是孩子们的欢乐天堂，杨玉民和小伙伴们常常在这里嬉戏玩水，从岸边的柳树上纵身跃入河中。“当时邓小平看到我们在河里洗澡，就大声喊‘小鬼，这里危险，上来耍’，只是他带着浓重的四川口音，我们听不太明白。”杨玉民笑着回忆，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这种平易近人的形象，与人们印象中威严的军事统帅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在宝丰，军民鱼水情的故事比比皆是。杨玉民深情地说：“战士们每天清晨都会主动帮老百姓打水、劈柴，把道路打扫得干干净净。要是遇到家中有老人，还会帮忙做饭、干农活。”其中，一个关于买萝卜的故事尤为感人。一天，司令部炊事员外出购买萝卜，挑选了一批个头较大的带回。不巧，途中遇到了邓小平。炊事员满心欢喜地汇报自己买到了大萝卜，却不料遭到了邓小平的批评。邓小平要求炊事员立刻返回，把剩下的小萝卜也一并买下。炊事员回到田地时，卖萝卜的人已经离开，无奈之下，他只好将小萝卜带回，并把钱仔细地放在萝卜坑里。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生动诠释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严明军纪。
位于司令部大院东侧的八角亭，是军事决策的重要场所。这是一座刚刚建成的八角草顶凉亭，造型精巧别致。据宝丰县红色革命遗址管理所负责人司少乐介绍，中原军区司令部进驻北张庄后，修建了这座八角亭。刘伯承、邓小平等首长经常在此召开会议，研究作战计划；闲暇之余，也会在这里喝茶、聊天、下棋。刘伯承之子刘蒙将军曾回忆，刘帅从南京迁居北京后，特意在自家院内也修建了一座八角亭，足见这段经历在将军心中留下的深刻烙印。
八角亭东边的一片空旷区域，曾是一片杨树林，这里是当时团级以上干部会议的会址。1948年6月17日至19日，中原军区在此召开团级以上干部会议。邓小平、刘伯承、陈毅、邓子恢、李雪峰、张际春、李达等重要领导出席，中原军区机关和豫西二、五军分区及直属队团以上干部1000多人参加了会议。尽管当时杨玉民年纪尚小，但对这些会议仍记忆犹新：“开会的时候，台下坐满了身穿军装的人，会上还播放着全国各战场情况的幻灯片，我们这些小孩子虽然看不懂，但都好奇地跑去凑热闹。”
那些日子里，北张庄的每一寸土地都浸润着军民共同奋斗的汗水。军事会议在这里召开，作战计划在此敲定，将领们的智慧与谋略在这片土地上碰撞出耀眼的火花；日常生活中，首长与村民的亲切互动，战士们对百姓的贴心帮助，编织出一幅温暖动人的军民画卷；坚固的哨楼、严密的警戒，为指挥中枢筑起安全的屏障；而新区政策的探索、重要文告的发布，更如春风化雨，滋养着中原解放区的土地。
如今，北张庄的中原军区司令部旧址已成为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大门上的牌匾和门前的哨楼，默默伫立，无声地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而杨玉民老人，作为历史的见证者，日复一日地向来访者讲述着当年的故事，让这段珍贵的历史得以生动传承。北张庄，不仅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一座精神丰碑，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决胜千里的智慧与勇气。
作为中原解放区的指挥中枢，宝丰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军事、政治、经济等领域的一系列重大决策。1948年5月至11月，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领导人在此精心部署指挥了一系列关键战役，发布重要政策文件，创办学校培养干部，为中原解放区的巩固与发展筑牢根基。这一时期的历史贡献，不仅体现在军事上的辉煌胜利，更在于为全国解放积累了宝贵的治理经验。
宝丰时期，六大战役的辉煌战绩令人瞩目。中原军区进驻北张庄后，相继指挥了宛东战役、开封战役、豫东战役、襄樊战役、郑州战役和桐柏江汉战役。这些战役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20多万人，地方武装10万余人，彻底瓦解了国民党在中原的防御体系。其中，1948年6月的宛东战役，是刘邓大军转出大别山后与华东野战军协同作战的经典战例。当时，为分散敌军兵力，刘伯承采用“围城打援”战术，以部分兵力佯装进攻确山，诱使驻马店之敌前来支援，主力部队则在途中设下埋伏，最终大获全胜。一场场战役，就像一首首激昂的战歌，在中原大地上奏响胜利的旋律，而宝丰，正是那指挥千军万马的中军帐，见证着每一次的冲锋与凯旋。
在宝丰，军事会议频繁召开，战略谋划不断推进。除了团级以上干部会议，1948年7月28日至8月7日，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在宝丰县城东街文庙召开县团级以上军政干部会议，史称“宝丰会议”。会议期间，代表们齐聚一堂，气氛庄重而热烈。邓小平作关于新区政策的报告，字字句句都凝聚着对未来的思考；陈毅分享华东野战军作战经验，那些实战中得来的智慧，如璀璨星辰照亮众人的眼眸；刘伯承阐述军事形势和任务，坚定的话语仿佛给大家注入了无穷的力量。这些重要决策，为即将到来的淮海战役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准备，就像春雨滋润大地，为胜利的种子提供了生长的养分。
新区政策的探索与试验，是宝丰时期的重要工作。中共中央中原局选派政策研究室干部王志杰兼任宝丰县委书记，将宝丰作为新区政策的重点试验县，由邓子恢、李雪峰亲自指导，总结经验。中原局制定《六六指示》和减租减息纲领，出台保护工商业等政策。这些政策既满足了战争需求，又注重改善民生，宛如一双温暖的大手，抚平了战争带来的创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和经济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宝丰时期对民族工商业的保护和发展，有效缓解了战争对经济的冲击，为军队后勤保障提供了有力支持，让宝丰的街头巷尾，重新焕发出了生机与活力。
军事教育体系的建立，彰显了长远的战略眼光。1948年8月，中原局在宝丰县城北部大白庄村创办中原大学，陈毅任主任委员，刘子久、嵇文甫、王毅斋任副主任委员。这所大学最初旨在培养急需的军政干部，后发展成为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高等学府。校园里，年轻的学子们怀揣着梦想，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他们的朗朗读书声，是对未来的憧憬与希望。同时，在城南杨老庄创建豫西行政干校，由豫西行署主任李一清、高芸生先后兼任校长。这些教育机构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部分学员随军渡江南下，为解放全中国贡献了力量，他们就像一颗颗火种，将革命的光芒播撒到祖国的每一个角落。
财经金融工作的创新，有效解决了当时的迫切问题。1948年5月，根据中原局指示，中州农民银行宝丰县支行在县城西街成立，发行中州钞，成功稳定了解放区经济秩序，保障了军队供给和人民生活，也为后来人民币的发行积累了经验。银行的成立，就像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起了经济的两岸，让宝丰成为中原解放区重要的后勤枢纽。太岳、太行和华北老解放区向豫陕鄂各战场输送的兵员、物资，均经宝丰中转，一时间，宝丰的道路上，车马川流不息，仿佛奏响了一曲繁忙而有序的交响曲。
在宝丰，刘伯承、邓小平的军事指挥艺术达到新高度。他们灵活运用战略战术，充分发挥中原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协同作战的优势。
1948年5月，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唐亮率慰问团来到宝丰，刘伯承在接见时盛赞华东野战军“在协同作战中对中原野战军歼敌制胜与坚持大别山作战的直接帮助”。土桥铺见证了两支兄弟部队的深厚情谊——中原野战军干部、战士在此欢送华东野战军慰问团，双方依依惜别，挥手致意。那一幕，仿佛一幅永恒的画面，定格在历史的长河中，诉说着革命队伍之间的团结与友爱。
宝丰时期的军事成就，不仅体现在战场上的胜利，更在于军事思想的发展和指挥体系的完善。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领导人将军事斗争与政治建设、经济工作有机结合，展现出卓越的全面领导能力。正如邓小平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所言：“今后，我们必须打几个大胜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大别山站稳脚跟……否则部队天天跑，鬼才相信你！”这种将军事胜利与政治信誉紧密相连的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原战局的发展。
1948年10月22日，郑州战役胜利结束，中原战场形势发生根本转变。随后，陈毅、邓小平和刘伯承等领导人奔赴淮海前线指挥作战，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机关也于11月13日全部撤离宝丰。短短半年时间，宝丰圆满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这段光辉岁月，永远镌刻在中国革命的历史长卷中，成为后人敬仰与追思的精神源泉。
在宝丰这片红色土地上，除了惊心动魄的战略决策和波澜壮阔的军事胜利，还流传着许多感人肺腑的军民故事。这些平凡而温暖的日常点滴，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与群众之间的鱼水深情，成为代代相传的精神财富。从首长们的亲切关怀到普通战士的无私奉献，从酿酒作坊的军民共建到文化教育的蓬勃发展，宝丰时期的军民关系和社会变革，同样值得浓墨重彩地书写。
邓小平、刘伯承等首长的亲民形象，深深印刻在当地百姓心中。如今84岁的杨玉民老人回忆，邓小平虽然身为中原野战军政委，却幽默风趣，对孩子们关爱有加。看到孩子们在河边嬉戏，他总会用带着四川口音的普通话，关切地提醒注意安全，话语中满是宠溺。而刘伯承司令员则显得严肃庄重，平日里虽不苟言笑，但总是默默帮助村民干农活，同样深受百姓爱戴。这种刚柔并济的领导风格，既维护了军队纪律，又赢得了群众真心拥护。首长们的身影，就像温暖的阳光，洒在宝丰的每一个角落，让百姓们感受到了革命队伍的亲切与温暖。
严明的群众纪律，是人民军队赢得民心的根本。在物资匮乏的战争年代，“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被严格执行。杨玉民讲述了一个令人动容的故事：中原军区司令部炊事员王尚士，在帮助村民架牛车渡过泛滥的横河时，不幸溺水牺牲。村民们将他安葬在皂角树村村西，每逢清明，都会前往祭奠，表达感恩之情。那架承载着军民情谊的牛车，至今仍保存在中原军区司令部旧址，成为这段历史的永恒见证。还有前文提到的买萝卜故事，邓小平对炊事员的严格要求，以及炊事员自觉留下菜钱的举动，无不体现着人民军队的高尚品格。这些故事，就像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宝丰的历史长河中，闪耀着永恒的光芒。
宝丰酒业的创建，是军民共建的典范。1947年11月宝丰解放后，陈谢兵团某部排长陈宏达与县城仓巷街教师傅惠中，在私人酿酒作坊基础上，以“裕昌源”作坊为核心，合并多家作坊，创办了“豫鄂陕边区第五军分区酒局”，这便是宝丰酒厂的前身。宝丰酒业始终铭记这段历史，自豪地宣称“刘邓大军亲手创建了宝丰酒业”。多年来，宝丰酒业坚持“双拥共建”传统，公司领导多次带着宝丰酒慰问老山前线、抗洪抗震一线官兵和驻地部队，荣获“全国拥军优属先进单位”等荣誉，延续着军队与企业的深厚情谊。宝丰酒业的发展，就像一首军民合唱的赞歌，旋律悠扬，余音绕梁。
文化教育在宝丰的蓬勃发展，彻底改变了当地社会面貌。除创办中原大学和豫西行政干校外，中原局还高度重视基层文化建设与宣传工作。1948年5月，新华社中原总分社在宝丰成立，青砖灰瓦的院落里，发报机的滴答声昼夜不停，将胜利的捷报与党的声音化作电波，传向中原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与此同时，中原新华书店总店及其印刷厂也在此扎根，油墨的清香弥漫在街巷间，一本本《南征一年》等文献从这里诞生，如同点点星火，点亮了群众心中的革命信念。
这些文化机构的建立，让宝丰成为中原地区文化传播的枢纽。新华书店的门前，常常挤满了渴望知识的群众，他们捧着散发墨香的书籍，眼神中闪烁着对新世界的憧憬。新华社的记者们则深入前线与乡村，用文字和镜头记录下战斗的激烈与百姓的生活，一篇篇报道不仅凝聚了人心，更让外界看到了解放区的蓬勃生机。
宝丰的夜晚不再只有漆黑与寂静，学校的教室里灯火通明，年轻的学员们在煤油灯下刻苦学习；街头巷尾，宣传队用快板、话剧等形式传播党的政策，引来百姓们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文化教育的春风，吹散了蒙在群众心头的迷雾，提高了大家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也为宝丰培养了一批批本地人才。他们有的成为基层干部，带领群众建设家园；有的加入宣传队伍，用热情的宣讲感染着身边的人；还有的跟随大军南下，将宝丰的红色火种播撒到更广阔的天地。
宝丰时期的岁月，是革命征程中一段璀璨的华章。这里的每一块砖石，都镌刻着军民共同奋斗的足迹；每一缕清风，都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如今，漫步在宝丰的街头，旧址的哨楼依然巍峨，浣河的水依旧潺潺流淌，当年的故事在人们的讲述中历久弥新。它不仅是宝丰人民珍贵的记忆，更成为激励后人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前行的精神力量，在新时代的征程上，继续书写着属于这片红色热土的壮丽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