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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潦河浑浊的波浪和两岸村庄萧索的景象尚未完全褪色的时候，那沉甸甸的贫困感始终压在安义县领导班子的心头。在安义县委那间弥漫着陈旧纸张和茶水味道的会议室里，我刚听完县委书记描绘的关于振兴乡村的宏伟蓝图，其中反复提及的，是那支遍布全国、声势浩大的“安义铝窗”大军。然而，当我向时任县委领导转达自己对家乡发展的忧虑与思考时，我放下那支磨得发亮的派克笔，直视着对方的眼睛，直言不讳：“书记，要彻底改变安义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全县乡村振兴，单靠青壮年背井离乡、分散在全国各地做铝塑门窗，绝非长久之计。那只是‘输血’，解一时之渴，却难以为乡村‘造血’，培植出内生动力啊！最根本的，是要官民同心，筑巢引凤，从发达地区实实在在地引进技术、人才、资金和那些能扎下根来、带动一片的致富产业。否则，‘人去房空、产业不兴’，城乡发展失衡的困局只会愈演愈烈，安义永远只能是人才和劳动力的输出地。”我的语气带着资深记者特有的犀利和对家乡的深切忧虑。令我欣慰的是，县委书记用力握了握我的手，那力道传递着决心：“刘记者，你说到点子上了！我们班子也是这个思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关键在落实，在行动！”
时间拉回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落实”二字，字字千钧，沉沉地压在了安义许多党员干部肩上——时任万埠镇党委书记熊墨渲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我第一次见到熊墨渲，不是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而是在潦河一处名为“精怪塘”的险堤工地上。那时，工地上尘土飞扬中，一位戴着黑框眼镜、裤腿卷到膝盖、沾满泥浆的干部，正声嘶力竭地指挥着几十辆突突冒着黑烟的手扶拖拉机，破开山石，运土筑堤。汗水浸透了他的旧衬衫，镜片上也蒙着灰。我举起相机，记录下这位基层干部最真实的身影。万埠镇，这个人口不多、产业匮乏、水患如同悬顶之剑的穷乡僻壤，几万人的生计，除了守着几分薄田、冒着生命危险下河捞沙换几个活命钱，便是年轻人像候鸟一样成群结队外出，加入那支庞大的铝塑门窗安装队伍。我走访过镇政府：财政捉襟见肘，前任留下的半拉子电影院像个巨大的讽刺，矗立在镇中心；机关会议室里吱呀作响的老旧桌椅，仿佛随时会像开会时打瞌睡的干部一样散架。而熊墨渲坐的那把旧藤椅，更是用麻绳反复捆扎着两根断裂的木棍，勉强支撑着这位当家人的身躯。如何打破这令人窒息的死局？如何在不让本就苦不堪言的农民背上“二公粮”沉重负担的前提下，为万埠找到一条活路？这是熊墨渲上任后日夜萦绕心头、挥之不去的难题。我能从他布满血丝的眼睛里，读出那份沉甸甸的责任与焦灼。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患不除，民无宁日！”熊墨渲深知此理，刻骨铭心。他摒弃了人海战术的旧法，创新性地推行“以资代劳”，组织起全镇所有能调动的机械力量，硬是靠着轰鸣的引擎和坚韧的意志，将“精怪塘”那道曾吞噬过无数田舍的堤坝，加高加宽了两倍！他顶着巨大的压力和非议，依法组织挖砂船疏浚淤塞的河道，这看似冒险的一步棋，竟一举三得：清理了淤塞的河床，为防洪工程提供了急需的沙石，还让参与其中的老百姓第一次在家门口靠力气换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然而，修筑花岗岩防洪墙所需的巨额资金，像一座大山横亘眼前。这个在省城“两眼一抹黑”、毫无门路的平民书记，硬是凭着一股“跑断腿、磨破嘴”的韧劲和对民生的赤诚，一次次叩响省水利厅和时任南昌市长办公室的门，用万埠百姓的疾苦和自救的决心打动人心。最终，他奇迹般地争取到了三分之二的资金支持。剩下那三分之一，他带领全镇勒紧裤腰带，自力更生。选谁来负责这项关乎全镇安危、容不得半点闪失的工程？熊墨渲力排众议，启用了泥水匠出身、作风正派、懂行且刚直的镇武装部副部长。当六个包工头轮番上门，试图用厚厚的“红包”敲开工程大门时，这位副部长展现出了军人般的铁骨铮铮，一次次让行贿者“碰壁”而归，碰得灰头土脸。工程最终固若金汤，经受了1987、1998年潦河两次百年不遇特大洪水的严峻考验，万埠镇竟奇迹般地安然无恙！洪水滔天的那夜，熊墨渲悄悄站在堤上查看水情的老百姓身后，听着他们劫后余生的由衷感叹：“全亏了那只‘眼镜子’（指戴眼镜的熊墨渲）修的墙哟，不然今年又得坐水牢咯！”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他布满血丝的眼睛里，那抹不易察觉的欣慰与疲惫交织的光芒。
水利初定，百姓稍安，但“无工不富”的紧迫感更甚往昔。熊墨渲的目光，开始越过潦河浑浊的河水，投向更远的地方。1984年底，一次看似寻常的探亲之旅，意外点燃了他心中沉寂已久的希望之火。在河北部队看望当兵的儿子后，儿子执意要带父亲去北京“全聚德”尝尝这“天下美味”。“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烤鸭真遗憾。”然而，父子俩在“全聚德”那古色古香的门楼前排了两次望不到头的长队，都因食客爆满而悻悻离去。捧着冰冷的馒头，望着灯火辉煌、香气四溢的烤鸭店，看着进进出出、满面红光的食客，熊墨渲心中五味杂陈：有失落，有作为江西人的一丝不服气（“老家安义的麻鸭多得是！水里游的都是！”），但更有一股强烈的冲动在胸中翻涌、激荡——如果能把这只让北京人趋之若鹜、让世界称道的“金鸭子”引回安义，那门庭若市的火爆生意，那滚滚而来的财富，不正是万埠镇梦寐以求、能持续造血的“活水”吗？
这个念头如燎原的野火般在他心头蔓延，瞬间驱散了未能品尝美味的遗憾。他猛地一拍大腿，那响声在寒冷的北京冬夜里格外清脆：“儿子，这鸭子，咱不吃也得‘吃’！我要把它‘吃’回江西去！带回咱们万埠！”他的眼中闪烁着前所未有的光芒。
当晚，简陋的招待所里，熊墨渲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烤鸭的香气仿佛还在鼻尖萦绕，而万埠镇百姓期盼的眼神更在他脑中挥之不去。他翻身起床，裹紧军大衣，借着走廊昏暗的灯光，连夜拨通了在京工作的老乡电话，声音带着恳切与急切：“老兄，无论如何，请帮我引荐‘全聚德’管事的袁经理！事关重大！”
初次见面，在“全聚德”那弥漫着果木香气的经理室里，袁经理对这位风尘仆仆、操着浓重江西口音的小镇书记要将“镇店之宝”南迁的请求，充满了疑虑和本能的保护，眼神里满是审视：“熊书记，您这想法……胆识不小。可这烤鸭，是咱‘全聚德’几代人的心血，吃饭的绝活啊！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秘方不外传。这南辕北辙的，能行吗？”熊墨渲没有气馁。他动情地讲述万埠的贫困潦倒、水患的残酷无情、百姓对好日子的深切期盼，更描绘着烤鸭技术扎根江西红土地、带动一方致富、惠及革命老区的美好前景。他的言辞恳切，句句发自肺腑，没有官腔，只有一片赤诚。也许是他的真诚和那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执着打动了对方，也许是考虑到遥远的江西市场与北京并无实质竞争，袁经理紧锁的眉头渐渐舒展，最终松口了。但开出的条件极为苛刻：派遣6位核心烤鸭师傅，每人月薪1000元（这在1984年绝对是天文数字，远超大学教授工资），半年一换，往返差旅实报实销，外加使用“全聚德”这块金字招牌，需折算相当于一个人的工资作为“品牌费”。
熊墨渲心头一紧，这数字像块巨石压下来，但他知道这是唯一的机会，咬紧牙关，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行！我应了！”袁经理带他参观了位于京郊的东升养鸭场，熊墨渲这才明白“全聚德”烤鸭成功的背后，是严格到近乎苛刻的标准：必须选用55天精心速成的纯种北京鸭三代以内鸭苗，工厂化、科学化的精细喂养，确保每一只鸭胚肥瘦均匀、皮脂丰润，达到最佳烤制状态。烤制过程更是繁复精妙，从烫皮、挂糖、晾坯到入炉烤制，足足十五道工序，火候、时间、手法缺一不可，全凭师傅的经验与手感。在专门接待外宾的雅间，熊墨渲生平第一次品尝了传说中的“全鸭席”。锃亮的铝制餐盘里，片得薄如蝉翼、色泽金黄油亮的鸭肉，卤制得香气扑鼻的鸭内脏“五大件”，还有那浓郁鲜美、暖人心脾的鸭架汤。美味令人惊叹，但每人54元的账单（相当于普通工人近两个月工资）更让他心头剧震——这巨大的利润空间坚定了他的决心，也让他预感到未来巨大的投入压力如同一座大山。次日，他做出一个在旁人看来近乎疯狂的举动：不惜花费200多元（当时普通工人月工资不过几十元），这在当时堪称天价的出租车费，独自再赴东升鸭场。没有合同，没有公章，仅凭着一腔热血和彼此的信任，口头敲定了鸭苗供应和派人学习的初步协议。坐在回程的火车上，望着窗外飞逝的华北平原，他攥紧了拳头，手心全是汗。
回到万埠，熊墨渲立即召开会议，将宏伟蓝图和盘托出，掷地有声地喊出“坐着穷不如干着生”的口号！然而，最大的拦路虎仍是钱——天文数字般的启动资金从何而来？银行贷款？农行要抵押担保，万埠镇哪有什么值钱的家当？工行更是直言不讳：“乡镇贷款？不搭界！”光是北京师傅年薪就要近十万！巨大的投入和未知的市场风险，让不少干部心里直打鼓，会议室里弥漫着犹豫和怀疑的空气。为了省钱，熊墨渲再次硬着头皮与北京协商，变“请师傅来”为“派人去学”。他精心挑选了3名头脑灵活、有高中文化的村民和企业干部。可连送这三人去北京的路费、生活费都成了横亘在眼前的难题。万般无奈之下，他拿出自己微薄的工资，在家摆了一桌极其简单的酒菜，请来了镇上一位以仗义疏财闻名的杀牛专业户。昏黄的灯光下，熊墨渲推心置腹，毫无保留地将计划和盘托出，最后，他端起一杯薄酒，目光灼灼地盯着对方，诚恳地问：“老弟，镇里眼下是真难。你敢不敢，信我熊墨渲一回，借钱给镇里？给万埠的老少爷们一个盼头？”杀牛汉子看着眼前这位裤腿泥点未干、眼镜片后眼神却无比坚定的书记，被他的为民情怀和破釜沉舟的勇气深深打动，猛地一拍桌子，震得碗碟叮当响：“熊书记，您心里装着老百姓，是个好官！就冲您这份心，我信您！这钱，我借！砸锅卖铁也支持！”第二天，带着体温和信任的两万元现金，送到了熊墨渲手中。那厚厚一沓钱，沉甸甸的，承载着千斤重托。
有了这笔宝贵的启动资金，熊墨渲马不停蹄奔赴南昌，像一个不知疲倦的陀螺，穿梭在南昌的大街小巷找店面、寻伙伴。几经周折，目光最终锁定了八一广场旁工人文化宫下属、经营困难濒临倒闭的“天府菜馆”。这真是“瞌睡碰到了枕头”！双方很快达成协议：文化宫出5万，万埠镇出8万入股。镇里的8万依旧是道难以逾越的鸿沟。熊墨渲再次上演“曲线救国”，求助在县食品公司当经理的姐姐，以当时企业间常见的“三角债”方式艰难拆借资金，并租用了食品公司一块闲置场地作为临时养鸭场。就在一切看似步入正轨，曙光初现时，文化宫的上级领导突然变卦，要撤资退出！这消息如同晴天霹雳，将熊墨渲打得几乎站立不稳，巨大的压力让他瞬间喘不过气，眼前发黑。合作方撤资，意味着前期努力付诸东流，更可能让好不容易借来的钱打了水漂！但他没有选择放弃，“忍辱负重，自套枷锁”也要干下去！这已不仅是一个项目，更是他对万埠百姓的承诺！
他直接闯到市政府，找到时任南昌市长汇报。市长听完这个一波三折却充满希望、寄托着贫困乡镇翻身梦想的项目，被熊墨渲百折不挠的执着和一心为民谋利的担当深深打动，不仅表态全力支持，还亲自给文化宫上级领导打电话，语气严肃而坚定：“这事不仅要办，而且必须办好！这是关系到贫困乡镇脱贫致富的大事！”市长的指示如同定海神针，合作得以惊险续命。
刚闯过合作关，北京又传来坏消息：派去学习的三人联名写来长信诉苦，字里行间满是沮丧和委屈，抱怨师傅们藏着掖着，关键环节不让上手操作，根本学不到真本事，强烈要求打道回府。收到信的熊墨渲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狭小的办公室里踱来踱去，烟一根接一根地抽。冷静下来，他仔细分析：“这手艺再精妙，终究不是造原子弹！师傅们或许有‘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顾虑，但未必是存心刁难。关键是心诚！”他深知“心诚则灵”的道理。他自掏腰包，买了两箱江西名酒“四特酒”，在学员们来信的信封背面，挥毫泼墨，写下八个力透纸背、遒劲有力的大字：“先做奴才，后做人才！”让一位副镇长火速送往北京。这八个字，如同醍醐灌顶，惊醒了三位学员。他们彻底放下身段和委屈，诚心拜师，端茶倒水，殷勤侍奉，脏活累活抢着干，用行动表达求学的诚意。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师傅们被他们的赤诚打动，终于放下戒心，倾囊相授，后来甚至放心地把烤鸭房那视为命根子的钥匙都交给了他们。技术的壁垒，在真诚与坚持面前轰然倒塌。
技术学到手了，养鸭子却又遭遇灭顶之灾。从北京空运来的2000只珍贵鸭苗，一周后突发疫情，成片死亡，鸭棚里一片哀鸣，最多时需用簸箕一箕箕往外清理死鸭，场面惨不忍睹。焦灼万分的熊墨渲当机立断：一边火速派人乘当天唯一一班飞机去北京取特效药，一边紧急将鸭棚从可能存在病菌的县食品公司场地，连夜搬迁到潦河边开阔通风处。得益于决策的果断和行动的迅速，疫情终于被艰难地控制住。看着劫后余生的鸭群，熊墨渲仿佛经历了一场生死大战，后背的冷汗早已湿透。
1985年5月15日，一个注定载入万埠乃至安义史册的日子。南昌市八一广场旁，曾经的“天府菜馆”张灯结彩，焕然一新。披红挂金的崭新招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喜来登北京烤鸭店”正式开张营业！喜欢舞文弄墨的熊墨渲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与自豪，连夜伏案疾书，写了一篇饱含深情的《北京烤鸭南昌安家乐户》的新闻稿，刊登在《南昌晚报》头版头条。随后，江西省内八家新闻单位闻风而动，聚焦“喜来登”，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正宗的工艺、地道的口味，让“喜来登”一炮而红，迅速创造了南昌餐饮界的奇迹：烤鸭销量第一、空调电费第一（当时用空调的餐馆凤毛麟角）、易拉罐啤酒销量第一、豪华装修水准第一！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品尝后欣然题词“京味飘香”，更添光彩。店内天天爆满，座无虚席，慕名而来的食客排起长龙，营业额节节攀升，最辉煌时日进斗金，一天营业额竟高达一万五千元！那烤炉里跳跃的火焰，映红了店员的笑脸，也点燃了万埠人的希望。
“喜来登”这只“金鸭子”，彻底改变了万埠镇的面貌。它连续八年为镇财政提供了稳定而丰厚的收入，从此万埠镇彻底告别了让农民深恶痛绝、苦不堪言的“二公粮”摊派！更重要的是，它像一颗生命力旺盛的火种，点燃了安义人靠技术致富、靠品牌立业的热情。一大批烤鸭师傅从这里走出，技术一传十，十传百，迅速传遍万埠，辐射全县。短短数年，安义县掌握烤鸭技术者竟达两万余人！他们怀揣着这门“点石成金”的手艺，“上北京，下苏杭”，足迹遍布全国各大城市，或承包酒店餐厅，或专营烤鸭店，创造了无数令人惊叹的财富神话。“万元户”早已不稀奇，“十万元户”“百万元户”比比皆是，买小车、建楼房成为安义乡村的新风景。有的能人甚至在一个城市就包下十几家酒店的烤鸭专营权。正如熊墨渲对我所言，眼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安义人不仅靠搞烤鸭发了财，更重要的是彻底改变了一代人只会靠力气外出做铝窗的观念！他们知道了技术、品牌和实实在在的产业，才是改变命运、建设家乡最持久的力量！这比赚多少钱都宝贵！”
熊墨渲引来了“金鸭子”，让无数安义人走上了致富路，他自己却始终两袖清风，没惹半点非议，连一根鸭毛都没往家里带过。安义百姓心中有杆秤，亲切地送他一个饱含敬意的雅号——“烤鸭祖宗”。当南昌市工人文化宫出于感激和信任，想请他出任“喜来登”董事长时，时任南昌市长笑着点醒了他，也点明了原则：“老熊啊，功劳不小！但咱共产党的干部，可不能搞‘官商一体’啊！组织上对你还有更重要的工作安排呢！这富一方百姓的担子，还得挑下去！”
我合上那本写满了故事、浸染着潦河水汽与烤鸭香气的采访本，窗外已是华灯初上。万埠镇潦河两岸的灯火，比记忆中明亮、温暖了许多。熊墨渲的故事，像那只从遥远的北京飞来、在红土地上生根发芽的“金鸭子”，在我的脑海中久久盘旋、鸣响。它不仅仅是一个濒死餐馆的华丽转身，更是一个贫困乡镇在绝境中奋起、在夹缝里求生的生动缩影，是一位基层干部为民请命、敢为人先、勇于担当的时代写照。安义人靠铝塑门窗闯天下的故事早已耳熟能详，但熊墨渲用一只烤鸭雄辩地证明：摆脱贫困，走向富裕，不仅需要走出去闯荡四方的勇气，更需要引进来、扎下根、培育本土产业的智慧与魄力。这“喜来登”炉膛里跳跃的金色火焰，不仅烤香了肥美的鸭胚，更烤热了安义人心中那团“产业兴乡”的希望之火，照亮了一条与“铝窗大军”外出务工截然不同、却同样辉煌的致富路径。
我心潮起伏，提笔在那本磨旧的采访本扉页上，郑重写下感悟：
“天府喜来登，一鸭破穷关。金炉燃星火，照彻潦河湾。”
“铝窗闯天下，烤鸭富家乡。双翼振安义，穷根自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