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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不仅仅有迎来送往的人前光鲜，还有柴米油盐的背后辛酸。李震岳守着满院子的老屋子，却生不出一斗包谷一升麦，不得已，他向伯父李德远租了十几亩地，操起锄头，又做回了农民。谁知他这个无奈之举，却成全了伯父一家。
轰轰烈烈的土改工作开始了，工作队住进了拒马川。工作队起早贪黑在田间地头丈量各村的土地，佃户们显得异常兴奋，领着工作队的人从下河湾到上河湾指东点西，哪儿的地贫，哪儿的水肥，哪块地产量高，哪片田属于谁家，一一说给工作队的人听，工作队的人不时询问，又记录在了随身携带的本子上。每当这时，李德远将锄头抡的老高，使着恶劲狠狠地刨着地，似乎要将耕种了一辈子的土地都挖到自己脚下。长工老席三心二意，时不时和工作队的人打招呼，在听到工作队的人招呼时，还会放下农具，跑上前和工作队的人聊上好一会儿，这让李德远一家十分不满。一次，那头犁地的黄犍牛冲着从地头工作队那里走回来的老席“哞∽哞”叫了两声，李德远没好气的抽了黄犍牛两鞭子，骂道：“你这个畜生，好吃好喝养着你，拉好你的犁，少操那份儿淡心。”那一天，李震丘吩咐媳妇儿将长工们的晚饭装进木桶送到前院，破天荒地没让长工来后院吃饭。
三十年未曾下地劳作的李震岳很难适应耕作的生活，他通常日上三竿才扛着锄头懒洋洋的下地，太阳骄时就躲进了屋里，劳力还不如翠翠。他望着自己满手的血泡发呆，看着翠翠里里外外不知疲倦的忙碌着，突然觉得自己犹如一个废物，于这个家无任何益补，还不如儿子冬宝，每天提着他的小篮子房前屋后捡拾枯枝烂叶当柴烧。
李家的长工都进了农会，他们和雇主之间的关系微妙起来，虽然没有公开顶撞过，但是有意无意地对主家的话充耳不闻，合意的应两声，不合意的干脆连应也懒得应。
李德远病倒了，先生说他是气郁志结，开了一副方子，震丘抓药回来，却被他一巴掌打翻在地，说自己到了阎王召唤的年纪，还死乞白脸的在这世上活什么人？杜香娥劝慰道：“天塌下来高个子顶着，阎王召唤前面不还有人排着队么？”李德远明白杜香娥指的是东院的叔叔李敬儒。没想到杜香娥的话音刚落，李德远火气更旺了，猛烈的咳嗽着，吼道：“别提他，谁提他撕烂谁嘴。”又咳嗽了一阵，李德远自己先忍不住说道：“好好的日子让他糟践成啥样了？”
李敬儒为了续命，竟然将下河湾三十亩水田卖了吃大烟。新政府严查烟土买卖，才保住了他家的二十多亩旱地，却几乎要断了李敬儒的命。当时李德远也想要从叔叔手里买下下河湾那三十亩水田，甚至愿意出更高的价钱，谁知李敬儒宁愿将水田卖给二家旁人也不愿卖给自己的亲侄子，因此两家结了孽。
李震岳正在吃午饭，东院一阵嘈杂，过了一会儿，长工跟民过来，说屋里来了人，东家让李震岳过去一趟。李震岳撂下饭碗走了出去。
正娃、王胜和老席几个长工都在外间探头探脑，见了李震岳连忙退了出去。东院李敬儒夫妇平日待根民像自家人，加之根民本就是个实诚人，这时候反倒经常替主家说话。屋里是工作队三个人，他们正在商量着要没收李敬儒家多余的地。李敬儒脑子实在转不过弯，地是祖上留下来的，有些是自己辛辛辛苦苦一辈子攒的，新政府咋能说收就收呢？早先几年，乡里抽大烟赌钱盛行，多少纨绔子弟就这样败了家，像李震林、李震田兄弟俩将家里田产赌了个精光，而他不抽不赌，用攒的钱一点儿一点儿又买回了百十亩地。前两年为了治病，才染上了烟瘾，不得不变卖了一些田产，剩下的工作队居然要没收了。李敬儒拍打着炕沿儿说：“早知这样，前两年全将它们换成烟土，至少落得心里轻省。”
“人民政府不允许烟土买卖，也不允许土地买卖。”工作队一个人说。
李敬儒猛烈的咳着，正要说什么，李震岳握住了他枯瘦如柴的手，轻轻地摇了摇，李敬儒不再说话，只是喘着粗气。李震岳和颜悦色地对工作队的人说：“归公，一定归公，这不得和家人商量一下么？”
“有什么好商量的，这是政策。”一个年龄较小的工作队人员说。
“政策不得也有个学习接受的过程么？”
工作队为首的中年男子发话了：“这位同志还是有些觉悟的嘛……”话没说完，旁边一个人在他耳边悄悄说了句什么，中年男子重新打量着李震岳，说：“行，那就宽限几日，三天后我们再来。”
对没收田产的事李敬儒和李德远脑筋转不过弯，李震岳却早早地看清了形势，这倒不是因为他家里原本没多少地，而是他遇见了一位故人。那天，李震岳去了一趟黄沙街，在丰禾塬上遇见了一群工作队的人正在丈量土地，其中有一个人盯着他看了很久，居然叫出了他的名字，李震岳感到诧异，他看对方面熟，却实在想不出在哪里见过那人。认定是李震岳，那人走过来握住他的手，笑道：“李队长，你简直贵人多忘事啊，抗战前我和李队长还有一面之缘哩。”
李震岳依旧满头雾水。那人又说：“青年学生，《松花江上》。”接着便唱起了《松花江上》婉转的歌词。
“黄坦之！”李震岳猛然醒悟，紧紧抓住他的手。
“不，我叫黄率之。”说罢，黄率之大笑。两人就这样不期而遇，均感到非常亲切。黄率之说，他是年初被派来华阳工作的，先是在西山区。来黄沙区后曾去过原来保安队的院子，才知道李震岳早已离开黄沙街。他半开玩笑的问李震岳：“现在怎么样？当地主的日子是不是不好过？”
李震岳说：“什么地主不地主，我的几亩地还是租种别人家的呢？”
黄率之说：“租种好，人民政府就是要对资本家和地主专政。”
李震岳不知道“专政”是什么东西，但对被划为地主的人来说，不见得是什么好事。那时黄沙各个乡的土改工作快慢不一，丰禾塬一带离黄沙区人民政府近，算是走在头里。黄率之坐在土坎上，就像先生教学生一样，详细地给李震岳讲解分析土改的政策，如春江之水，让李震岳未暖先知。
李震岳说：“地嘛，天下人的地，天下人种，新政府要实现耕者有其田。”这些都是从黄率之那儿学来的。
李敬儒说：“这李家湾上上下下一二百亩地，都是你老爷手里开始攒下来的，等到你这辈都第四代了。要是在我手里丢了，你说我有啥颜面见你老爷？”
不说李震岳也知道，如果自己的老爷不是举人，哪能迁来拒马川居住？哪会置办这么多的家产土地？这是当年弟弟孟雪峰反问自己的话。但这些话他不能说出来。他把话一转，说：“县城附近有些区乡土改都完成了，不仅新分了地，还分了房，有一家老财主不愿将自己的房分出去，竟然放一把火给烧了，后来让政府以反革命罪给法办了。”
李敬儒半信半疑地看着李震岳，说：“法办就法办，反正我都快入土了，还怕死不成？与其被活活气死，还不如来个鱼死网破，至少要痛快一些。”
王秋艳一直在旁边抹眼泪，听李敬儒这样说，终于忍不住了，说道：“你图痛快，让娃们咋活人呢？”
李震岳连忙附和：“我婆说的在理。你刚都说过了，咱李家在这拒马川都活过几代了，还要世世代代的活下去，总不能为了这点屋子这点地，以后就不活人了？”
见李敬儒不再言语，神色也有些缓和，李震岳说：“蒋介石那么能，不也让赶去台湾了吗？咱与工作队作对，纯粹就是螳臂挡车。”顿了顿，李震岳接着说：“不是有一句话吗？‘千金散尽还复来’。只要后辈出人，留财何用？”后半句话李震岳刚说出口，就意识到这是往小爷的伤口上撒盐。果不其然，李敬儒斜了巧娇男人一眼，他伫在那儿半天没吭一声。李敬儒皱了皱眉，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
其实，在回到拒马川之前，李震岳心里一直惴惴不安，他总是担心二十多年前的旧账被人翻出来。自打被免去民兵队长，心里稍稍踏实，他告诫自己，时代不同了，总归是要夹起尾巴做人的。
一开始，伯父李德远一家也想不通，经李震岳一阵劝慰，才慢慢解开了思想疙瘩。工作队划了一条线，人均二亩地，按家里人口分地，多余的地要上交，由工作队统一分配。下河湾往东百十亩地就近划给了杨树村。即便如此，李敬儒和李德远叔侄两家还是有不少地归了公，这些地虽然留在新组的李家湾村，但工作队从人多地少的村子迁了几户人家到了李家湾村。除了李德远家人口多，一整院房子得以保留外，李震岳的老院子分进来三家，李敬儒家的东院也分进来了两家，其中一家便是长工老席。
李震岳一家三口被挤进了西厦屋，在倒塌的东厦屋的原基上建起的东厦屋分给了一户姓王的夫妻，两人膝下无子，领养了一个儿子，尚在襁褓之中。堂屋被从中间隔开，西边分给了一户姓张的，带着一儿一女。东边分给的一对老夫妻也姓张，据说两个儿子都被拉壮丁牺牲在了前线，老两口解放前跑匪，屋子被土匪给烧了，东借西借了几年总算熬过来了，分到了两间上房。老两口心地善良，翠翠和他们处得来，经常张叔张婶叫着。
原本清净的院子一下子涌进了这么多人，立马变得喧嚣起来，人多了，是非自然就多，东家长西家短的事便传了出来。
几年前在黄沙街保安队的院子里，也是十多家的大杂院，翠翠的办法是，爱传是非者，必是是非人，离远一点，客气一点，笑脸多一点。但往往人不找事，事也会找上门。西边的小张家养鸡，十几只鸡满院子乱跑，鸡屎拉一地，鸡毛满天飞，踏进院子一股恶臭传来，令人作呕。小张夫妇在屋檐下累了一个鸡圈，鸡身上的虱子小，钻得快，在人身上叮一口红一大片，没多久，李震岳、翠翠和冬宝的身上就大片大片的红肿，用艾叶煮水洗也无济于事。李震岳当面给张家男人说过此事，对方竟反唇相讥，说他们是穷苦出身，脏惯了，反倒要李震岳与穷苦大众打成一片，不要处处显示阶级的尊贵，并提醒现在是新社会了，人民翻身做了主。
东厦屋的王家更甚，不知从哪儿弄来两只小羊羔，竟然将原先长工住的前房辟作羊圈。李震岳气愤不过，将羊赶了出去。王家说丢了一只羊，张家紧跟着帮腔作势，也说丢了两只鸡，两家异口同声地说，丢失的鸡羊全被李震岳家偷吃了，并一口咬定他们从李震岳家闻到了肉香，而且李震岳家吃饭从来都是关着门。
翠翠说：“我们家吃饭关门是防止鸡钻进屋乱啄。”
张家媳儿说：“哟，说的好听，防止鸡乱啄，是防止吃鸡被人看见吧？”
翠翠委屈的直掉眼泪，李震岳气的青筋暴起，张家媳妇儿却伸长脖子给李震岳打，李震岳咬牙切齿地说：“要是放在以前，老子宰你就像宰一只鸡。”没成想这话却给对方落下口实，张家媳妇儿破口大骂，说李震岳还在做他保安队长的黄粱美梦呢，这哪是新社会啊？旧社会余孽未除，劳苦大众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翻身得解放？说着，便坐在地上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大闹起来。
李震岳心里一惊：可不敢被扣上“旧社会余孽”的帽子，这是一条洗脱不了的罪名。正在不知如何办才好时，张婶出来打圆场，说都是邻里邻居的，不至于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没想到王家男人却站出来说话了，说你们两个儿子都参加了国民党的军队，当然是向着国民党的保安队长说话，从根儿上你们都是站一边的。这无异于给张婶伤痕累累的心上再插把刀，张婶一口气没上来，直直的倒在地上。张家媳妇儿怕惹出人命，便不再撒泼。
王家丢羊的事还是报告给了工作队。李震林正在和工作队的人在一起，他田产被赌个精光，划成分时竟意外地成了贫民，被选为农会的副主任，一听说是李震岳的事，顿时来了精神，大义凛然地说，自己虽然和李震岳同宗同祖，但分属不同阶级，大有一副大义灭亲的架势。工作队派人来李震岳家查看了一圈，确实没有发现宰羊的痕迹，将李震岳批评了两句完事，王家却将工作队的态度当成首肯，光明正大的占了几间前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