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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一的清晨，天色灰白如旧棉絮。冬日的寒意仍盘踞在康桃湾，迟迟不肯散去。我还蜷在被窝里，枕边的手机忽然嘟嘟振动起来。打开微信，堂弟的语音一条接一条跳出来，催着去吃年饭。
等我们一家洗漱完毕，踏着尚未融尽的积雪走向三叔家时，堂屋里已烧起了旺旺的火塘。柴火噼啪，映得每个人脸上都跳动着暖光。酒桌上飘着自家酿的米酒香气，甜糯里裹着微醺。我一向不擅饮酒，堂弟媳却格外热情，执意要为我斟满酒杯。堂弟坐在她身旁憨厚地笑——他已是个三岁孩子的父亲了。我有些恍惚，想起他结婚时我正漂泊在外，连喜宴都未能赶上。
“二姐，这杯你得补上。”堂弟媳笑着把酒杯推到我面前。
母亲忙拦：“她喝不了这么多。”
堂弟帮腔：“伯娘，这酒没度数，我爸他自己酿的，冇事。”
“我信你才怪。”母亲摇头。
可我还是接过来，一连三杯下肚。酒液滑过喉咙，温热一路烧到脸颊。堂弟也回敬了一杯，脸上很快泛起潮红。
我望着他，这个从小跟在我身后的男孩，如今肩膀宽了，眉宇间有了风霜的痕迹。
记忆忽然如开闸的洪水——
暑假的日头毒辣，蝉在树上嘶鸣得撕心裂肺。我们钻进张家冲菜园的玉米地，专挑饱满的掰。叶子边缘锋利，在胳膊上划出一道道红痕，汗一浸，刺刺地疼。牛气冲和晴毛湾的两条小溪是我们的乐园，隔三差五就去捉鱼。溪水被太阳晒得温温的，踩进去，细沙从脚趾缝里柔柔冒出。一玩就是大半天，傍晚提着小桶回家，里头鱼虾螃蟹乱跳。晚上用辣椒炒了，满嘴都是河鲜的甜香。
洗完澡，我们把竹床竹椅搬到禾场坪上乘凉。四姐弟争着躺最中间的位置，一边摇蒲扇，一边指点天上星星。萤火虫在田埂间明明灭灭，我们追着跑，满头大汗。累了就瘫在竹床上，听母亲讲牛郎织女的故事。那些传说跌进梦里，再也没有出来过。
堂弟一年级在村小读书时，有人欺负他，我总是第一个冲上去理论。后来他转去外婆家念小学，练就了一身好水性。回到张家冲，他信心满满要教我，我们在水塘泡了整个夏天，我却始终没学会浮水。再后来，我在郴州开店，他特地从广州来看我。我们一起坐船游东江湖，摘杨梅、李子、桃子……那时风很轻，云很白，我们都以为日子会永远那样年轻。
“发什么呆呀二姐？”堂弟媳又给我夹菜。
我笑笑，低头吃菜。米酒的后劲慢慢上来，心头又暖又涩。
饭后，弟弟一家因初三要赶回去上班，先带着父亲出门走亲戚了。姐姐也要去长沙三天。原本喧闹的家骤然安静下来，只剩母亲和酒意微醺的我。
禾场坪里，扫成堆的积雪在稀薄的阳光下泛着清冷的光。屋檐下悬着的冰棱长长短短，像一柄柄倒挂的利剑，在风里颤颤巍巍，偶尔滴下水珠。
母亲说要吃药，我给她倒了杯热水。看着她服下那一大把褐色的中药丸子，我的喉咙仿佛也跟着发苦——也许是米酒灼的。她的膝盖依旧疼得厉害，之前贴的药膏似乎毫无用处。她拄着木棍，一步一步挪到窗边，声音轻得像叹息：“等过了正月，我跟你爸去落沙组找那个土郎中，敷些草药试试。”
“妈，去医院看看吧，敷草药效果慢，包扎着也不方便。”
她摇摇头：“去医院花钱如流水，不值得。这老毛病，我知道的。”
望着她颤巍巍的背影，我的心狠狠一揪。这些年，我究竟错过了多少她需要我的时刻？
烤火时，母亲从口袋里掏出那条用了多年的丝巾，轻轻擦拭眼角。丝巾颜色早已发淡，边角起了细密的毛球，像我们之间那些被岁月磨得模糊的时光。
“妈，是不是又流鼻涕了？昨晚被子没盖好吧？我给您换条厚的。”
她摆手：“不用换，这床被子够暖和。药也少吃，吃多了怕相冲。”我忽然明白，她不是不怕病痛，而是怕成为我的负担。
卧室的电视柜上，小姑买的黄精口服液原封不动地摆着。隔壁的麦伯娘说，小姑常骑摩托车来看父母。想起爷爷在世时，小姑是最孝顺的一个，总嘱咐小姑父给爷爷买这买那。可对我，她似乎永远有一层隔膜。
在我创业失败，负债累累，感情无着的那四年，她没少在父母面前说我的不是。她说我太傲，眼高手低，在感情里委曲求全却换不来珍惜。在她心里，我大概永远是张家冲老屋那个不懂事的小丫头。我不愿争辩，但每次通话总不欢而散。我厌恶她的臆断，她嫌弃我的“不争气”。她甚至对外人说，父母的身体都是被我气坏的。那些话像细针，扎进心里便不容易拔出来。
风光时，亲戚们围着我叫“杨总”“杨老板”，几乎没人喊我的名字；落魄了，没钱了，有些人恨不得多踩几脚。小姑总在我面前念叨，说母亲身体撑不了几年，这个家得由我扛起来。可弟弟已经成家，我在这个家里，终究像个外人。即便此刻回来陪伴父母，我也清醒地知道：这里是弟弟的家。
从小我就明白，家里的一切将来都是留给弟弟的。建房时我出钱，装修时我出力，全屋的定制衣柜、各种家电，我能添的都添了。但在传统的天平上，我终究是未嫁的女儿，不该“插手太多”。弟弟是儿子，自然是这个家的主心骨。这种认知像一道无形的枷锁，我套在里面许多年，时而窒息，时而麻木。
母亲和我聊起我离家那四年里的变故。她反复说着，我静静听着。那四年里，姐姐对我积怨渐深，三姐弟在照顾父母的事上各有主张。成年后，我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兄弟姐妹长大后，就成了亲戚。关系依然在，却不可避免地渐渐疏远。只有父母还是父母，尽管他们的爱，也难逃偏颇。
母亲一直认为我是三个孩子中最聪明、最有能力的那个，理应激承担更多。哪怕我和姐姐为琐事争执，她也总是对我说：“你读过那么多书，是文化人，别计较那么多。宰相肚里能撑船……”她的话语里满是期望，我却只觉得辜负，只觉得累。
我没有告诉她，那些年我是怎么熬过来的。那些在黑暗里独行的日子，像一场醒不来的噩梦。腰伤反复发作时，我躺在异乡的出租屋里，听着窗外的车流声，想起康桃湾的萤火虫。最终，我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身体不太好，腰伤老是犯，也不太适应老家的气候了。”
母亲看着我，眼神里有心疼，也有不解。她不懂为什么读了那么多书的女儿，会把人生过得如此踉跄。我也不懂，为什么走了那么远的路，最后想念的仍是禾场坪上那架竹床，和竹床上方那片星空。
黄昏时分，酒意彻底散了。我陪母亲坐在火塘边，添了几根柴。火光跃动，将我们的影子投在墙上，忽大忽小，时而重叠，时而分离。
“你小姑的话，别往心里去。”母亲忽然说，“她也是操心。”
“我知道。”
“这个家……委屈你了。”
我眼眶一热，摇摇头：“没什么委屈的。”
雪又开始下了，细碎的，悄无声息地落在禾场坪上，盖住了先前扫出的痕迹。冰棱又长了一截。时间在这里仿佛走得特别慢，慢到让人错觉一切都不会改变；却又特别快，快到一转眼，追萤火虫的孩子都已中年。
母亲靠着椅背，渐渐睡着了。我轻手轻脚地拿了条毯子给她盖上。
窗外，康桃湾各家的灯火次第亮起。稀稀落落，却暖。每回忆起在张家冲老屋的童年，那里曾有我的根，也有我挣脱不掉的、甜蜜又沉重的牵绊。而我要做的，或许不是挣脱，而是学习如何带着这些牵绊，继续往前走。
就像母亲常说的：日子总要过下去。
雪落无声，覆盖来路，也覆盖去途。而火塘里的火，还暖着。
回家这么久，我依然闻不得半点辣味，吃不惯一丁点辣椒。过敏性鼻炎让我饮食清淡到近乎寡淡，连吃家里的土鸡蛋、小河鱼虾都成了奢侈。夜里荨麻疹又毫无预兆地袭来，断断续续，已折磨我整整八年。皮肤下仿佛有无数细小的虫蚁在攒动、啃噬。“好痒！”我忍不住抓挠，手臂上很快浮现出一道道红肿的痕，像刻在身上的、醒目的耻辱印记。
母亲拉过我的胳膊，眼眶瞬间湿了。“别抓，都抓烂了。”她的声音发颤。
“我控制不住啊……”那痒钻心透骨，理智在生理反应面前溃不成军。
她便不再说话，只轻轻握住我的手，用指腹极缓、极轻地抚摸那些红肿处，像在擦拭一件珍贵却已有了裂痕的瓷器。她让我去村医绕初哥哥那里拿药，又转身进厨房，亲手为我煮了一碗甜酒汤。热气蒸腾上来，带着米酒特有的、微醺的甜香。我知道这甜酒于我如同“毒药”，只会让瘙痒变本加厉。但我还是一小口、一小口，当着她的面，慢慢喝完。喝下它，是喝下她笨拙而真挚的关怀。她的爱是我在这世上最温暖的、也是唯一的港湾，为此，我甘愿承受片刻更甚的痛苦。
家里养了十三只鸡。一只大公鸡养了两三年，冠子鲜红，昂首阔步，样子颇为神气。还有只母鸡刚孵出一窝小鸡，十二个毛茸茸的嫩黄团子，“唧唧”叫着，跟在她身后在禾场坪里蹒跚觅食，可爱极了。母亲在地火炉边给鸡煮食，叫我：“满女，帮妈妈个忙？”
不用她多说，我便起身去菜园。拔两个萝卜，割一篮嫩绿的杂草。我已经二十多年没割过草了。回家一年了，还下意识带着一身“城里气”，说话是改不过来的普通话，见不得脏，受不了乱。可拿起镰刀的刹那，泥土沾上手指，青草汁液的气息扑面而来——我差点忘了，我本就是这土里长出来的人，骨子里哪来那么多的矫情。
找来菜板，将萝卜和杂草细细切碎，倒进那口熏得发黑的铝锅里。腰就在这时毫无预兆地疼起来，突突地跳着痛，是恼人的腰突又犯了。我僵着身子，半晌直不起来。母亲看在眼里，只说：“满姑娘，捉只鸡给你补补吧。”
我忍着痛笑问：“妈，您天天费神伺候它们，真舍得？”
母亲没接话。当晚，她就带我去鸡笼边，借着昏黄的灯光，眼疾手快地捉住了那只总爱进厨房、最是“捣蛋”的母鸡。鸡在她手里扑腾，落下几片灰褐的羽毛。那一刻我明白，母亲的爱从不宣之于口，却总落在最实处，在一碗明知不妥的甜酒里，在一只她日日喂养却毫不迟疑递出的母鸡身上。
夜里，春风一阵阵拂过屋后的竹林，传来沙沙的声响。虽然寒意还未褪尽，但春天确乎是蹑着脚来了。树枝上，不知名的雀鸟开始试探着啼鸣，叽叽喳喳，脆生生地，像在敲打寂静，迎接新生。
我和母亲并肩站在老屋的台阶上，看着这熟悉到骨子里、又因离别而显得有些陌生的一切。荨麻疹留下的红痕在手臂上隐隐发热，腰间的钝痛尚未平息。我知道，有些病痛需要漫长的耐心去共存，有些隔阂需要如水的时间去柔化。但至少在此刻，在康桃湾这个春风渐起的夜晚，我和我的母亲站在一起。屋檐下，旧年的冰棱已化尽，一滴、一滴，渗进泥土里。
初二这天弟弟他们去上班了，我在家忙了一整天，炖了一锅鸡汤。最先给父亲和母亲各自盛了一碗，当那浓郁的香味弥漫在整个屋子里时，我仿佛看到了母亲脸上洋溢着的幸福笑容。她说我煮得好喝，不停地往我碗里夹鸡肉，脸上笑容明亮，那笑容就像春天里的阳光，温暖而又灿烂。
我洗碗的时候，她和父亲跟到厨房守着；我去菜园，他们也踱步而来；我甚至去溪边试着捉鱼，他们更要陪着。
我忍不住笑问：“王女士，你们跟得这么紧，是怕我跑了吗？”
她轻声答：“你答应留在家里，不出远门，我放心啊。”
我点头：“那你和爸爸还跟这么紧，放心，我最远也只去县城采采风，不会走丢的。”
“那是因为你在家喜欢捣鼓些东西啊，我们觉得稀奇。”
“哦，我知道了。”
那一刻，我感受到了父亲和母亲对我的依赖和不舍，也明白了陪伴对于他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那段时间，我和姨姨走得特别近，甚至睡在一起。母亲并不吃醋，她知道姨姨心地善良，姨姨家的爷爷奶奶也喜欢我。
见到方春爷爷，我也仿佛看到了去世十五年的爷爷。他们说起爷爷二胡拉的好，在村里能说会道，喜欢讲故事；奶奶在张家冲老屋时热情好客又贤惠能干，还有一段她与太奶奶之间有趣的故事让人印象深刻。
奶奶向来勤劳，每天放牛前都会提前煮好一家人的晚饭。
这天，奶奶准备出门放牛，放心不下上了年纪、眼盲耳背的太奶奶，特意叮嘱：“翁妈，我去放牛了，您把挂梭筒上的铁锅拿来蒸起啊。”太奶奶赶忙点头：“晓得咯，媳妇姐，放心。”
奶奶走后，太奶奶摸索到灶台边，回忆着奶奶的话，颤颤巍巍摸到铁锅，使出浑身力气往上提了提，觉得这样就是“梭起”了，便安心等着。
奶奶放牛回来，满心期待掀开锅盖，却发现米饭还是生的。她没生气，笑着问：“翁妈，咋没蒸饭呀？”太奶奶着急解释：“媳妇姐，你让梭起，你走我就梭了。”说完一拍脑袋：“哦，我听错咯。”
奶奶被逗得哈哈大笑，温馨的氛围在屋子里弥漫开来。
这一幕生动的画卷也在我眼前展开，让我仿佛穿越回了那个充满温情的年代。
朱奶奶拉着我的手夸我的母亲为人处事方式周到，从前但凡有客人来找我父亲打铁，她总会泡上一碗芝麻茶，留人家吃顿家常饭。那些年，她还跟着塘湖田的舞蹈队跳舞，精神十足。
看着母亲年轻时的照片，我仿佛看到了她在舞台上翩翩起舞的身影，那优美的舞姿，一定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如今母亲身体不如从前，很少出门，家里的柜子里还收着多套舞蹈队的漂亮衣服和鞋子。她一件件拿出来给我看，眼神里充满了怀念和不舍。又找出U盘，让我在液晶电视上播她跳舞的视频。
看着视频里母亲那轻盈的步伐，还有灿烂的笑容，我忍不住鼓掌：“妈妈，你这支舞跳得真好。”
她脸上露出小小的骄傲，笑着说：“你也不差呀。六年级不是跳过《潇洒走一回》吗？还和你夏辉妹妹在张家冲的禾场坪排过舞。高中时，你也给我跳过一个民族舞，还说你是校文艺队的吗？”
我惊讶地看着她：“哟，了不得，我的王女士，这么久的事情您还记得。”
她轻轻拍拍我的手：“你小时候写的文章，参加比赛得过奖，还有那一封封信，我都收着呢。”
原来，我从小到大的点滴，母亲都默默关注着。她就像一个细心的收藏家，把我成长过程中的每一个瞬间都珍藏在心里。
我曾以为长大后一定会变得足够优秀，让母亲为我骄傲，却不料一路跌跌撞撞，落得一身伤痕，满心狼狈。
见我眼眶发红，母亲带我去二楼的杂物间。那里还留着我年少时收藏的一部分书和证件，还有些搬家遗落了。
翻看那些字迹稚嫩的日记，和老师用红笔写下的评语，我仿佛回到了那个充满梦想和希望的年代。
那些日记里，记录着我对未来的憧憬，对生活的热爱，也记录着我成长过程中的烦恼和困惑。看着那些文字，我忽然觉得，我不该就此放弃自己。我还能重新拾起笔，写下属于我们的故事。
我决定改变文风，多写纪实文字，不再只做一个网文作家。我要走近身边的人和事，用文字记录下他们的喜怒哀乐，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和美好。
而姨姨，就是我最好的生活导师。她懂得许多风俗和地方掌故，带着我走访左邻右舍，让我认识一个个鲜活的人，也从他们口中，重新认识我的父亲和母亲。
“铁匠翁媽人真的好啊，身体差成那样，她拄着拐棍还要给客人泡碗茶。”
“是的呢，她人也大方，她家树上的果子，只要看见了，都会叫我们这样老的小的都来摘一把吃。”
“是的是的，那李子又大又甜，我孙子爱吃。”
“铁匠师傅人也有耐心，找他做点小活儿从不推辞，平时也和村里人打打麻将，说说笑笑的。”
“两口子为人心善。”
……
每一个路过的乡邻，都能说出父母的一二好处。他们的话语里充满了对父母的赞美和感激，让我感受到了父母在村里的人缘和威望。
父亲出事之后，我们三姐弟并没有去找那个肇事者的麻烦。或许这就是所谓的“人在做天在看”吧，我们相信，善良的人总会得到上天的眷顾。
初四姐姐从长沙回来，便和我一起去了划仑老屋。
那几日天晴，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让人感觉格外舒服。我们上山砍了四十根楠竹。多年没有上山，没有碰过柴刀，手法早已生疏。每一刀砍下去，都显得那么吃力，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姐妹干得热火朝天。摔倒了，爬起来笑笑，拍拍身上的灰尘，继续前行；被荆棘划伤了，也不觉得疼，因为我们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饿了就吃几块饼干，渴了就去找附近的山泉水，那清凉的泉水，滋润着我们干涸的喉咙。
一片杂草被我们清理得光秃秃的，又请了两位叔叔帮忙，找了辆拖拉机把竹子运出来。我们自己用切割机动手，围起一道道竹篱笆，还在墙角撒下从网上买的鲜花种子。我喜欢花，母亲也是。我想象着，当那些鲜花盛开的时候，这个院子一定会变得五彩斑斓，充满生机。
看着我们把禾场周边的杂草清理得干干净净，把茶叶树修剪得整整齐齐，母亲为我们每人端来一碗芝麻茶。饭桌上见到我们从老屋带回来的野菜，我们三人相视一笑，谁都没有忘记在张家冲的日子，哪怕已经过去了十一年。那些日子，虽然艰苦，但却充满了温暖和快乐，是我们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一直到初十，姐姐决定了动身去浙江上班了。同一天，舅妈、两个媠伢和小姨夫四人相约来看父亲。我在家张罗了一桌饭菜，这是二十多年来我第一次独自准备家宴。手忙脚乱的我，不知该做什么才好，心里既紧张又兴奋。我一边回忆着母亲平时做饭的步骤，一边小心翼翼地操作着。虽然饭菜的味道可能不是那么完美，但大家都吃得开心。
父亲的状态一天天好起来，脸上渐渐有了肉，眼神也明亮了些。虽然很多往事和故人依然模糊，但当母亲的娘家人来看望他时，他浑浊的眼睛突然红了。
他颤巍巍地举起酒杯，劝亲戚们尝尝我泡的水果酒。那一刻，他不再是那个记忆模糊的病人，而是变回了从前那个好客的一家之主。他望向我的眼神里，藏着说不尽的疼爱，那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亲情，不需要记忆来维系。
这份毫无保留的支持让我意外，也让我感动。送走亲戚后，我带母亲在浴室，第一次为母亲洗头。她的头发依然浓密乌黑，几乎找不到一根白发。我小心翼翼地揉搓着，生怕弄疼了她。温热的水流过她的发丝，也流过我颤抖的手指。吹干头发后，我又为她搓背、按摩手脚。接着为父亲理发，催促着他去洗澡，换上干净衣裳。当我把两位老人都收拾得清清爽爽时，心里涌起一种奇特的满足感。
父亲穿着整洁的衣服，带上鸭舌帽，显得年轻帅气；母亲则换上了那套绿色加绒套装，三年前我在潮州悄悄寄给她的礼物。这身衣服她已经穿了三个冬天，洗得有些发白，却依然整洁如新。鞋柜里那些我给他们买的鞋子，也都崭新地摆在那里，他们总是舍不得穿。
连绵的阴雨又持续了好些天，直到正月将尽时，天空才稍稍放晴。我正在二楼写作时，接到邻居彩田婶子的电话，让我去她家一趟。走到半路，遇见了次元叔叔。他笑着递过来一个尼龙袋，里面装着只小奶狗。“文文，这是你婶娘送给你的，叫我给你送过来。”他说。
我赶忙谢过叔叔，并把小狗带回家，一进屋对着家里的老猫大咪拜了三拜，算是行了见面礼。从此，这只叫“小七”的小黄狗成了我们家的一员。母亲看我细心地给小七驱虫、洗澡，眼里满是笑意。家里本来就有六只猫，现在多了这只小土狗，顿时更热闹了。父亲也像个孩子似的，常把香香的“小七”搂在怀里轻轻抚摸。
天气晴好的日子，我们带着小七在禾场坪散步；夜晚凉意袭来时，一家人就围坐在火塘边逗它玩。大咪有时会突然出现，在我的脚边绕上几圈，然后对着小七就是一爪子挥上去，吓得小七汪汪直叫。每当小七想去吃盆里的剩饭，大咪总会摆出威风凛凛的架势，吓得小七赶紧躲到父亲或母亲的木凳后面。这情景总逗得大家开怀大笑。母亲笑着说：“狗笑猫闹，明天准要下雨了。”
想起年初三那天，闲来无事的姐姐想看看大咪的崽子是公是母，结果五只小猫极不配合，还抓伤了她的拇指，害得她去打了破伤风。如今二楼简直成了小猫们的游乐场，整天叮叮当当响个不停。
果然，母亲的话第二天应验了。接连几天都是阴雨绵绵。深夜里，偶尔传来几声惊雷。我坐在窗前，望着细雨中来去的行人，突然明白了陪伴的意义——它不在于惊天动地的誓言，而在于这些平凡日子里的相守，在于为父母洗头搓背的温柔，在于看猫狗嬉闹时的会心一笑，在于每一个被爱点亮的寻常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