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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9月的宝丰县，白天依旧残留着暑热，但清晨和傍晚的空气里，已经有了一丝丝凉意。偶尔有风掠过村庄，卷过空旷处，尘土打着旋儿，带着落叶和庄稼地里玉米和青草的气息扑面而来，用豫西独特的仪式欢迎着人民解放军的到来。
中原大学位于城北肖旗乡大白庄村的一座破旧的关帝庙里，庙前是一个打麦场，打麦场边上有几棵粗大的老杨树。蝉在树冠深处嘶鸣着，虽不及盛夏时那般密集汹涌，却拖着一种漫长而疲惫的尾音，固执地宣告着季节的余威。
李秀芹坐在一间充作文书室的民宅里，一张桌面布满划痕的旧八仙桌，就是她的办公桌。桌上摊开着一本厚厚的硬壳登记簿，牛皮纸封面上用墨汁写着“家信代写登记”，字迹粗粝厚重。她手里拿着一支竹杆蘸水钢笔，笔尖悬在墨水瓶上方，一滴浓黑的墨汁在尖端凝聚、涨大，欲坠未坠。她的目光越过窗棂，落在院子里那棵最粗壮的老槐树下。
槐树下，几张从附近农家借来的高低不一的方桌拼凑在一起，权当临时的工作台。桌旁围坐着十几个学员，都穿着灰色制服，埋头伏案。笔尖划过粗糙发黄的土纸，发出密集而急促的“沙沙”声，汇成一片低沉的音浪。他们的对面，或站或蹲或干脆席地而坐的，是穿着各色补丁军装的战士们。他们大多面色黝黑，颧骨突出，身形精瘦，脸上刻着风吹日晒和长期艰苦行军的痕迹，眼神却异常热切，甚至带着点不易察觉的紧张，紧紧盯着对面学员手中移动的笔尖，仿佛那支笔尖下流淌出的墨迹，承载着他们所有的牵挂。阳光穿过槐树浓密的枝叶，筛下斑驳的光点，跳跃在战士们汗涔涔的额头，学员们奋笔疾书的手背，以及桌面上那一摞摞等待书写的空白信笺上。
“同志……俺……俺叫张有良。”一个粗壮敦实、穿着件灰布军装，袖口高高挽到肘部的汉子，在一个年轻男学员面前的小板凳上坐下。板凳矮小，他坐得有些别扭，膝盖几乎顶到了桌沿。他双手粗糙宽大，布满厚厚的老茧和深浅不一的伤疤，那是常年与铁锤、火钳打交道留下的印记。此刻，这双本该沉稳有力的手，却有些无所适从地在膝盖上反复搓动，透露着内心的局促。“是……是咱中野一纵三旅铁工连的。”他声音洪亮，带着浓重的登封一带的口音，脸上却带着与魁梧身材不太相称的腼腆表情。
“张有良同志，你好！”年轻的学员抬起头，露出一张略显清瘦、还带着学生气的脸。他推了推鼻梁上那副用细绳小心绑着一条腿的旧眼镜，笑容温和，“给家里写信？”
“嗯嗯嗯！”张有良用力地点点头，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脸上那点腼腆瞬间被一种急切的兴奋取代，“给俺娘写信，俺娘在老家，登封王家洼。俺……俺不识字，是个睁眼瞎，得麻烦您了。”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剃得发青的头皮，头皮上几道细小的旧疤清晰可见。
“不麻烦，这是我们的工作。”一个叫王学勤的学员拿起一支蘸水钢笔，又从旁边一摞粗糙发黄的信纸中抽出一张铺在面前。纸面凹凸不平，还能看到未化开的草茎。“有良同志，你想跟娘说些什么？想到啥就说啥，别急，我都能记下来。”
张有良深吸了一口气，仿佛要积蓄足够的力量，才能把积压在心底许久的话掏出来。他挺直了腰板，双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目光投向院墙外被秋天的太阳照得有些发白的天空，眼神变得悠远而热切，声音也刻意提高了些，带着一种郑重的仪式感：
“娘！儿有良给您磕头了！”他顿了顿，仿佛真的在遥远的母亲面前俯身行礼，“儿在队伍上，跟着咱们自己的队伍，在宝丰县这块儿，好！好得很！吃得饱，穿得暖，首长和同志们待俺都好！比在家里强！您老甭挂念！” 他舔了舔有些干裂的嘴唇，声音里透着一股由衷的踏实。
“娘！跟您说个顶顶要紧的事儿。”他的语气陡然加重，脸上焕发出一种异样的光彩，声音更加洪亮，带着不容置疑的肯定，“咱家去年冬里分的那三亩坡地，稳，稳当当的了，再也没人敢来抢了，是真的！政府有法令，咱队伍给咱撑腰。”
他似乎怕学员听不明白，或者怕远方的母亲不敢相信，身体微微前倾，双手下意识地比划着，急切地补充道：“您猜咋着？儿亲眼瞧见的！就在前些日子，队伍在宝丰城外头驻着，俺去给旅部修马掌回来。路过城东关，您猜俺瞅见谁了？咱邓政委！就是管着咱千军万马的那个邓政委！”
张有良的眼睛瞪得溜圆，仿佛那场景就在眼前重演，脸上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激动，“他老人家，就带着两个警卫员，在路边一个老农的菜摊子跟前站着。那老农，看着有六十多了，背都驼了，面前就摆着几把蔫了的青菜和一小堆萝卜。邓政委他老人家，弯下腰，挑了两根萝卜，问清了价钱。人家老农把萝卜递过去了，邓政委他老人家，二话没说，从他那件旧军装的上衣兜里，掏出几张中州票，认认真真数好了，一张不少地递到那老农手里了。”
张有良的声音因为激动有些发颤，他用力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发出“啪”的一声脆响，引得旁边几个写信的战士和学员都侧目看来。他毫不在意，只觉得一股热气从脚底直冲头顶，声音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底气：“娘！您想想！那么大的官儿啊！买老百姓几根萝卜，都规规矩矩付钱！一点架子没有，一点便宜不占！那老农都愣那儿了，手哆嗦着接钱！俺在旁边看得真真儿的！就冲这个！娘！咱家分的那三亩坡地，还有那头分来的小毛驴，那就是铁板上钉钉子——稳稳当当的了！谁也别想再夺走！咱穷苦人的好日子，这回是真有指望了！您老就放一百个心吧！该下种下种，该除草除草，别荒了地！” 他仿佛看到母亲站在那三亩坡地上，佝偻的腰背都挺直了几分。
“娘！儿在队伍上，跟着这样的队伍，跟着这样的首长干革命，心里头踏实！有劲儿！”张有良挺起胸膛，声音洪亮而坚定，“俺在铁工连，给咱队伍打马掌、修枪托、造手榴弹壳，俺有手艺，力气也足！首长说俺干得好！儿一定好好干，多出力气，多打胜仗，多消灭那些害人的白狗子反动派！等咱这儿都太平了，儿就回家，好好伺弄咱分的地，好好孝敬您！您老千万保重身体，等着儿！”他一口气说完，胸膛还在微微起伏，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他转过头，眼神亮晶晶地望着王学勤，带着期待和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声音低了下来：“同志……就……就这么写，成不？俺嘴笨，怕……怕说不好。”
年轻的学员王学勤早已停笔，听得入了神。他推了推鼻梁上滑下来的眼镜，镜片后的眼睛里闪烁着感动的光芒，只觉得一股热流在胸腔里涌动。张有良那质朴却滚烫的话语，比他读过的任何宣言都更有力量。“成！有良同志，你说得真好！句句实在，句句在理！我都记下了，一字不落！”他低下头，看着信纸上密密麻麻却工整的字迹，又飞快地在末尾添上几句格式话：“儿在外一切安好，勿念。此致，敬礼！”然后郑重地拿起信纸，递给张有良，“有良同志，你看看，有没有漏掉啥？”
张有良连连摆手，脸上堆满憨厚的笑容，皱纹都舒展开了：“俺不认字，看也白看。您写的，俺一百个放心。您是文化人，写出来肯定比俺说的周全。”他搓着手，犹豫了一下，有些不好意思地补充道，“就是……就是能不能麻烦您，把咱这学校的名字……给俺写上？让俺娘知道，俺这信，是正经队伍上的大学堂里的文化人写的，不是俺自己瞎编的胡话，也不是旁人乱传的。俺娘……俺娘她心里更踏实。”
“没问题！这是应当的！”王学勤爽快地答应，伸手从桌子一角拿起一个方方正正的、颜色发暗的木头印章盒。盒盖有些松动，他小心地打开，里面嵌着一枚同样方正的木质印章，刻着四个清晰的阳文——“中原大学”。旁边放着一小盒廉价的红色印泥，颜色有些发乌。
王学勤拿起印章，在印泥上仔细地、均匀地蘸了蘸，确保每一个笔画都沾满了颜色。他屏住呼吸，将印章稳稳地悬在信纸的右下角空白处，然后小心翼翼、端端正正地摁了下去。手腕微微用力，停顿片刻。当他缓缓提起印章时，鲜红的印泥清晰地拓印出“中原大学”四个方方正正的字，庄重而醒目，像一枚小小的、不容置疑的徽记，烙在了这封朴素的家书上。
张有良伸长脖子，目不转睛地看着那鲜红的印记落下，仿佛看到了某种至高无上的保证和认证。他咧开嘴，露出被劣质烟草熏得有些发黄的牙齿，笑容无比满足和踏实，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他伸出粗糙的大手，下意识地想碰碰那还湿润的印迹，指尖快要触到时又猛地缩回，生怕自己的粗手笨脚弄花了这神圣的印记。最终，他只是小心翼翼地捏起信纸的两角，如同捧着什么稀世珍宝，对着信纸轻轻吹了几口气，好让印泥干得快些。那专注的神情，仿佛在呵护一个初生的婴儿。
“谢谢！谢谢同志！太谢谢您了！”张有良的声音有些发颤，带着浓浓的感激。他笨拙地想把信纸折好，手指却显得有些僵硬，不知该如何下手，生怕一不小心就把这承载着千言万语的纸弄皱了。
“来，这样折。”王学勤微笑着，熟练地接过信纸。他手指灵活，三折两折，很快将信纸叠成一个方正的小方块。接着，他从桌下的抽屉里取出一张裁剪好的、同样粗糙的土黄色空白信封，将折好的信纸小心地塞进去。然后，他拿起笔，在信封正面工整地写下：“河南登封县王家洼 王陈氏（有良娘）亲启”。字迹端正清晰。
“好了，有良同志。”王学勤将信封递给他，“这信，交上去，很快就会想办法送到你娘手里。”
张有良双手接过那轻飘飘又沉甸甸的信封，紧紧捂在胸口，厚实的手掌感受着信封的棱角。那一瞬间，他仿佛真的能隔着千山万水，感受到母亲的心跳。他站起身，对着王学勤，深深地、近乎九十度地鞠了一躬，黝黑的脸膛因激动而泛着红光。“同志，您的大恩……”他喉头有些哽咽，后面的话没能说出来。直起身，他再次紧紧攥了攥胸口的信封，这才转身，脚步轻快得几乎要跳起来，大步流星地融入了院子里攒动的人影中，那宽阔的背影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力量和希望。
李秀芹的目光从窗外那个消失的背影上缓缓收回，重新落在自己面前摊开的登记簿上。簿页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姓名、部队番号、收信地址，字迹因纸张粗糙而显得略微毛糙。她深吸了一口气，空气中熟悉的尘土、墨汁和汗水的混合气味似乎也带上了一丝暖意。她拿起蘸水钢笔，在墨水瓶里饱饱地吸满墨汁，小心地在瓶口刮掉多余的墨滴，然后在登记簿新的一行上，郑重地写下今天的日期：1948年9月16日。在日期下方，她开始记录新的信息，笔尖在粗糙的纸页上流畅地移动，发出轻微的沙沙声：
“姓名：张有良。部队：中野一纵三旅铁工连战士。籍贯：河南登封王家洼。收信人：王陈氏（母）。代写人：王学勤（政教三班）。备注：口述内容详实具体，情绪激动感奋。重点：亲眼见邓政委集市购萝卜足额付钱，坚信土改分地稳固可靠，信念坚定。加盖公章。” 写完这一行，她习惯性地用笔杆轻轻点了点墨迹未干的名字，才将笔搁下。
她轻轻合上登记簿厚实的封面。封面上，那个用粗劣墨汁写下的“一万两千封”的预估数字，仿佛一个沉甸甸的秤砣，无声地诉说着这项工作的浩繁与不易。这还仅仅是宝丰县一地，仅仅是中原大学这一个代写点。要将这成千上万封饱含着滚烫思念、无尽牵挂、血泪控诉以及对未来微薄却执着希望的信件，穿越炮火连天、关卡林立、敌特盘查的广袤战区，安全送达散布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安徽、湖北等地乡野间的收信人手中，其间的艰难险阻、生死考验，远非常人所能想象。每一封平安抵达的家书，背后都可能是数条隐秘交通线上，交通员们用脚步、汗水甚至鲜血铺就的邮路。
深夜，宝丰县城西。一条狭窄曲折的小巷深处，月光被两侧高耸的土坯院墙切割成冰冷、狭窄的光带，勉强照亮脚下湿滑的青石板路面。巷子里死寂无声，只有远处不知谁家院落里偶尔传来一两声警惕的犬吠，划破寂静，更添几分令人窒息的压抑感。
巷子尽头，一座低矮不起眼的小院，柴门悄无声息地开了一条仅容一人侧身通过的缝隙。一个穿着深黑色粗布对襟短褂、身形精瘦、约莫四十岁的汉子，像一道影子般闪身而出。他肩上挑着一副沉甸甸的箩筐，扁担压得微微弯曲。箩筐里，上面一层胡乱堆放着些干瘪发皱的红薯、几捆早已发蔫打蔫的青菜叶子，还有几个空荡荡的粗陶瓦罐，伪装成寻常贩运山货的模样。而在箩筐底部，在厚厚一层潮湿的稻草和特意弄烂的菜叶掩盖之下，是一个用多层厚实防水的桐油纸严密包裹、再用坚韧的麻绳紧紧捆扎成方砖状的长方形包裹。包裹冰冷坚硬，棱角分明。里面，正是数百封刚从包括中原大学在内的宝丰县几个秘密代写点汇集起来的战士家书。张有良那封盖着“中原大学”鲜红印章的信，也静静地躺在其中。
他是这条秘密交通线上的老交通员，大家都叫他老赵。老赵警惕地转动着头颅，鹰隼般的目光扫视着巷子两头深不见底的黑暗，侧耳凝神倾听，捕捉着任何一丝不寻常的声响。确认周围只有风吹过墙头枯草的窸窣声和远处断续的狗吠，他这才塌下肩膀，压低身形，挑起担子。扁担压在肩上，发出轻微而悠长的“吱呀”声。他没有走向通往城外的大路，而是熟练地一猫腰，钻进了旁边一条更窄、更黑暗、散发着浓重霉烂和污水气味的废弃排水沟。沟底是滑腻冰冷的淤泥和碎石瓦砾，每一步踏下去都需万分小心，尽量不发出任何可能暴露行踪的声响。只有沉重的箩筐偶尔磕碰到沟壁的砖石，发出沉闷短促的“咚”声，在死寂的沟壑里显得格外刺耳。
他像一只夜行的狸猫，无声而迅捷地向前移动。天亮前，他必须徒步赶到二十里外一个叫李庄的偏僻村落，那里有下一个生死攸关的秘密交接点。这一路，要避开大路上敌军频繁的夜间巡逻队和探照灯扫射的碉堡，要蹚过数条冰冷刺骨、淤泥没膝的河汊子，还要翻越两道布满荆棘、崎岖陡峭的山梁。每一次呼吸都带着铁锈味，每一步都踩在生死边缘。
三天后的傍晚，豫皖两省交界处，一片靠近淮河支流、芦苇密如青纱帐的沼泽深处。水汽氤氲，闷热潮湿，成团的蚊虫发出令人烦躁的嗡嗡声，疯狂地扑向任何暴露的皮肤。一条船身斑驳、船篷低矮的破旧小渔船，巧妙地隐藏在茂密的芦苇丛中，仿佛与这片水泽融为一体。船上一个戴着破旧斗笠、皮肤黝黑粗糙如同老树皮、穿着打满补丁的蓝色渔民短褂的汉子，他是这个水网地带接应点的负责人老吴。他正焦躁地蹲在船头，眯着眼，透过芦苇的缝隙死死盯着灰蒙蒙的水面，汗水沿着他沟壑纵横的脸颊流下。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空气如同凝固的铅块。远处，终于传来三声间隔均匀、模仿得惟妙惟肖的布谷鸟叫：“咕——咕——咕——”。老吴紧绷的身体猛地一振，黯淡的眼神瞬间亮了起来。他立刻捏着嗓子，同样以两声短促的鸟鸣回应：“咕咕！”声音不大，却清晰地穿透了芦苇丛。片刻之后，不远处的芦苇丛一阵剧烈的晃动，发出“哗啦”的声响。一个浑身泥泞、裤腿高高卷到大腿根、草鞋上沾满腥臭黑泥的身影，深一脚浅一脚地趟着齐腰深的浑浊泥水，喘着粗气，艰难地分开茂密的苇杆走了过来。正是老赵。他脸色灰败，嘴唇干裂出血口子，眼窝深陷，但那双眼睛依旧锐利如刀，警惕地扫视着四周。
“老赵！可算到了！”老吴压低声音，声音里带着如释重负的颤抖，赶紧探出身子，伸出布满老茧的手，一把将几乎脱力的老赵拽上了摇晃的小船。
老赵一屁股跌坐在湿漉漉、黏糊糊的船板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胸膛剧烈起伏，喉咙里发出破风箱般的声音。他顾不上抹去糊住眼睛的泥水，手指哆嗦着，急切地指向自己背上那个同样用厚油布包裹得严严实实、但边缘处已被磨损得起了毛边、沾满了泥浆、草屑甚至可疑暗色污渍的长方形包袱：“信……都在这里……快……快……”每一个字都像是从肺里挤出来的。
老吴没有丝毫犹豫，迅速解开老赵背上沉重的包袱。他动作麻利却异常谨慎，先检查油纸包裹是否有破损或被水浸透的痕迹，手指仔细地抚过每一道绳结和边角。确认包裹完好无损后，他又掂了掂分量，感受着那份熟悉的、代表着无数期盼的重量，脸上紧绷的肌肉终于松弛下来，长长地吁出一口气：“好！好！辛苦你了！”他立刻将包裹塞进船舱底部一个特制的、与船底污水隔开的夹层暗格里，上面迅速盖上散发着浓烈鱼腥味的破旧渔网和几串晒得发硬的鱼干，将一切痕迹掩盖得天衣无缝。
“前面的路……更不太平，”老赵喘息稍定，接过老吴递来的一个破葫芦瓢，贪婪地灌了几大口浑浊的河水，冰冷的水流划过干灼的喉咙带来一丝刺痛，他用袖子狠狠抹了抹嘴，声音嘶哑得厉害，“听说……五里桥那边新设了卡子，双岗双哨，查得死严，连鱼篓子底都要捅穿……还有信阳方向，白狗子调动频繁，像是在拉网……”忧虑清晰地刻在他疲惫的脸上。
“放心，不走旱路了。”老吴的眼神异常坚定，压低声音，“走水路，绕过去。过了前面的沙湾，顺这条汊子进淮河主河道。夜里行船，贴着苇子荡走。过了淮河，西岸就有咱们的人接应。”他拍了拍老赵湿透的肩膀，触手冰凉，“你赶紧歇口气，嚼点东西，恢复点力气。宝丰那边不能断线，你得抓紧原路返回。这筐‘山货’你带上，做样子。”
老赵点点头，没再多说。他知道每一秒的停留都意味着风险。他从怀里贴身的内袋中，掏出一个同样用油纸仔细包裹着的、硬邦邦的杂粮饼子，那是是高粱面掺了极少量的豆粉和盐粒烙成的。他用力撕咬着冰冷的饼子，坚硬的碎屑掉落在船板上。冰冷的河水拍打着腐朽的船帮，发出单调而空洞的“哗——哗——”声，更衬托出周遭死一般的寂静。突然，远处的水面上，隐隐约约传来一阵“突突突”的马达轰鸣声，由远及近，在寂静的黄昏水面上显得格外刺耳。
两人瞬间像被冻住一般，停止了所有动作，连咀嚼都停止了。老吴猛地将老赵的头按低，两人迅速伏低身体，紧贴在船舱底部，只露出眼睛，屏住呼吸，心脏在胸腔里狂跳，几乎要撞破肋骨。他们死死盯住声音传来的方向，那声音如同死神的鼓点，敲打在紧绷的神经上。老吴的手，已经无声地摸向了腰间插着的、裹在油布里的短刀刀柄，指关节因用力而发白。老赵则紧紧攥住了身边一块压舱的石头，手背上青筋暴起。芦苇丛在渐起的晚风中不安地摇摆，仿佛无数双窥探的眼睛。那“突突”声在某个方位徘徊了一阵，似乎在搜寻，最终又渐渐远去，消失在暮色笼罩的水道深处。两人紧绷的身体才像泄了气的皮球，慢慢松弛下来，后背已被冷汗浸透，与湿冷的衣服黏在一起。
又不知经历了多少日夜，穿越了多少道或明或暗、危机四伏的封锁线。在鄂豫皖三省交界、层峦叠嶂的大别山深处，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仿佛被时间遗忘的小山村——野猪洼。村庄依着陡峭的山坡而建，低矮的土坯房如同散落的灰色蘑菇。深秋的山风带着刺骨的寒意，呼啸着掠过光秃秃的山梁和稀疏的树林。
村东头一间低矮、墙壁被烟熏得黝黑的土坯房里，一盏用墨水瓶改制的、火苗只有黄豆大小的油灯，在破旧木桌上投下昏黄摇曳的光晕，勉强驱散着角落里浓重的黑暗。头发几乎全白、背脊佝偻得如同山间老藤的王大娘，正就着这微弱的光线，眯缝着昏花的眼睛，吃力地缝补着一件破得几乎无法再穿的夹袄。她枯瘦的手指上布满裂口和老茧，捏着针线的手微微颤抖，动作迟缓而艰难。每一次引线穿针，都要凑到灯前，费力地辨认许久。屋子里陈设简陋到了极致：一张瘸了腿用石头垫着的破桌子，两条磨得油亮的长条板凳，角落里堆放着几件磨损的锄头和镰刀。土墙上糊着早已发黄、字迹模糊的旧报纸，旁边贴着一张颜色褪尽、画面斑驳的“年年有余”年画。屋角，一头瘦骨嶙峋的小毛驴安静地咀嚼着干硬的草料，发出单调的“沙沙”声，偶尔打一个响鼻。寒风从门板和墙壁的缝隙里钻进来，吹得油灯的火苗忽明忽暗，王大娘不由得裹紧了身上单薄的衣衫。
“王奶奶！王奶奶！”一个约莫十来岁、脸蛋冻得通红的半大孩子，像一阵风似的冲进用树枝勉强扎成的院门，手里高高举着一个沾满泥点、几乎看不出本色的土黄色信封，声音因为奔跑和兴奋而尖利，“信！您的信！队伍上来的！盖着大红戳子呢！”
王大娘的手猛地一抖，锋利的针尖瞬间刺破了食指指腹，一颗鲜红的血珠立刻沁了出来，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格外刺眼。一阵尖锐的刺痛传来，她却浑然不觉。她像被施了定身法，整个人僵在那里，浑浊的眼睛先是茫然，随即死死地、难以置信地盯住孩子手里那个小小的、脏兮兮的信封。嘴唇哆嗦着，翕动了半天，才发出干涩嘶哑、如同破锣般的声音：“信？……有良……是俺有良的信？”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自从儿子跟着“咱们自己的队伍”走后，已经快整整两年没有一丁点音讯了。多少个夜晚，她对着油灯默默垂泪，心里做了最坏的打算。此刻，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像一道闪电劈开了她心中厚重的阴霾，带来的是巨大的冲击和一种近乎晕眩的不真实感。
“是咧！是咧！王奶奶！盖着大红戳子呢！中原……中原啥大学？俺认不全，反正好大的红印子，可气派了！肯定是有良叔的信！”孩子气喘吁吁地把那个沾满风尘的信封塞到老人枯瘦如柴、布满裂口和老年斑的手里。
信封入手微沉，带着一路辗转的风霜和泥土的凉意。上面，“河南登封县王家洼 王陈氏（有良娘）亲启”几个毛笔字，墨迹因受潮而有些晕开模糊，信封本身也皱巴巴、脏兮兮的，边角磨损得厉害，仿佛诉说着它漫长而艰难的旅程。然而，那个方方正正、鲜红如血的“中原大学”印章，却如同烙铁般清晰地印在信封一角，在昏黄摇曳的油灯光下，像一团小小的、燃烧着的火焰，灼烫着王大娘的眼睛和手心。
王大娘颤抖着，双手如同捧着易碎的琉璃，将那信封捧到眼前，翻来覆去地看。泪水瞬间毫无征兆地涌了出来，迅速模糊了她浑浊的视线。她不识字，但那鲜红夺目的印章，在她心中就是最大的保证，是儿子还活着、还在“队伍上”的铁证，是这乱世里最坚实的依靠。她枯瘦的手指哆嗦着，指甲缝里嵌着黑泥，摸索着信封的封口，想要拆开它，急切地想看到里面的内容。可是，手指因为极度的激动和长年的劳损而不听使唤，变得僵硬笨拙，怎么也撕不开那个小小的、被米浆糊得结结实实的封口。越急越撕不开，泪水混合着汗水，滴落在信封上，洇湿了一小片。
“娃……娃啊……”她抬起泪眼婆娑的脸，无助地看向送信的孩子，声音哽咽，带着哭腔，像一个迷路的孩子，“快……快帮奶奶……帮奶奶念念……快念念……俺有良……俺有良说啥了……”每一个字都充满了绝望般的渴望。
孩子看着老人激动难抑的样子，也紧张起来。他小心翼翼地接过那封承载着千斤重量的信，找到封口处，用指甲一点点仔细地抠开粘合处，生怕撕坏了里面的信纸。终于，他抽出了里面折叠着的、同样粗糙发黄的信纸。他凑近那如豆的灯火，深吸一口气，开始磕磕绊绊地念了起来，稚嫩的声音在寂静破败的土屋里显得格外清晰：“娘！儿有良给您磕头了！”第一句念出，王大娘的身体就剧烈地一震，仿佛被无形的力量击中，泪水决堤般涌出。“儿在队伍上，跟着咱们自己的队伍，在宝丰县这块儿，好！好得很！吃得饱，穿得暖，首长和同志们待俺都好！比在家里强！您老甭挂念！” 王大娘不住地点头，嘴里发出含糊的呜咽，干枯的手紧紧拉住衣角。
当孩子念到“娘！跟您说个顶顶要紧的事儿！咱家去年冬里分的那三亩坡地！稳了！稳当当的了！再也没人敢来抢了！是真的！政府有法令，咱队伍给咱撑腰！”时，王大娘的呜咽变成了压抑不住的啜泣，肩膀剧烈地耸动起来。
紧接着，孩子念到了张有良亲眼看见邓政委买萝卜付钱的那一段。当听到“那么大的官儿啊！买老百姓几根萝卜，都规规矩矩付钱！一点架子没有，一点便宜不占！”时，王大娘再也抑制不住，压抑多年的辛酸、担忧、屈辱和此刻喷涌而出的巨大喜悦与宽慰交织在一起，化作滚烫的热泪，如同断了线的珠子，沿着她脸上刀刻般深重的皱纹滚滚而下。她佝偻的背脊在泪水中竟不自觉地挺直了一些，紧紧攥着衣角的手也慢慢松开了，脸上露出了长久以来未曾有过的、混合着巨大释然和无限希望的神情。她伸出颤抖的手，一遍遍地、无比珍惜地摩挲着信纸上那个鲜红的印章印记，粗糙的指尖感受着那微微凸起的触感，仿佛能从中直接触摸到儿子滚烫的体温和那支“自己的队伍”传递过来的、令人安心的力量。那枚印章，在她心中已化作一座坚不可摧的靠山。
“……娘！儿在队伍上，跟着这样的队伍，跟着这样的首长干革命，心里头踏实！有劲儿！……等咱这儿都太平了，儿就回家，好好伺弄咱分的地，好好孝敬您！您老千万保重身体，等着儿！”
孩子念完了最后一句，声音也有些哽咽。屋子里陷入一片奇异的寂静，只有油灯灯芯燃烧发出的轻微“噼啪”声，以及屋角那头瘦弱的小毛驴偶尔咀嚼干草发出的“沙沙”声，在寂静中显得格外清晰。
王大娘抬起用破旧袖口缝补过的衣袖，用力地、胡乱地擦着脸上纵横交错的泪痕。她长长地呼出一口气，这口气仿佛积蓄了太久太久，带着积压在胸中多年的沉重担忧、无望的等待和深重的愁苦。她扶着桌子，慢慢地站起身，脚步有些虚浮，却异常坚定地走向屋角。她拿起一小把白天刚从山上割回的、带着霜气的干草，细心地、均匀地添进小毛驴的食槽里。然后，她伸出枯瘦的手掌，温柔地、一下一下地抚摸着毛驴瘦骨嶙峋的脊背。昏黄的灯光将她佝偻的身影和毛驴的轮廓一同投射在斑驳的土墙上，形成一个巨大而温暖的剪影。
“听见没？”她的声音不大，甚至有些沙哑，却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磐石般的踏实感，清晰地穿透了破屋的寂静，回荡在深秋寒冷的山风中，“咱有良……好好的……在宝丰县呢……吃得饱，穿得暖……咱家的地……稳了……稳当了……再也没人敢来夺了……”她像是在对小毛驴诉说，又像是在对这片沉默的大山、对自己苦难的一生宣告。
油灯的光芒，执着地跳动着，将老人抚摸毛驴的剪影和她后来小心翼翼、近乎虔诚地将那封沾着硝烟气息、泥点痕迹与鲜红印章的家书，贴身藏进怀里最深处口袋的动作，一同凝固在斑驳的土墙上，久久不散。
窗外，秋虫的鸣叫早已被凛冽的山风吞没，大别山的夜风带着刺骨的寒意，呜咽着掠过寂静的山谷，卷起枯叶，扑打着这间亮着微光的土屋，仿佛在为一个微小却无比坚韧的希望作证。那封穿越了千难万险、浸染着无数无名者心血的家书，此刻正紧贴着一位母亲的心房，像一颗小小的火种，温暖着她余生的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