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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冲，像一只搁浅的竹筏，静静地泊在水库深湾处。这里交通闭塞，日子过得慢，可人心里的念头却从未停歇。到九十年代初，父亲的心思也跟着活络起来。村口的铁匠铺虽能勉强糊口，却像一根无形的绳索，把他拴在离家几里外的叮当声里。母亲带着我和姐姐两个丫头，里里外外地操持，身子在岁月里渐渐被磨得单薄。
更挠心的，是村里那些有意无意的闲话。它们像秋后的野蜂，执拗地往父亲耳朵里钻：“两个女娃是好，可终究是别人家的人。”“你这身打铁的手艺，总得有个根往下传吧……”
起初只是风里的杂音，后来这些八卦越听越真，越传越沉。
父亲不再言语，只在家门口的台阶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雾缭绕中，他粗糙的眉眼渐渐拧紧，又一个念头从肺腑里升起来：把铁匠铺搬回张家冲！回来，既能守着家，照顾日渐消瘦的堂客，或许……也能圆了那份说不出口的念想。这念头一经升起，便如淬火的铁，再难改变。
决心一下，便是千头万绪的搬挪。打铁的家当——敦实的铁砧，沉默的铁锤，喘着粗气的风箱，还有各式水桶、铁钳、凿子、磨石等，零零总总堆起来像座黑黝黝的小山。父亲和母亲商量着，在洗澡房前那片空地上重新安置。母亲手脚麻利，搬来石块垫平地坪，又寻来废弃的厚木板，依着工具的形制一一摆放。
铁砧坐镇中央，锤与钳各居其位，风箱挨着未来的炉膛，连淬火的水缸也被她刷得泛出清光摆在屋檐下。原本散乱无章的一角，经她双手归置，竟生出一种井然有序的气象——像个正正经经的作坊了。
炉火要旺，光靠山里的杂木柴只够引个火头。真正的打铁，得靠扎实的煤。父亲早年打听过，常德地区出产合用的块煤，他辗转托了相熟的拖拉机手——次山伯伯，专程跑了一趟。
拖拉机“吭哧吭哧”地将一整车乌黑发亮的煤渣子拖到水库坝下，便再也无能为力。望着眼前那条蜿蜒陡峭，仅容一人通行的山道，父亲沉默地抄起扁担和箩筐。那些沉甸甸的煤块，便一担一担，压在他原本宽阔，如今已微驼的肩上，沿着被露水打湿的石阶，一步步挪回山冲里的家。一个来回汗水浸透粗布褂子，在古铜色的脊背上反复画出深色地图，扁担吱呀作响，配合着他沉重的喘息，箩筐底摩擦石阶的沉闷声响，那几日特别辛苦，也睡着特别踏实。
铁匠铺在张家冲安家的消息，像风一样传开了。从此，清晨唤醒山冲的，不再只是鸡鸣犬吠，更有那浑厚而富有节奏的“叮当——叮当——”声。这声音能穿透晨雾，越过山梁，据说连水库深处祸害庄稼的一群野猪，都被这陌生的敲打声惊得不敢靠前。四邻八乡需要锄头镰刀胡刀，或是要修补犁耙铁锅的乡亲，不再往村口去，而是循着这熟悉的召唤，翻山越岭，一路找到划仑水库西南角这个曾经僻静的角落。
客人的到来，为母亲注入了全新的生机。她不再是那个终日埋首于田间灶头沉默寡言的妇人。她的话多了起来，笑容也从心底里漾开，带着一种踏实而明亮的光彩。她会立刻放下手中的活计，迎上前热情地招呼：“快，快进灶屋里坐！喝碗茶，外头晒（或风大）哩！”一边利落地搬出春凳，用随身系着的抹布飞快地擦过。
不待客人开口，她已转身从碗柜里端出早已备好的待客心意：或许是一小碟炒得喷香的花生、瓜子，或是自家树上摘的洗得水灵灵的桃李柑桔；有时是刚出锅还冒着热气的苦荞麦粑粑、软糯的糯米团子、金黄的玉米粑等；遇上饭点或相熟的乡邻，她定会捧出那碗远近闻名的擂茶，放些炒米、花生、芝麻、生姜与茶叶在擂钵里被细细擂碎，冲入滚水，瞬间香气四溢，暖人心脾。
若客人远道而来，或是相谈甚欢，母亲更会执意整治几样农家小菜：腊肉炒干笋、清炒时蔬、煎两个金黄的荷包蛋盖在面条上，甚至炖上一钵从山塘里捞起的小鱼小虾。她那发自肺腑的几乎不容拒绝的热忱，让每一个踏进张家冲的陌生人，都先于铁器的坚硬，感受到了一份家的暖意。
屋前屋后的果树，更是母亲待客的宝贝。外公外婆早年栽下的几棵李树，品种各异：三月李酸脆，四月李清甜，五月李饱满，七月奈李蜜黄。一到季节，果子沉甸甸地压弯枝头，仿佛永远也摘不完。母亲总是大方地招呼：“快尝尝，自家树上长的，没打过药！”临走时，还要硬塞上一小布袋，嘱咐着“带回去给娃们尝尝”。
除了李子树，还有黄澄澄的橘子，气味独特却能清火的酸柑（臭皮柑），毛茸茸的山杨桃（猕猴桃），山里采来的甘甜槠子，奇形怪状的拐枣（万寿果），还有秋后自家晒的酸枣片、冬瓜糖、红薯干、南瓜皮、泡辣椒、藠头、洋姜、酸刀豆等，张家冲四季的山野馈赠，经由母亲那双从不停歇的手，化作了一条联结乡邻的纽带。
每回村里人一提起母亲，无不竖起大拇指：“铁匠屋里那堂客，真的勤快，又务实！一双手脚做活快，只要看到你人，待人接物，硬是没得挑！”
“跟澜湖叔嗲的翁妈子（我的奶奶）一样贤惠（好客），晒的那些干菜做的好吃。”
“还真是，自己不吃，也要先紧着客人吃。”
连一向甚少夸人的爷爷，脸上也难得地有了光彩。每逢有客来，父亲在炉火旁挥汗如雨，火星四溅，爷爷总要搬条靠背竹椅，稳稳地坐在一旁“监工”。他眯着眼，吧嗒着竹烟杆，看着父亲将烧红的铁块锻打成形，听着铁锤与铁砧碰撞出的铿锵声响，脸上露出不易察觉的满足。兴致来了，他便清清嗓子，开始他那些讲了八百遍也不厌烦的古话传奇。最爱讲的，便是唐王李世民与白袍将军薛仁贵的故事。
“那薛仁贵啊，”爷爷的声音带着特有的抑扬顿挫，旱烟杆在空中比划着，“生的高大威猛啊，饭量惊人！你们还有一个像他那样能吃的，传说一顿饭能吃一旦米，八头牛！力气更是大得吓人，能赤手空拳打死三只猛虎！可惜啊，家里穷得叮当响，又没有看得起，空有一身本领没处使……”他绘声绘色地描述薛仁贵如何听说当兵有饷银，如何带着伙计投军，又如何在军营里因饭量太大总吃不饱，被分去火头军当伙夫，都能说上几天几夜。特别是讲到薛仁贵如何在押运粮草途中，神兵天降般救下身陷重围，命悬一线的李世民，两人如何一见如故、惺惺相惜，最终结为生死兄弟……说起这些情节他倒背如流，更是讲得眉飞色舞，唾沫横飞，眼神炯炯，更不容旁人打断，仿佛他自己便是那见证传奇的说书人。
母亲在一旁忙活，添茶倒水，递送工具，很少插话。只有在父亲歇锤擦汗的间隙，或是需要帮手递个热铁、夹个冷件时，她才自然地唤一声：“铁匠，喝口水。”“铁匠，钳子递我。” 这声“铁匠”，叫得那么顺口，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亲昵和依赖，是独属于他们夫妻间的默契。父亲闻声，总是憨厚地应一声，接过水碗咕咚灌下，或麻利地递过工具。
家中的铁锤声，也敲开了生活的另一扇门。父亲不必再两头奔波，吃饭准时了，不再胃痛得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成了过去。家里有了相对稳定的进项，父亲的心思也活络起来，想改善一下这住了五六年的木屋。有一阵子活计特别顺，攒下了一笔钱，父亲又与母亲协商，便请来了手艺不错的三叔和勤快的小姑父。
木料是现成的上等山木，工具是自家的铁匠家什改造。叮叮当当的打铁声暂时歇了，取而代之的是锯木的嘶啦声，刨花的簌簌声，钉锤的咚咚声。三人合力，先将睡房里那吱呀作响，缝隙漏风的旧木地板拆了，换上厚实平整的新杉木板，踩上去稳稳当当，再也不用担心一脚踏空或是寒气从地板缝里钻上来。接着，又把四面透风的灶房，用新刨光的杉木板壁严严实实地镶嵌起来，冬日里刺骨的穿堂风被彻底挡在了门外。最大的工程，是将堂屋后面那间阴暗潮湿，堆满杂物的杂屋，彻底改造成了一间独立的房间，来了客人就可以直接开铺。
新房开了一扇明亮的玻璃窗！这是前所未有的奢侈。窗外，正对着屋后那片茂密的竹林。阳光透过竹叶的缝隙洒进来，落下斑驳的光影；风过竹林，沙沙的声响清晰入耳，将整片竹林的绿意和生机都引入了室内。地上铺着和睡房一样的厚实木地板，光洁温润。母亲指挥着我和姐姐，小心翼翼地沿着墙壁摆放好一排又一排的坛坛罐罐：装着金黄酥脆猪肉渣子的瓦坛，凝着雪白猪油的陶缸，浸着湿咸菜的宽口瓮，码着裹泥咸鸭蛋的竹篓，飘着泡菜酸香的小坛……这些坛罐，如同生活的丰碑，无声地诉说着日子的踏实与富足。新房间左边特意开了一扇小门，通向重新整理过的后院，那里堆放着不常用的农具，粗大的木料，也成了鸡鸭们遮阴避雨，悠闲踱步的乐园。右边则与宽敞的大睡房相通，整个家的格局豁然开朗，功能分明，也逐渐多了几分现代生活的气息。
渐渐的姐姐也在这变化中换门牙了。她升入了二年级，个子比同龄人蹿高了不少，胆子也壮了。从张家冲到湛溪小学那七八里弯弯绕绕的山路水库田埂木桥公路，她已能和小伙伴们结伴同行，不再需要父亲每日接送。父亲肩上的担子，又轻了一分。
日子被这叮叮当当的铁锤声敲打得越来越顺当，越来越有奔头。父亲忙完铺子里的活计，得了空闲，走哪儿都愿意带上母亲。去坡上旱田看看庄稼长势，去下边弯里赶野兔子，去屋冲山梁上砍几根趁手的杂木做锤柄，甚至出门去武潭镇上赶个小集，身边总有母亲瘦小却步履轻快的身影。父亲脸上也多了笑容，那是一种卸下重担，心中有底的安稳。
这安稳里，悄然孕育着新的希望。母亲的腰身，在某个清晨被父亲欣喜地发现，又圆润了些许。她再次有孕的消息，在张家冲漾开隐秘的涟漪，也带来了新的紧张。那时节，村上“少生优生跟计划生育上环”的风声紧得像上紧的发条。大队干部带着人，几次三番上门，态度强硬的要求母亲去引产。为了保住这个孩子，父亲和母亲一咬牙，决定躲！他们收拾了简单的衣物口粮，趁着浓重的夜色，躲进了更深，更杳无人迹的深山老林，像两只护巢的公鸡母鸡，在寂静与忐忑中等待着新生命的降临。
那段躲藏的日子，是张家冲记忆里刻意模糊的空白。我只记得天擦黑时，父亲、三叔、小叔和爷爷几人合力，用睡椅搭成担架，将虚弱的母亲抬了回来。当裹着头巾的母亲，再次抱着襁褓踏入家门，怀中多了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婴——我的弟弟，腾武，小名“能能”。张家冲终于“文武双全”了。这小生命的降临，如同百年枓槠树顶骤然倾泻的强光，瞬间驱散了杨家上空积压多年的阴霾，也彻底扭转了家中的气场。
最高兴的莫过于爷爷。他脸上的沟壑仿佛都被这巨大的喜悦熨平了几分。往日的冷峻挑剔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殷勤的关切。嘎伢老倌和小叔子主动把自己养的老母鸡下的蛋攒起来，悄悄塞给母亲“补身子”；钓到巴掌大的鲫鱼，或是逮到的山雀和野兔子，也会特意提到上屋，说是“给伢叽熬点汤喝”，实际是专门给母亲准备的；还有菜园里水灵的白菜、脆嫩的萝卜，总不忘摘些最好的送来；甚至屋前那棵他视若珍宝的梨树结了果，也会挑几个最大最黄的，放在我家灶房的饭桌上。母亲手晃着摇篮里熟睡的弟弟，坦然接受着这份迟来的带着明显“重男”色彩的温暖。她终于可以在杨氏家族里，在村邻面前，挺直腰板，眉宇间洋溢着扬眉吐气的光彩。
父亲更是喜不自胜，倾尽所能，热热闹闹地为儿子办了一场风风光光的满月酒。张家冲那小小的禾场坪上，摆开了二十桌席面，特意接来了外公、外婆、小姨、舅舅、媠娘他们，亲朋满座，笑语喧天，这一天的炉火映红了父亲黝黑的笑脸，也照亮了母亲眼中从未有过的满足。
全家沉浸好一段时间“文武双全”的喜悦中，爷爷的慈爱也倾注在弟弟和母亲身上，而我这个“满姑娘”除了父亲有空逗我则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直接跑到三叔三婶家趁吃趁喝，还嚷嚷着做他们的女儿，与堂弟为伴。
恰逢在武汉打工的四姑金云归来待嫁。爷爷忙于嫁妆筹备，便将照顾母亲月子和管教“野性难驯”的我托付给四姑。刚从城市回来的四姑，看我格外不顺眼，见不得我和堂弟贪玩。父亲整日忙于铁匠铺，无暇顾及。于是，四姑手中那根细长的竹条，便成了我生活中的阴影和屁股上时常的火辣烙印。
“懂事”、“勤快”成了她的口头禅。我的任务每一天骤然加重：勤快摘菜，去冰凉的井水边清洗弟弟的尿布，还要谨慎烧火，寸步不离照看摇篮里的弟弟，稍有不慎手便举起来了。
天性不羁的我难以忍受这束缚和斥责。心中憋闷的委屈，常化作顶撞的话语。然而话音未落，四姑的竹条便会精准落下，“啪”的一声抽散所有反抗，只留下火辣的痛和更深的委屈。
有回父亲母亲带着生病的弟弟去打针，就和四姑在家发生了一次激烈冲突后，我愤然躲进了睡房那张巨大的厢门柜里。柜门隔绝了光线和声音，只有黑暗、樟脑味和自己压抑的抽泣。蜷缩在冰冷的柜角，竹条带来的灼痛隐隐作祟。
这柜中的黑暗，成了我短暂的避难所，也成为童年一道混合着痛楚与倔强的深刻印记。四姑和她的竹条，在那个夏天，让我初次尖锐地体会到了“重”与“轻”、“宠”与“责”，跟父亲告状，也是被摸摸受伤的屁股。
时光的脚步从不因孩童的委屈或喜悦而停留。渐渐的，弟弟在全家人的呵护下一天天长得白白胖胖的，能摇摇晃晃地走路了，会口齿不清地叫“爸爸和妈妈”了。而我，也到了背起书包的年纪。
开学的第一个清晨，张家冲还沉睡在浓得化不开的墨色里，连一丝天光都吝啬透出。母亲那熟悉而轻柔的呼唤便准时在睡房门口响起：“满姑娘，米米，该起了！今天第一天开学，在学校好好学习，听老师话啊。”声音不大，却像一道不容抗拒的指令，穿透厚重的睡意。
摸索着打开睡房门，外面是泼墨般的黑，真正是伸手不见五指。跌跌撞撞摸进灶房，拉亮昏黄的电灯，没电时或点上摇曳的煤油灯，一方小小的光亮才勉强撕开黑暗。我和姐姐揉着惺忪的睡眼，一个人蹲在火塘前，熟练地引燃昨夜火塘埋好的火种，塞进干松针和细柴，看着火苗舔舐锅底；另一个人则就着冰冷刺骨的山泉水，清洗母亲头天切好的腊肉跟青菜，或从坛子里捞出一碗酸咸菜，烧洗脸水时顺便在炉锅里放两个咸鸭蛋。锅里的水开始发出细微的嘶嘶声，米粒在翻滚，火塘火势越大，饭煮的快，姐姐做菜也快。匆匆扒完早饭，各自将一份用铝饭盒装好的只有米饭和一点咸菜剁辣椒跟一个咸鸭蛋的午餐塞进书包。穿好雨鞋，背上书包，推开家门，外面依旧还是灰蒙蒙一片，浓重的雾气如同湿冷的棉絮，包裹着山峦、树木和小路。
去学校的那条最近的山路，在浓雾和黎明前的黑暗中有几分危险。路面湿滑，布满露水和青苔，看不清脚下的坑洼和碎石。我个子小，脚步不稳，下半身容易打湿，常常一个趔趄就重重摔倒在地。膝盖磕在石头上钻心地疼，手掌还被细小的石子擦破，冰冷的泥水瞬间浸透了裤腿。来不及哭，也顾不上喊疼，上学迟到可是要被罚站的。只能咬着牙，吸着冷气，继续挣扎着爬起来，拍拍身上的泥水，跑去溪水沟里抹一把模糊了视线的眼泪，继续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摸索。
一路摔好几跤是常事。那沾满泥浆、带着青草和泥土气息的裤腿，那手心与膝盖上隐隐作痛的擦伤，成了我求学路上时常发生的小插曲，更是无声地诉说着走出大山的渴望。每一步踉跄的前行，都仿佛踩在时光之河的卵石上，向着那未知却充满书声的未来在艰难跋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