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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峨而刺破云天的文峰古塔，如一座沉默的历史丰碑，矗立在潦河之畔。它象征着安义历史上官员的担当与清廉，也见证着这片土地经济的兴衰与崛起，无声地诉说着安义人民的悲欢离合与时代的沧桑巨变。
历史的车轮滚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安义大地却笼罩在深重的阴霾之下。洪水等自然灾害频仍，更兼“大跃进”浮夸之风肆虐。全县7镇3乡1场、104个行政村、27个社区、1093个自然村，但凡能耕作的良田旱地，悉数归入生产队集体所有。村民们吃着“大锅饭”，日复一日，在队长单调的口哨、钟声或刺耳的锣声中，起早贪黑，脸朝黄土背朝天。高昂的“假、大、空”口号与僵化的经营机制，如同沉重的枷锁，死死压制、挫伤了人们的生产热情。田地里，原始的木犁耙、老黄牛拉犁耕种仍是主流，许多地方甚至只能依靠锄头铁锹垦挖。纵使累弯了腰杆，晒脱了皮肤，换来的依旧是极度的贫困。碗里，是稀薄得筷子也挑不起来的米汤和芥菜粥；身上，是补丁摞着补丁的粗布衣裳。饥饿与寒冷如影随形，村民们心中最炽热的渴望，便是挣脱这贫穷的枷锁，填饱肚子，穿上暖衣，过上温饱有余的日子。
然而，渴望与现实之间，横亘着难以逾越的鸿沟。每逢年关，窘迫便赤裸裸地呈现。村民们不是缺衣少穿，便是背着“缺粮户”的沉重名头，低三下四地向少数“余粮户”借几块钱，买点猪肉熬碗汤，买挂爆竹驱驱晦气，再请人写副春联贴在斑驳的门框上，勉强营造一点自欺欺人的“祥和”年味，算是过了个“开心”年。大年初一的清晨，穿着开裆裤的孩子们，一听到邻舍稀稀拉拉的鞭炮声，便早早从冰冷的被窝里爬起，三五成群，兴奋地穿梭于东家西户，争抢着地上未燃尽的爆竹残骸，试图在这一点点硝烟味中，重新点燃属于新年的微薄快乐。而那些子女众多、负担沉重的村民，即使在这本该休憩的日子，喝完碗里照得见人影的芥菜粥，便不得不扛起锄头，顶着寒风，走向荒芜的田埂地角，去挖寻苦涩的野菜，或是到菜地里撒猪粪、翻冻土，为渺茫的春耕做着无望的准备。
为了响应“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号召，冬闲与年关，反而成了村民们更辛苦的时节。他们卷起单薄的铺盖，挑起沉重的土箕，奔赴潦河堤坝或周边的水库工地。寒风凛冽，冻土坚硬，沉重的体力消耗却只能换来微薄的工分和口粮。正是在这样一个物质极度匮乏、“备战备荒”口号震天响的饥荒年代，在安义县一个贫苦农民家中，我“哇哇”降生了。
我出生的那个六月午夜，闷热异常。安义古村一间低矮破败的土坯房里，一盏昏黄如豆的煤油灯，在穿堂而过的热风中摇曳不定，将母亲痛苦的身影投在凹凸不平的土墙上。她躺在一块架在两条板凳上的竹板上，身下是湿透的稻草。打着层层补丁的罗纱蚊帐早已失去阻挡的作用，成群的蚊蝇嗡嗡作响，贪婪地叮咬着母亲裸露在外的皮肤。这是她的初次分娩，剧烈的阵痛让她面容扭曲，牙关紧咬着一绺凌乱的发丝，压抑不住的呻吟在死寂的夜色中回荡，揪人心魄。汗水如泉涌，浸透了母亲蓬乱的头发和身下的竹板，也模糊了她望向黑暗屋顶的视线。芭茅覆盖的屋顶下，村里一位白发苍苍的接生婆，用开水烫过的剪刀，带着一种近乎麻木的娴熟，“咔嚓”一声剪断了连接我们母子的脐带。我被丢进盛着热水的木脚盆里简单清洗，裹上一块旧纱布，便算是完成了这简陋的“安全顺产”。当我“哇哇”的啼哭刺破沉闷的空气，虚弱不堪、脸色蜡黄的母亲，嘴角终于艰难地扯出一丝混合着无尽痛苦与微弱欣慰的笑容……
那个冬天，刺骨的寒冷仿佛能冻结人的骨髓。父母用来给我取暖的“窝桶”，里面垫的不过是些干枯的稻草和板结发硬的破棉絮。即便是母亲生理期所用的“纸巾”，也是粗糙如砂纸、如今只用于祭奠先人的草纸，或是早已失去柔软触感的破布片。一家七口人，就这样拥挤在不到三十平方米的破败土坯房里。东头用薄木板勉强隔出的“卧室”，挤着一张吱呀作响的架子床和一张竹板搭就的小床；中间是兼作饭厅和谷仓的厅堂，角落堆放着不多的稻谷；西边则是烟熏火燎的厨房，同时也是堆放农具杂物的库房。在这逼仄得几乎令人窒息的空间里，男女起夜，只能共用塞在两张床铺夹缝之间一个散发着臊臭味的木尿桶。父母在夜间为延续香火而进行的隐秘之事，对于尚未熟睡的我们来说，也成了难以回避的尴尬声响。更令人恐惧的是，无论白天黑夜，都有硕大的老鼠肆无忌惮地在房梁上、地洞里穿梭奔跑，甚至趁着夜深人静爬上床铺，啃咬我们露在被子外的耳朵和脸鼻。蟑螂更是无处不在，偶尔还会有冰冷的毒蛇悄无声息地滑过墙角。
安义县虽与省会南昌仅一山之隔（西山大岭），但因交通闭塞、信息断绝、经济凋敝，村民们去省城如同天堑。除了偶尔能搭上几天才有一趟的运货卡车，大多数人只能选择两条险峻的陆路：一条经千年古村罗田，另一条经向坊村上毛家岭，然后翻越崎岖陡峭的牛岭，过红星，下湾里，徒步跋涉才能抵达南昌。沿途山高林密，幽深的丛林中不仅时有成群的野狼出没，各种毒蛇更是如同幽灵般在狭窄的山道上频繁穿梭。村民辛苦饲养的猪牛鸡鸭，也常常成为狼群、狐狸和凶悍黄马狗的猎物。彼时的安义，年年依赖财政补贴，尚在宜春地区的管辖之下，直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才最终划归南昌市。
为了填饱那永远饥饿的肚皮，安义千年古村的村民们想尽办法：有的吞咽着刺喉的糠秕饼，有的啜饮着苦涩的野菜汤，有的一天只能喝上两顿稀薄的米汤。童年的我和小伙伴们最大的奢望，不过是父母能给我们做件新衣，买双新鞋，能让肚子不再咕咕作响。饥饿驱使下，我和小伙伴们甚至偷偷将大人栽下的瓜果幼苗移栽到自己悄悄开垦的小块“自留地”上，眼巴巴地盼着它们快快长大结果，好填一填那永远空虚的小肚子。而大人们，则是在日复一日的煎熬中，翘首期盼着一种能指引他们走出贫困深渊的政策，渴望能有一批真正为民着想、有胆有识的县、乡、村干部，带领他们砸碎贫穷的锁链，过上不愁吃穿、孩子能安心读书的好日子。
他们盼啊盼，等啊等，望眼欲穿。然而，盼来的却不是希望的曙光，而是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风暴。随之而来的，是无休止的“大批斗”、打“走资派”“割资本主义尾巴”。这场持续十年的“风雨雷电”，彻底搅乱了乡村的平静。村民们养几只鸡鸭，都可能被扣上“资本主义”的帽子，绑起来押上街游斗；卖几个自家鸡下的蛋，也会被斥为“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些被划为地主、富农成分的村民，更是陷入了地狱般的深渊。每天早、中、晚三次，他们必须准时到村村设立的简陋“主席台”前，在众目睽睽之下低头下跪，“认罪伏法”，高呼“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声嘶力竭地喊着“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便是当时所谓的“早敬”“午敬”“晚敬”。屈辱如同冰冷的毒液，日复一日侵蚀着人的尊严。
我的外祖父熊天，出生在中华民族山河破碎的动荡年代。他不仅亲历了抗日烽火，更有两个儿子惨死在日寇的屠刀之下。为了填补老年丧子的巨大悲痛和寻求一丝晚年的慰藉，熊天夫妇便将刚出生不久的我抱回家中抚养。这位识字不多的老农，却出身于武术世家，自幼习武，练就一身过硬本领。抗战时期，他曾赤手空拳，击毙过几个闯入村庄祸害百姓的日本兵。乡间盛传他身怀点穴奇功，通晓“五百钱”秘技。我的外祖母同样出自武术门第，年幼的我也跟着学了些防身的拳脚功夫。饱经沧桑的熊天深知，老百姓想过上好日子，绝不能坐等、依赖、伸手，唯有依靠自己的双手去奋力拼搏，依靠党的英明政策来指引方向，依靠发展实实在在的致富产业。
为了能早日让家人吃饱饭，摆脱这无边的贫困，过上像点样子的生活，外祖父熊天决定铤而走险，寻找一条生财之道——他偷偷养了一百多只鸭子，靠卖鸭蛋换取些微薄的油盐酱醋钱。日子，似乎真的因此有了一丝微弱的起色。然而，命运的无常远超他的想象。1967年，就在我刚上小学一年级的那个大年三十的傍晚，喜庆的鞭炮声尚未响起，几个手持梭镖、臂缠红袖章的村民造反派，便如凶神恶煞般踹开了外祖父家虚掩的柴门。为首一人二话不说，一把将正坐在外祖父腿上玩耍的我狠狠推倒在地。紧接着，几条壮汉一拥而上，不由分说将外祖父五花大绑。那一夜，刺骨的寒风似乎也带着铁锈味。在我和外祖母惊恐无助的哭喊声中，外祖父被粗暴地拖出了家门，消失在浓重的年关夜色里。祸从天降，世道无常的冰冷现实，第一次如此深刻地烙印在我们祖孙二代人心上。
第二天清晨，当外祖父被押送回家短暂停留时，我惊恐地发现，外祖父的双手肿胀发紫，双臂被粗糙的麻绳勒出了深可见肉的血痕。他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投机倒把分子”。随后，他被戴上纸糊的高帽，在造反派明晃晃的梭镖押解下，天天在罗田古村狭窄的街道上游街示众。胸前挂着两只被宰杀的鸭子（作为“罪证”），背后插着一块写着“打倒走资派熊天”的沉重木牌。羞辱和折磨远未结束。一个深夜里，他被反绑双手，高高吊在自家冰冷的屋梁上，整整五个多小时！当被放下来时，人已昏死过去。刚有了一丝微弱的意识，残忍的折磨又开始了：造反派逼迫他撸起裤腿，跪在事先砸得粉碎的玻璃碴上！紧接着，烧得通红的烙铁带着一股皮肉焦糊的恶臭，狠狠地烙在了他的手脚上！“啊——！”凄厉到不似人声的惨叫，撕裂了寂静的夜空。而一位姓雷的施暴者，却在一旁爆发出狰狞的狂笑。那恶毒的手段，其残酷程度，甚至超过了旧时听闻的国民党对被捕共产党员的酷刑。肉体的剧痛和精神的绝望，让这位曾经手刃日寇的硬汉，数次萌生死志，试图悬梁自尽。万幸的是，每一次都被我及时发现，我撕心裂肺的哭喊和苦苦哀求，像一根脆弱的细丝，一次次将外祖父从鬼门关前拉了回来。
更令人发指的是，在一个寒风呼啸、滴水成冰的冬夜，造反派竟再次闯入，将我和年迈的外祖父、外祖母从家中强行拖拽出来。冰冷的封条，“嚓嚓”作响地贴满了前后门，将我们唯一的栖身之所彻底封死。牛棚、猪圈、鸡窝被翻得底朝天，一片狼藉。在那个饥寒交迫、举目无亲的深夜，年仅七岁的我和两位风烛残年的老人，瑟瑟发抖，茫然四顾。最终，是村里被划为“富农”成分的熊宽一家，冒着极大的风险，收留了我们这无家可归的祖孙三人，才让我们勉强熬过了那个几乎冻僵生命的寒冬。
在那些暗无天日的岁月里，村里那个姓雷的造反派头目，时常指着外祖父的鼻子唾骂：“我们都喝稀饭，你家竟敢天天吃鸭蛋？哼！从今往后，我非让你全家喝西北风去！”恶毒的诅咒变成了现实。外祖父的家被洗劫一空，人日日遭受批斗羞辱。那些曾带来微薄希望的鸡鸭猪狗，也最终未能逃脱杀身之祸，成了造反派“战果”的一部分。
面对这无休无止的折磨与羞辱，面对生活彻底被碾碎的绝望，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这对饱经风霜的老人，曾几度万念俱灰，双双拿起剧毒的农药瓶……每一次，都是熊宽一家及时发现，拼死夺下药瓶，用朴实的话语和温暖的行动，给予他们活下去的勇气：“熊天老哥，老嫂子，千万想开点！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这命啊，金贵着呢！再大的风雨，也总有停的时候，这天，不可能永远黑下去啊！想想当年，毛主席和共产党领着红军上井冈山，不就是为了给咱穷人打天下，让咱过上好日子吗？耐心点，等等看吧！乌云它遮不住太阳，这黎明，迟早会来的……”
面对熊宽一家雪中送炭般的关怀与开导，我和外祖父、外祖母，只能将满腹的辛酸与悲愤强压心底，在绝望中重新燃起一丝微弱的希望。我们一天天、一日日地煎熬着，盼望着那场凄风苦雨能早日停歇，盼望着云开雾散，春暖花开。正是从那个冰冷的冬天开始，年幼的我，深深地体味了世事的无常与人情的冷暖。一颗种子在我心底深深埋下：拼命读书，汲取知识，用尽一切力量，去改变这世代相传的苦难命运。十几年后，历经沧桑的我曾深沉地感慨：“改革，才是改变中国一穷二白面貌的根本出路。中华民族的每一次巨大进步，无不是改革发展的壮丽成果。回望历史长河，从大秦帝国商鞅的雷霆变法，到北宋王安石力图中兴的熙宁新法，再到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直至中国共产党历经千难万险建立新中国……哪一步不是改革与发展的艰难跋涉？然而，改革的每一步，都必然伴随着难以想象的阻力与阵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