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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初，于我而言，是命运齿轮疯狂转动，人生转折如潮水般汹涌袭来的一年。那一年，我毅然决然地从铝制品厂辞去了工作，怀揣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一头扎进了自主创业的浪潮中——卖手机。那时的我，满心以为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拼搏，定能在这看似充满机遇的行业中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彻底改变生活的轨迹。
我四处奔波，不辞辛劳地寻找货源，每一条可能的渠道都不放过，每一次与供应商的洽谈都全力以赴。我以为自己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却未曾料到，刚踏入这个看似光鲜亮丽的行业，就狠狠地尝到了所谓“江湖”的深浅滋味。一位平日里与我以姐妹相称的朋友的表姐，满脸热情地向我介绍了一批手机，信誓旦旦地保证货品优质、市场前景广阔。我毫无防备地相信了她，满心欢喜地拿了货，仿佛看到了财富在向我招手。
然而，现实却如同一记沉重的耳光，狠狠地打在了我的脸上。这批手机的销售情况远比我想象中糟糕透顶，几乎无人问津。我使出浑身解数，四处推销，从繁华的商业街到热闹的集市，从亲朋好友到陌生路人，可回应我的大多是无情的拒绝和冷漠的眼神。那些日子里，我望着那些手机，满心的焦虑。
更糟糕的是，祸不单行，命运似乎故意要捉弄我。那时，我在外面租了一间简陋却承载着我梦想的小屋，本以为能在这里开启新的生活篇章，却没料到，没住多久，就遭遇了小偷的光顾。当我从浴室冲完凉出来发现时，屋内一片狼藉，一身新买还没来得及穿几次的衣服、两部手机，就这样不翼而飞。那一刻，我心中的愤怒和无奈如火山般爆发，却又无处发泄。我恨小偷的卑鄙无耻，更恨自己的疏忽大意。这次失窃，虽然损失不算巨大，但对于本就陷入困境的我来说，无疑是一次打击。
手机生意做了不到两个月，除去吃住等基本开销，我几乎没赚到一分钱。现实就像一把无情的利刃，狠狠地刺痛了我，迫使我不得不重新寻找出路。就在我感到迷茫和无助的时候，恰在此时，从前铝制品厂的一位同事联系上了我，说厂里还缺人，询问我是否愿意回去。几番权衡利弊之下，退了剩下的手机，拿回了货款，我无奈地再次回到了那个熟悉却又有些陌生的工厂。
这次回到铝制品厂，我的生活悄然发生了改变。我认识了一个男生，他大我五岁，身上有着一种独特的魅力。他当过兵，身姿挺拔，举手投足间都透露出曾是军人的坚毅和果敢；个子很高，站在人群中格外引人注目。介绍他进厂的人，竟是曾经我在生产线上的“死对头”——那位生产部主任。而我，当时是负责他们生产线散热片的品控，与生产部主任在工作中时常因为质量标准等问题产生分歧和矛盾。
两人初次在公司办公室报到那天，命运似乎就为我们埋下了伏笔。人事招牌人员发下来的圆珠笔，无论我怎么用力，都怎么也写不出字。我焦急地四处张望，一眼瞥见他手边有一支笔，那一刻，我几乎没有丝毫犹豫，几乎是“霸道”地走过去，直接从他手中拿过笔，匆匆写了起来。当时，我的心中闪过一个奇怪的念头：这人，说不定以后能“调教调教”。这个念头如同一颗种子，在我心底悄然种下，等待着生根发芽。
他是第一次进工厂，据说是因为某些特殊情况，不得已才来到这里，在厂里一个人也不认识，显得有些孤独和迷茫。而我，已经算是一年的“老员工”了，对工厂的环境和工作流程都十分熟悉。不知怎的，我们特别聊得来，两个人仿佛有说不完的话题。从工作到生活，从梦想到现实，我们的交流越来越深入，相处不到七天，就确定了恋爱关系。或许是因为他当过兵，身上那种可靠的气质让我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信任感；又或许是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都需要一个温暖的依靠。那段时间，正赶上我二十岁生日，我满心欢喜地请他吃了顿饭，两人天南地北地聊，几乎无话不谈，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后来，清明节到了，他要回老家给父亲扫墓——他父亲在前一年不幸去世了。他多次热情地邀请我去他家乡玩，说那是旅游城市，风景秀丽，有许多好玩的地方。正巧那阵子工厂不忙，我怀着对未知的好奇和对他的信任，真的跟着他去了——湖南郴州，东江湖。那几天，我们漫步在东江湖畔，欣赏着碧波荡漾的湖水，感受着微风拂面的惬意；我们登上山顶，俯瞰着壮丽的景色，仿佛置身于人间仙境。那几天的游玩，充满了欢声笑语，让我陶醉其中，也让我对他的家乡有了深深的眷恋。
然而，当我将这件事告诉母亲时，却遭到了全家人的激烈反对。他们觉得郴州地方穷，经济发展落后，担心我在那里会受苦；看男方家里的条件也一般，无法给我提供稳定的生活保障。连一向温和的父亲，那次也头一回对我生了气，他语重心长地劝我，让我要为自己的未来考虑，不要被一时的感情冲昏了头脑。可我那时根本听不进任何劝，就像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傻瓜，一心只想着和他在一起。四姑和小姑也被当成说客，老话说“好言难劝该死的鬼”，大概说的就是我这样的。我固执地认为，爱情可以战胜一切困难，只要我们相爱，就一定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回到工厂后，不仅家人反对，连我身边的老师，还有我兼职做业务员的那位老板，多次找我谈话，都不认同我这位男友。他们总觉得，我如果继续跟他在一起，今后的人生一定会受拖累，会陷入无尽的痛苦和困境之中。他们用自己的经验和阅历，苦口婆心地劝我放弃这段感情，重新寻找一个更合适的人。然而，那时的我像是被什么蒙住了心，对他们的劝告充耳不闻，从没有认真反思过这段关系是否真的适合自己，是否真的能给我带来幸福。
没多久，他家人给他承诺留在郴州发展提供帮助，他果断听从家人安排，让我从工厂辞了职跟他去了郴州，和他家人住在了一起，以为就此有了保障。我在当地找了一份做空气能业务的工作，每天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跑工地、谈业务。炎炎烈日下，我汗流浃背；狂风暴雨中，我艰难前行。房租、水电、日常开销，所有的费用都由我自己承担，生活的压力如同一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我曾一度怀疑这段关系经不起考验，对未来感到迷茫和绝望，于是多次提出分手。可他却不放心我的离开，阻扰了几次，我们的关系陷入了僵局。
也就在那段时间，母亲的身体开始不对劲。她左边的手抬不起来，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束缚着；胸口发闷，像有一块大石头压在胸口，让她喘不过气来；还常常头晕、恶心，整个人变得虚弱不堪。起初，我们并没有太在意，以为只是小毛病，在村医那里抓了几副中药，坚持吃了一两个月，但没什么用。后来，父亲的担心与日俱增，只能带她到镇上的医院住了几天院，可乡镇医院条件有限，医生查不出具体问题，只能给出一些模糊的诊断和建议。看着母亲痛苦的样子，我们心急如焚，父亲决定带她到县城的医院检查。
结果出来，犹如一道晴天霹雳，让我们全家陷入了巨大的痛苦和绝望之中——母亲患了严重的冠心病，属于器官性病变需要动手术。这个消息如同沉重的巨石，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于是我们又辗转来到省城的大医院——湘雅医院，希望能在这里找到治愈母亲的希望。
那段时间，十六岁的弟弟在县城读书，无法在身边照顾母亲；姐姐刚嫁到长沙，生了孩子，抽不开身，只能每天打电话关心母亲的情况。只有我时间上相对自由，就由我陪着父母在湘雅住了几天，姐姐则每天不辞辛劳地送营养汤，希望能为母亲补充营养，增强抵抗力。检查报告很不理想，医生把我、我爸、我姐三人叫到医务室，表情严肃而凝重，很直白地告诉我们：母亲的病是长期劳累引起的，心血管太细，气血不足，整个人处在贫血和缺氧的状态，情况很危险。
幸好我之前献过血，有两本献血证，直系亲属用血可以报销一大部分费用，这让我们稍微松了一口气。但医生仍然提醒：情况不容乐观，家属要有心理准备。心脏搭桥手术需要十万块钱，这对于我们农村普通家庭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而且手术本身有风险，就算成功，后期康复效果如何也很难说，也许能多活几年；但如果不做手术，可能只剩一两年时间。医生的话让我们全家陷入了巨大的纠结和痛苦之中，每一个决定都如同在悬崖边行走，稍有不慎就会万劫不复。
那三天，陆续有来看母亲的亲人赶赴医院，他们关切地询问病情，我们全家人都陷入巨大的纠结之中，不知道该如何抉择。我望着在医院过道打点滴的母亲，她那憔悴的面容，虚弱的神情，让我的眼泪在眼眶来回打转。从山坳里出来，这是母亲除了送姐姐出嫁来长沙，第二次以救护车护送的方式来到省城，她还没有好好看过一眼城市的繁华，却要遭受这样的病痛折磨。
同一天住院动手术的一位常德叔叔，病情还没母亲重，唯一的一个儿子当天办理入院后，期间并没有陪在身边，叔叔乐观地以为不是什么大事，却没能从手术台上下来。这件事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我和父亲心上，让我们更加害怕和担忧。好好的一个人，手术不到半小时就没了，生命如此脆弱，让我们不敢轻易做出决定。十万块钱，对我们农村普通家庭来说是天文数字，而且手术风险就摆在眼前，万一手术失败，母亲的生命将无法挽回，我们将陷入无尽的痛苦和悔恨之中。反复商量后，我们最终决定，先不做手术，带母亲回家保守治疗。
事后，我详细询问了医生平时的保健和养生方法，自己也找了一大堆资料，又根据一些网上事例研究，下定决心在家照顾母亲。那段时间，姐姐要照顾小孩，自己身体也没完全恢复，姐夫店里还有生意要忙，她拿给母亲一两万块钱吃药，嘱咐我来照顾母亲。于是，母亲的日常饮食起居、吃药、锻炼，基本都由我来负责。我不让她做任何家务，不闻任何烟味，劝来看她的人戒烟，一日三餐精心搭配营养，一心只为调理她的身体。我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着母亲，希望她能尽快康复。两个月后，再次去医院复查时，母亲的气血明显好了不少，脸上也有了血色，左手明显能抬了。得到这个结果，我们全家都稍微松了口气。那年过春节，姐姐带外甥女回来了，男友主动联系上门来见我父母。母亲虽然给了他八百红包，但依然看不上他，连他带来的礼品也都一并给扔了出去。我看在眼里，心里很不是滋味，觉得母亲有些过分。转过年来，父亲听信谗言找人替我算了八字，说是在三四月里会有避不掉的意外。没想到，这话后来真的应验了。男友多次求复合，希望我能给他一个机会，并从老家贷了一笔钱到市区做铝合金门窗生意。一直到五月份，男友在工地上不小心碰玻璃伤到了我的脚，伤口很大，流了很多血，一个伤口封了十多针，一个伤口伤到筋脉，看起来像“D”和“C”两个字母的形状。那之后，我在床上躺了将近八个月，痛苦不堪，期间我们发生多次争吵，感情也在这争吵中逐渐消磨殆尽。
伤口快要愈合后，他拿不出多余的钱，执意把我送回我家，但用的所有钱都是我出的。期间，我从姐姐那里进了一批衣服摆地摊维持生计，虽然生活艰难，但我依然努力坚持着。我不甘心，更突然看不懂所谓的爱情，不知道到底看上他什么。在离家还有十公里左右的那个三岔路口，男友犹豫着想走，我还是瘸着脚硬把他拉回了家。果然，那次他更不知道如何面对我的父母，一进门，就直接跪下来请求他们原谅。可母亲依旧不满意，问他何时能娶，他支支吾吾半天没有回应，母亲看穿了这人不作为，还是将他赶了出去。那天，他最后还是走了，我三叔把他送到村口，他自己坐车去了镇上。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我的心中五味杂陈，不知道未来的路该何去何从。
后来，我用QQ跟他聊了很多，试图挽回这段感情，寻找一个答案来证明自己的眼光不差。他说给我一天时间考虑，让我做出最后的决定。那天，雪下得特别大，纷纷扬扬的雪花如同鹅毛一般飘落下来，整个世界仿佛被一层白色的幕布笼罩着。父亲没去村口打铁，反而叫了村里几位叔叔婶婶来家里，名义上是来坐坐，其实我知道，是为了看着我，防止我做出傻事。但我还是趁他们不注意，从睡房后面偷偷爬上后山，只带了身份证和毕业证，头也不回地避开所有熟人的视线，一路走到镇上的宾馆，找到他，就是为了找到一个答案，证明自己的选择没有错。几乎是私奔一样，我们去了深圳，进了富士康打工。
抵达深圳后，我屡次尝试修复与家人的关系，却始终未能如愿。恰逢弟弟从职高毕业开始实习，母亲对我的态度悄然转变，语气中少了往日的强硬，多了几分柔和。她希望我能为弟弟谋一份工作，我便介绍他进入一家食品厂，从事金针菇加工，并安排他与我们一起居住。生活稳定下来后，母亲多次在电话中催促我回家，提及三叔三婶一家这些年通过努力挣钱新建了房屋，已从张家冲迁出，家中白天仅剩她一人，倍感孤寂。家中不再饲养牛，仅留一头猪作为年货，而她因长期需要药物调养，过年时家中更显冷清。自那半年起，母亲的步伐变得迟缓，但她依然期盼我能回去陪伴，继续守护着张家冲。
然而，我自大山走出，历经四年打工生涯，如今二十二岁，已见识到了许多从小渴望了解的事物。若再回到那个封闭的小山村，面对连绵的大山，我深感迷茫，不知能有何作为。心中始终萦绕着一种恐惧，担心一旦回去，母亲和父亲会再次拒绝接纳我的男友。因此，尽管心中对母亲充满愧疚，我还是在给她转了一笔钱后，坚持留在深圳，希望能在那里闯出一片天地。在深圳的日子里，我对于他曾伤我脚的事情始终难以释怀。
后来，富士康连续发生的十多起跳楼事件深深触动了我，亲眼目睹那些场景后，我受到了惊吓，内心充满了逃避的念头，不愿再继续留在那个压抑的环境中。于是，我第一次选择在郴州过年，2010年春节在男友老家仅逗留了三天，便匆匆坐船离开，前往白露塘镇，帮助一位长沙老板看店并跑太阳能热水器业务。然而，那里的环境实在恶劣，灰尘弥漫，又恰逢当地工业园区大规模建设，工作仅持续了不到两个月，我们便决定一同前往沿海的浙江。
在浙江，我进入了堂哥所在的一家大型宝马汽车配件厂工作，而男友却未能在那里找到合适的工作，只好返回广东中山，与他哥哥在一家家具厂共事。就这样，我们被迫分隔两地，各自在陌生的城市中奋斗。
那段时光，仿佛被命运悄然编织进一张隐秘的网，一切皆沿着母亲曾以隐晦之语勾勒的轨迹缓缓铺展。她曾于不经意间流露出担忧，忧虑我们携手同行将历经诸多坎坷，而现实，在某种程度上，竟成了这份担忧的无声应和。这一年弟弟毅然追随我的脚步，踏上了浙江的土地，寻求生活的机遇。然而，他初至未久，母亲便传来消息，家中亦筹划着建房大事。这意味着，我们将挥别水库边那偏僻而静谧的山坳，将新家的根基深植于康桃湾，紧邻着责任田，与次山伯伯家为邻。为此，家中不惜斥资购下亲王之山，作为新宅的基石。但家中的积蓄本就微薄，这一大笔开销，让经济状况愈发捉襟见肘，母亲便寄希望于我和弟弟，期盼我们每月能寄钱回家，共筑新家的梦想。
我在工厂担任物流部统计员，月薪不过四千出头，几乎悉数寄回家中，仅留数百元聊以度日。弟弟，虽身为普通工人，薪资不及我，却也每月坚持寄回两千元，以表孝心。那一年，外婆意外摔跤离世，我们却未能及时得知，母亲说，她已代我们向外婆做了最后的告别。那一刻，我的心被复杂的情绪缠绕，忆起多年前外公去世时，母亲那撕心裂肺的哭声，而今，我们三姐弟因打工为家筹钱，未能送外婆最后一程，这成了我们心中永远的痛。年前，外婆还在电话中念叨着想看看我的男友，却终究未能如愿，就这样匆匆离世。
岁月又熬至过年，工厂放假，家中新房已经建成了。年初一，我们三姐弟一同前往舅舅家拜年，第一时间便去外婆坟前，陪她说了许多许多，忆起小时候外婆来张家冲的点点滴滴，我们不禁泪如雨下。那一刻，我内心深处涌动的，是前所未有的难受与不舍。或许，生老病死，本就是人生无法预料的无常，唯有珍惜当下，方能不负此生。
春节过后，我未再返回浙江，而是应男友之邀，踏上了前往中山的旅程。我在一家家具厂担任办公室销售助理，薪资远不及在浙江时，每月仅有一千二百多元，好在还有网上兼职的副业，勉强贴补家用。即便如此，我们仍商定，每月共同寄回两千元给家里，男友则承担起日常的开销。
在中山的日子，一晃便是大半年。他哥哥多次来电，劝我们返回郴州，接手一家定制橱柜店。据说，有个现成的店面转让，费用只需两万一。这个提议，让我们心动不已，打工终究非长久之计，自主创业，方是理想之选。我将这一想法告知父亲，出乎意料的是，他竟表示赞同，并倾囊相授，将他多年的生意经与为人处世的道理，一一传授于我。于是，我们毅然辞去工作，我拿出全部积蓄，与男友一同回到郴州资兴市区，开启了定制家具店的创业之旅。
这一开，便是五年。我们从县城一个不足八十平米的小店起步，凭借着不懈的努力与坚持，还从老家贷款八万，逐渐将生意扩展至三个门面的加工厂，还购置了人生中的第一辆长款面包车和三轮车，两辆摩托车。我们聘请了安装加工师傅、业务员和导购，自己则亲自负责画图接单、跟进售后服务，每一步都凝聚着汗水与心血。弟弟后来也从浙江辞职，前来投奔我们，学习手艺。他交了女友后，也带着她一起来店里上班，从学徒做起，一步步成长为技术娴熟的师傅。他的工资待遇，皆是母亲事先为我们定好的标准，有了弟弟的加入，我们不敢有丝毫懈怠。
那几年，我们为家里的装修、电器购置，为父亲和母亲买日常用品，买衣服鞋子，各种家用，以及弟弟的订婚结婚等大事小情，都倾注了无数心血与金钱。
每次回家，我都满载而归，一整车的东西，承载着我对家人的深深爱意与责任。渐渐地，父亲对男友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从最初的冷漠与疏离，到后来的接纳与认可；母亲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对我们之间的关系多说什么，她的心境，似乎也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变得愈发平和与宽容。只是，关于结婚办酒这件事，我们始终未曾正式提上日程，仿佛那是一个无形的默契，一个谁也不愿轻易触及的温柔禁区。
回首2008年，是被命运无形之手轻轻推着走的一年。我从铝制品厂走出，尝试独立却遭遇挫折，遇见了他，便不顾一切地投入了爱河。这一年，我陪伴母亲度过了她生命中最脆弱的时期，她的病痛让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与亲情的厚重。而对男友的执着，则让我尝尽了来自家庭的反对与内心的挣扎。有些选择，至今我仍难以评判其对错，但人生或许就是这样。没有哪条路是绝对平坦无阻的，唯有勇敢地走下去，才能亲眼见证沿途的风景，收获属于自己的成长与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