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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站在高中校门口，是刚过完春节不久。传达室的廖叔换成了陌生的面孔，操场上来往的学生穿着我不熟悉的校服，连教学楼外墙也刷上了新的标语。曾经坐过的的教室，如今坐着另一群为梦想奋笔疾书的少年。而我的梦想，在踏出这里的那一刻，仿佛已被现实贴上“一文不值”的标签。我没有多做停留，就像一片落叶，被命运的风再次吹向南方——从黄江镇到常平镇，我在流动的命运里，寻找一个可以停靠的角落。
二零零七年，母亲让我跟着在常平司马菜市场卖菜的四姑一家，好有个依靠。四姑父守在另一个工业区摆流动摊，堂姐也在一家电子厂做会计，不忙的时候大家可以聚在一起吃个饭。他们给了我一个临时的“家”，也给了我一份难得的温暖。四姑心疼我年纪小，总想把我送回学校。她几次在电话里和我母亲商量，可电话那头传来的永远是那句冰冷的：“不可能，她就该认命。”
我知道，我只能靠自己。于是独自去一家港资电子厂面试，竟意外获得了办公室物流统计员的职位。对于一个仅在社会摸爬滚打半年的实习女孩来说，能坐在办公室，用计算器核对数据，用对讲机调度货物，已是同龄人中难得的幸运。我珍惜这份工作，在上班时认真学、努力做，下班后还常去四姑的菜摊帮忙，陪小表弟做作业玩耍。生活仿佛正一点点走向正轨。
然而我没想到，职场的第一课，不是技能，不是沟通，而是人性的暗面。
带我入门的师傅，把一批货物的质量问题推到我身上；财务部的同事领工资时戏谑地问我：“你知道自己错在哪吗？”我愣在原地，答不出来。我不懂，为什么明明不是我经手的货，却要我来背锅；为什么我认真核对的出库单，领导看也不看。他们要的，只是一个“结果”，而我，恰好是那个最合适的“替罪羊”。
九天，我只做了九天。离开时，我拿到了一千三百元，比一个月的工资还高。手里攥着那叠钞票，我第一次清醒地意识到：这个世界，并不是你怀揣热忱，它就回馈你温柔。在家时，无论我犯了什么错，父母总会包容；而在这里，没有人原谅你的无知，没有人教你如何避开暗箭。我哭着对四姑说了这件事，却唯独没有告诉母亲。我知道，她自从嫁到山里，就再没走出来过。她没有经历过职场，也不会明白，什么叫“潜规则”。
我没让自己沉溺在委屈中。没过几天，就在四姑家附近找了一份品控的工作，进了捷特佳电子厂。这一次，我没有选择办公室，而是和一帮品管同事在厂房外的空地上，测试狗狗玩具和电子产品的性能。我们每天拿着对讲机，核对型号与记录数据。住在八人一间的宿舍，大家口音各异，但彼此真诚，年轻人都是直来直往的。那种踏实，让我渐渐从办公室的阴霾中走了出来。
工作稳定后，我开始往家里寄钱。每次不多，但那是我用双手挣来的。父亲在电话里总叮嘱：“别省着，吃好一点，在外面衣服穿干净整洁一点。”而母亲的话依旧不多，只说弟弟帮忙做了农活，家里的负担轻了些。我隐隐感觉到，我和她之间，隔着一层说不清的膜薄变得异常坚韧。
四姑看出我在电子厂熬夜身体变差，黑眼圈深重，一次体检检查出肝损伤，肠胃一直不是很好，便想帮我在综合市场租个水果摊让我学做生意。母亲在电话里再一次拒绝。她说：“女孩子，安稳就好。”可我感受到的，不是关心，是控制。
这一年的冬，堂姐要出嫁，我跟着四姑回了家。
刚到禾场坪放下行李，父亲便是第一个迎上来。他一眼就看出我瘦了，眼眶瞬间红了，伸出粗糙的手一把将我搂进怀里，手掌在我背上轻轻拍着像安慰一个受尽委屈的孩子。
母亲就站在父亲身后。她的眼神落在我身上，没有温度，只有审视。“你不该回来的，”她开口，声音里带着明显的责备，“一个女孩子在外面不懂得多存点钱吗？还买那么多零食，只晓得吃，全都不要钱的啊？”
接下来的日子，这样的比较成了家常便饭。她总说村里谁谁家的女儿在外面打工每月往家里寄一千多，自己只留三四百作为生活费；又说另一个同村女孩最懂事，不仅挣得多，还带父母坐飞机去旅行。她从不问那些女孩在外面做的是什么工作，也不曾问过我每天在烈日下做产品测试，晒得脱皮时疼不疼？搬重物时累不累？口渴时舍不舍得买瓶矿泉水等。
饭桌上的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瞧见我拿筷子的位置离筷头远些，她便硬要我把手指挪近，说“女孩子筷子拿得远，将来就嫁得远”。我觉得吃饭怎么顺手怎么来就好，她却认定我是在顶嘴，抬手就要打我，质问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会跟她唱反调，还让父亲对我严加管教。
我看着她因愤怒而紧绷的脸，突然感到一阵陌生——这个对我处处不满的人，真的是我记忆里的母亲吗？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爱变得需要我用顺从和金钱来换取？
我在心底跟她赌气：等我满了十八岁，一定要自由恋爱，嫁到遥远的海边去。到那时，我只给父亲买烟买酒买新衣。既然她只认钱，那我就只给她钱，再也不见。
那几天，张家冲的这个家成了令人窒息的地方。她不是挑我的刺，就是冷眼相对。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一次次躲到对面那棵百年枓槠树下，甚至鼓起勇气爬上去一次，躺在最高的枝桠上呆了整整半天。风从耳边吹过，视野里只有蓝天和远山，那一刻，我才真正喘过气来。
母亲找不见我，就大声呼唤我的名字。她不是担心我的安全，而是认定我故意躲着不干家务，或是不辅导十四岁弟弟的功课。
后来带着满心的疲惫和失望，我再次离开家，回到司马后辞去了电子厂的工作，也告别了四姑。
决定自己要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后来，我去了谢岗镇投靠在这生活多年的表哥，进了一家台资铝制品厂做品管。和表哥、表姐、表姐夫三人在一起工作，日子渐渐安稳下来。生产线不用上夜班，我的黑眼圈慢慢淡去，脸色也红润起来。更重要的是，下班后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可以兼职，可以学习，可以接触更广阔的世界。
也就是在这时，我在人才招聘市场遇见了生命中的第一位贵人——蒋勤斌老板。
我在他的贸易公司做兼职业务，第一次真正接触“销售”。他教我职场规则，教我如何与人沟通，教我看《羊皮卷》、《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他带我去常平火车站发传单，带我去酒店参加业务员基础培训，带我认识各行各业的人：开公司的老板、做连锁店的店主、办厂的实业家、律师、公务员等，就这样被人推开了一扇窗，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我开始学安利的产品知识，跟着一位在银行工作的黄晓明老师学习《营养学》、《五色行气学》。并一直还在坚持写日记，记录自己的成长，也记录这个世界的模样。我的眼界打开了，学会了空杯心态，我的心态积极了，我的目标清晰了。我不再是那个在办公室被人随意拿捏的小女孩，也不再是那个在母亲面前怯懦沉默的丫头。
有一天，在一堂销售课上，老师讲到“换位思考”，讲到“理解与共情”。我忽然想起母亲，想起她嫁给父亲后就再没走出过大山，想起她一生没有工作经验，想起她面对生活的重压时，唯一的武器就是“节省”和“坚强”。她不是不爱我，只是她爱我的方式，是希望我“安稳”，希望我“有钱”，希望我不要像她一样，被生活逼到无路可退。
在这个会场，当着几十号人的面我哭了。
当天回工厂的路上，我拿起公用电话亭的电话，打给母亲。那一通电话，我们聊了三个小时。我第一次在她面前彻底释怀，也第一次听见她在电话那头哽咽。我说我懂了，懂她的不容易，懂她的沉默，懂她那些没说出口的担忧与爱。她也终于轻轻说：“你在外面，照顾好自己，别太累。”
从那以后，我依然写日记，依然在奋斗的路上。但我不再怨她，也不再逃避她。我知道，我和她，不过是在不同的时代与不同的境遇里用不同的方式努力活成更好的自己。
成长，不是挣脱她的束缚，而是终于读懂她沉默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