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用户
为了从这方贫瘠的土地上挣出一条活路，我硬是从牙缝里、从孩子们碗底，抠出钱来订了一份《中国青年报》。当我第三次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从油腻的枕头底下摸出那张被反复摩挲、边角已然发毛的报纸时，窗外还是一片浓稠的墨色。油墨印着的“长三角建筑产业博览会”几个大字，在昏暗中仿佛带着灼人的温度。配图上，成排高耸入云的玻璃幕墙，在虚幻的阳光照射下流光溢彩，折射出冰冷而炫的光芒，像极了童年时在浑浊河滩上偶然拾得的、短暂迷惑过我的水晶石碎片，美丽却遥不可及。我翻了个身，身下破旧的木架子床立刻发出不堪重负的、令人牙酸的“吱呀”声，惊得墙角缝隙里原本低鸣的蟋蟀骤然噤声。
“咯——咯——咯——！”村头熊叔家那只铁嗓子的公鸡，准时扯开喉咙，嘹亮而单调的啼鸣穿透薄薄的晨雾，像一把生锈的剪刀，瞬间划破了乡村残梦的宁静，激起远处一串懒洋洋的犬吠。我索性坐起身，老旧得快要散架的木窗棂，将刚刚渗进来的、微弱的晨曦切割成一片片细碎而冰冷的金箔，斑驳地洒落在我连夜收拾好的那个蓝布包袱上。包袱皮是李秀秀用攒了整整三年的、五颜六色的碎布头，一针一线精心拼缀而成，针脚细密得仿佛能兜住窗外清冷的月光。此刻，这凝聚着妻子心血的包袱，却像一块沉重的石头，紧紧勒在我心口，带来一阵阵窒息的闷痛。
厨房里传来陶罐与豁口木勺轻微碰撞的声响，我不用看都知道，李秀秀又在用那把豁了口的旧木勺，小心翼翼地将自家腌的咸萝卜干、酸豆角，往那个坑坑洼洼的铝制饭盒里装填。自从外祖母过世，家里就彻底断了荤腥，腌菜成了唯一能带在路上果腹的东西。昨晚，当我终于鼓足勇气，说出要跟着邻村手艺还算不错的李木匠去大城市闯一闯时，李秀秀只是死死攥着那条早已磨出毛边、洗得发白的旧围裙，低着头沉默了很久很久。昏黄的油灯下，她的影子在土墙上拉得很长，微微颤抖。最终，她没有一句挽留或质疑，只是默默转过身，又往那个蓝布包袱里，多塞了两双她熬夜赶制的、纳得密密实实的千层底布鞋。那沉默的重量，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
“放啊，把这个……也带上吧。”李秀秀佝偻着背，脚步有些蹒跚地挪进昏暗的里屋。她双手捧着一件用旧布仔细包裹的东西，层层打开，露出一把木柄油亮、刃口泛着冷冽青光的刨子，空气中瞬间弥漫开一股淡淡的、陈年的松香气味。这把刨子，是当年村里那位德高望重的老木匠临终前，郑重其事传给关门弟子的宝贝家什，后来转卖给了李秀秀。李秀秀一直将它视若珍宝，锁在陪嫁的樟木箱最底层，多年不曾示人。我粗糙的手指抚过木柄上那深深凹陷的握痕，冰冷的触感仿佛瞬间接通了电流。我恍惚看见上小学那年，老木匠佝偻着腰，就是挥舞着这把刨子，在村小的院子里，为他心爱的孩子们打造那十二扇透亮的新窗户。阳光下，雪片般轻盈洁白的刨花，纷纷扬扬落满了古老的青砖地，空气里满是新鲜木屑的清香……那是童年为数不多的、闪着光的记忆碎片。
晨雾将散未散，湿冷地缠绕着村庄。村外晒谷场上，那辆老旧拖拉机的引擎粗暴地嘶吼起来，卷起漫天呛人的黄尘。李木匠的徒弟大壮站在车斗旁，扯着破锣嗓子吆喝着同行的伙计。车斗里，用粗麻绳捆扎结实的木料，随着车身剧烈的颠簸，发出沉闷而空洞的撞击声，仿佛在提前敲打着未知旅程的艰辛。我最后深深望了一眼自家那扇歪斜的、用旧木板钉成的院门。门轴是我去年新换的，此刻在清晨的寒风中发出“咿咿呀呀”的呻吟，缓缓转动，门缝里，倏然闪过半截李秀秀那件熟悉的、洗得发白的蓝布衣角——她正躲在门后，偷偷地、快速地用手背抹去脸上的泪水。那一瞥，像一根烧红的针，狠狠扎进我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拖拉机喘着粗气，突突地驶过我家的门口。就在这一刻，万丈霞光如同熔化的金汁，猛然撕裂厚重的云海，泼洒下来，将天地间染得一片辉煌。我下意识地抱紧了怀里那个装着刨子的、同样洗得发白的旧帆布袋。透过拖拉机沾满泥点的脏污玻璃窗，我看见自己映在其中的脸——眼底深处，似乎有两簇微弱却异常执拗的火苗，在霞光的映衬下，正艰难地跳动着。行李袋的最里层，藏着一本用孩子们废弃的作业本手工钉成的册子。册子里，密密麻麻、一笔一划地抄满了从县文化馆旧报刊上临摹下来的欧式雕花门窗图样。纸页间，还小心地夹着一片早已风干、失去香气的木樨树叶——那是去年中秋，我蹲在县城那个气派的建材市场外的花坛边捡的。当时，市场橱窗里一扇流光溢彩的鎏金旋转门，正将午后的阳光切割、折射成一道道虚幻的彩虹，泼洒在他沾满尘土的旧布鞋上，也泼进了我因渴望而干涸的心田。那片叶子，是我从那个光鲜世界边缘捡拾的唯一凭证。
拖拉机卷起的烟尘终于模糊了村口老槐树的轮廓。我抱着帆布袋，感觉心像是被那“咿呀”作响的门轴绞着。我站在自家低矮的土坯房门槛前，手指无意识地、一遍遍抚摸着门框上一道早已模糊、歪歪扭扭的刻痕。那是几年前，得知李秀秀怀上第一个孩子时，我狂喜之下用柴刀刻下的印记，标记着新生命带来的无上喜悦和对未来的憧憬。如今，那刻痕早已被岁月的风霜和无数次推门关门的摩擦磨得浅淡不清，边缘圆钝，就像我们被沉重生活压得变了形的脊梁，曾经挺直的棱角消失殆尽。灶台上，那盏煤油灯芯捻得很小，发出昏黄如豆的光晕，勉强笼罩着蜷缩在土炕上、睡得并不安稳的三个孩子。李秀秀背对着门口，肩膀难以抑制地微微颤抖着，手里死死攥着一块早已褪尽鲜红、边缘磨出了毛絮的旧头巾——那是结婚时，我咬牙攒了几天工分才换来的，曾经是贫穷岁月里最亮眼的一抹色彩。我张了张嘴，喉咙里却像塞满了粗糙的棉絮，干涩发紧，一个字也吐不出来。千言万语堵在胸口，最终只化作一个无声的动作——我小心翼翼地将外祖母临终前塞给我、一直贴身藏着的最后几张早已作废的旧粮票，悄悄塞进炕头那个积满灰尘的针线筐里。筐底，还静静躺着半块硬得像石头、被孩子们偷偷啃过几口的早米饼。
墙角，倚着外祖父早年倾尽所有为我买下的那辆永久牌“二八大杠”自行车。车架锈迹斑斑，但车把和座垫却被擦拭得异常光亮，仿佛主人对它的珍视从未因岁月的侵蚀而减少。这辆老伙计，曾载着年轻的我风里来雨里去，走遍十里八乡收购草药，驮回救命的米糠；也曾载着我怀揣着对知识的渴望，往返于县城那个短暂向我敞开过门缝的补习班。如今，它的后座和车筐，再次被征用，捆绑着我奔赴未知的全部家当：两件打满补丁、洗得发白的粗布褂子；一包李秀秀精心晒干、散发着泥土清香的荠菜；还有一个用油纸里三层外三层仔细包裹、保护着的全家福相框。当我抬腿跨上车座，用力蹬下第一脚时，生锈的车链发出刺耳的“咔嗒…咔嗒…”声，链条与齿轮艰涩地咬合着，像是在发出无声而沉重的抗议——抗议这趟前途未卜、负载过重的远行。
“真的……非走不可吗？”李秀秀终于转过身，泪眼婆娑地望着我，声音带着浓重的鼻音和无法掩饰的脆弱。
“不出去闯闯，碰碰运气，”我避开她的目光，盯着脚下龟裂的泥地，声音低沉而压抑，“这日子……怎么熬得下去？孩子们一天天大了……”
“武汉那边……真的需要那么多做门窗的？”李秀秀的声音带着一丝渺茫的期盼，仿佛想抓住一根稻草。
“我研究过了，”我抬起头，目光似乎穿透了破败的院墙，望向遥远而模糊的城市，“只要有房子在盖，有人在住，就永远需要门窗。报纸上说，那边盖楼的工地，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
“在外面……”李秀秀的嘴唇哆嗦着，最终只挤出最朴素也最沉重的叮嘱，“要好好照顾自己……”
“知道了。”我的声音闷闷得像一块沉重的石头落地。
千年古村坑洼不平的石板路上，飘荡着早市油锅的烟火气。炸油条的老黄头眯着昏花的老眼，一边熟练地翻动着油锅里金黄的油条，一边打量着推车经过的我：“刘家小子，当真了？真要跟着那帮木匠师傅们，去闯那大码头汉口？”我没有回答，只是低着头，目光死死盯着车筐里那个随着颠簸哐当作响的旧搪瓷缸。缸里腌萝卜散发出的浓烈咸酸气味，混合着清晨潮湿的露水气息，一股脑儿钻进我的鼻腔。这味道，让我瞬间想起了寒冬腊月里，李秀秀蹲在冰冷刺骨的水井边清洗萝卜、准备腌菜时，那双被冻得通红肿胀、布满裂口的手。那画面，比任何话语都更清晰地刺痛着我。
出村后的土路逐渐变得荒凉而崎岖，两旁是收割后裸露着褐色根茬的田野和萧瑟的树林。自行车轮胎碾过碎石和坑洼，发出单调而沉闷的“咯噔…咯噔…”声，如同一个不知疲倦却又疲惫不堪的钟摆，机械地丈量着离家的距离。晌午的日头变得毒辣起来，毫不留情地炙烤着大地。汗水如同小溪，瞬间浸透了我单薄的后背，湿漉漉地黏在粗糙的粗布衣服上，每一次蹬踏，布料摩擦着皮肤，都像在撕扯着粘连的皮肉，带来火辣辣的刺痛。当他费力地蹬上百步山后那段人迹罕至的陡坡，路过一片荒草丛生、石碑歪斜的乱坟岗时，一群栖息在枯树上的乌鸦被惊动，“扑棱棱”地怪叫着冲天而起，翅膀扇动的声音在寂静的山谷里格外瘆人。就在这令人心悸的瞬间，我仿佛听见身后极远处，隐隐约约传来孩童撕心裂肺的哭喊声——“爸爸！爸爸！” 那声音如此真切，带着无助的恐慌，穿透了山风和鸦鸣，直刺我的耳膜！是幻觉？还是……我心头猛地一抽，巨大的惊恐和揪心让我瞬间失神，车把剧烈一晃，整个人连同沉重的自行车，像断线的风筝，失控地朝着路旁陡峭的斜坡栽了下去！
“轰隆——哗啦！”
伴随着一阵天旋地转的翻滚、撞击和树枝折断的脆响，我和自行车重重地摔进了路旁一条两米多深的、布满乱石和荆棘的荒沟里。剧烈的疼痛如同潮水般瞬间淹没了我，左腿传来一阵令人牙酸的、仿佛骨头断裂的脆响！我眼前发黑，剧痛让我几乎昏厥。不知过了多久，才被几个路过赶集的同乡发现，七手八脚、艰难地将我从沟底拖了上来。当众人把我抬回家时，我的左腿已经肿得像发面馒头，呈现出一种可怕的青紫色，完全无法动弹。村里的赤脚医生赶来，粗糙地摸了摸，便摇着头断定：左腿胫骨骨折了。看着赤脚医生用简陋的木板和布条进行临时固定，想到刚刚燃起的城市梦瞬间破灭，想到本就摇摇欲坠的家将因我彻底失去支柱，我躺在冰冷的土炕上，苦涩的脸上笼罩着一层比锅底灰还要沉重的绝望阴云。
“别急……别急……伤筋动骨一百天，慢慢养，总会好的……”李秀秀强忍着在眼眶里打转的泪水，用沾湿的毛巾轻轻擦拭着我额头因剧痛渗出的冷汗，声音颤抖着安慰。但那安慰，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家里的顶梁柱倒了，断了唯一可能的经济来源，还凭空添了一张需要照顾和药费的嘴。未来的日子，像屋外沉沉的暮色，浓得化不开。
黄昏的煤油灯在床头的小桌上摇曳着，将人影放大、扭曲，投射在斑驳的土墙上，如同鬼魅。屋内弥漫着草药罐子翻腾出的浓烈苦涩气息，与角落里潮湿霉变的陈腐味道交织撕扯，令人窒息。我躺在炕上，石膏包裹的左腿沉甸甸的像灌满了冰冷的铅块，每一次心跳都牵扯着伤处传来钻心的疼痛。李秀秀正蹲在低矮的灶台前，用蒲扇小心地控制着火候，陶罐里翻滚的药汁散发出令人作呕的苦香。我失神地望着房梁上悬挂的那一串早已干瘪、颜色暗红如血的干辣椒。在煤油灯明明灭灭、飘摇不定的光影里，那些辣椒扭曲褶皱的形态，竟诡异地与记忆中李木匠工具箱里那卷黑红相间的、用来捆扎木料的厚实绝缘胶布重叠起来——临行前，李木匠就是用那样的胶布，将那些承载着希望的木材，一圈圈、紧紧地捆扎在拖拉机的车斗上。那捆绑的姿态，充满了力量和对远方的笃定。而此刻，我自己却被困在了这方寸之地。
“该换药了。”一个熟悉又带着几分陌生的女声在门口响起。张秀妹挎着一个盖着蓝布的小竹篮，身上披着湿漉漉的旧蓑衣，一步跨过门槛。蓑衣上的雨水滴落在冰冷的青砖地上，迅速洇开一片深色的、不规则的纹路。她动作麻利地放下篮子，走到炕边，掀开我腿上覆盖的纱布。她的动作比起村里赤脚医生的粗鲁，显得轻柔、温柔而熟练许多。指尖带着一股淡淡的、清苦的艾草气息。我这才恍惚记起，早年张秀妹曾在县里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短训班学过一阵子赤脚医生，没想到这点知识，竟在此时派上了用场。我的目光无意识地落在她略显蓬松的发髻间——那里斜插着一支漆面斑驳脱落、露出里面发黑桃木芯的木槿花簪子。心头猛地一刺！那是多年前秋收时，张秀妹家劳力不足，眼看大雨将至，我带着几个后生去帮她家抢收稻谷。事后，我对我们曾经的关系过意不去，便硬塞给她这支当时还算时兴的簪子当作谢礼。如今，簪子早已破旧不堪，如同那段被刻意尘封的、带着复杂纠葛的过往。
“这是我娘家那边莫医生开的方子，这接骨草捣碎了敷上，凉是凉点，忍着些。”张秀妹一边说着，一边将石臼里捣烂的、泛着青绿色汁液的草药糊仔细地敷在我肿胀的伤处。那冰凉的触感激得我浑身一颤，倒抽一口冷气。她低着头专注手上的动作，声音却突然压得更低，几乎成了气声：“武汉那边……我家那个死鬼，托人捎信回来了……说是在一个叫‘江汉关’的大工地上，跟着包工头做木工活，活儿……还行。” 说着，她飞快地、近乎隐秘地将一张折叠得皱巴巴的信纸塞进我摊开的手心。我下意识地攥紧，感觉那粗糙的纸页背面，似乎用圆珠笔潦草地画着些弯弯曲曲的线条——是路线图！那些杂乱的线条仿佛带着灼热的温度，顺着掌心的纹路，直往我的血脉深处钻去，烫得我耳根瞬间发热发红，心跳如鼓。此刻，我似乎体会到了“一夜夫妻百日恩”的苦涩而鬼诡的滋味。
就在这时，李秀秀端着刚滤好的、滚烫的药汁走了进来。她一眼就瞥见了我脸上未来得及褪去的慌乱，以及我那只正欲飞快缩回、紧握着什么的手。她的目光平静地掠过张秀妹身上那件在昏暗油灯下依然显得刺眼的水红色“的确良”衬衫——那是城里时兴的料子，然后，最终停留在了窗台上那盆因无人照料而蔫头耷脑、叶片枯黄的兰花草上。那是我去年满怀希望从后山挖回来，说要学着城里人“附庸风雅”的。如今，这盆草倒像是比它那躺在炕上、前途未卜的主人，更早地挺直了腰杆，显出一种不合时宜的、带着嘲讽的生命力。李秀秀什么也没问，只是默默地将药碗放在炕沿，转身去收拾灶台。
拆掉沉重石膏的那天，恰好是寒露节气。清冷的月光如同水银泻地，将空旷的晒谷场照得一片惨白，仿佛覆盖了一层薄薄的寒霜。我拄着李秀秀为我削制的粗糙木拐，忍着尚未痊愈的腿伤带来的隐痛，一步一挪地摸到后院柴房。那辆饱经沧桑的永久牌自行车，像个被遗弃的战友，孤零零地歪倒在积满灰尘的墙角。车筐里，积了半指厚的枯黄落叶，散发着腐朽的气息。我借着从破窗棂透进来的、冰冷的月光，颤抖着双手，小心翼翼地翻开那个用油纸严密包裹的全家福相框。相纸上，三个孩子的笑容在潮气的侵蚀下已显得有些模糊不清，边缘泛黄。唯有大儿子咧开嘴笑时，缺了门牙的那个小小豁口，依旧清晰得刺目——那是去年中秋，家里难得买了一块月饼，我趁着孩子们睡着，偷偷把里面最大的一块冰糖抠出来，轻轻塞进大儿子嘴里。当时，清冷的月光正好透过破窗纸的窟窿照射进来，将孩子嘴里含着的冰糖晶体映照得如同碎钻般熠熠生辉……那微小的、偷来的甜蜜，是困苦生活中唯一闪着光的慰藉。此刻回想，却只剩下满嘴的苦涩。
车链上厚厚的锈渍沾满了我的掌心，留下浓重的、带着绝望气息的铁腥味。就在我对着相框失神时，柴垛后面忽然传来一阵细微的、衣物摩擦的窸窣声。我猛地回头，只见李秀秀怀里抱着什么东西，静静地站在柴房的阴影里。月光勾勒出她清瘦而疲惫的轮廓。
“给，”她走上前，将一件簇新的、染成靛蓝色的粗布工装服塞进我怀里。布料厚实，带着新染的、刺鼻的靛青味道——那是她拆了自己压箱底的陪嫁被面改的。衣服的针脚明显比往日她缝制的要粗糙、凌乱许多，透着一股赶工的匆忙和掩饰不住的疲惫。她抬起头，月光下，她的眼神异常平静，甚至带着一种洞悉一切的清明：
“莫医生开的药方子，我仔仔细细誊抄了三份，一份压在炕席下，一份缝在这衣服的内衬里，还有一份……我收着了。”她指着工装服厚实的袖口，那里用同色的粗线，密密麻麻缝着几个隐蔽的口袋，“张秀妹给的那个……武汉的地址，”她的声音顿了顿，没有丝毫波澜，“我原原本本描摹了一份，缝在第二层衬布和里子的夹层中间了。用油纸包着的，淋不着雨。” 她的话语里没有质问，没有愤怒，只有一种为了生存下去而不得不做出的、沉重而清醒的安排。她知道那条路是险径，也知道那地址背后可能隐藏着更复杂的人情与纠葛，但在绝境面前，任何一根可能的稻草，都必须紧紧抓住。为了这个家，为了我能重新站起来走出去，她甘愿将一切潜在的风险和屈辱，都默默地缝进这件厚重的靛蓝工装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