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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在老黄牛的脚步里缓缓流淌，泥土夯实的墙壁经过多年雨水冲刷，留下深深浅浅的沟壑。就好像牛栏屋上的水泥瓦顶上仗着倔强的野草，在风中轻轻摇曳。每个清晨，当第一缕炊烟从谁家的烟囱里升起，这个划仑山坳便在一片鸡鸣犬吠中苏醒过来。
到一九九四年后，山外的大队已有几户人家买了黑白电视机，而，而划仑里面的人们依然守着祖辈传下来的生活，这里的男人大多穿的确良衬衫，女人留在羊角辫，要么用皮筋扎在耳后，孩子们喜欢光着脚丫子在田埂上奔跑，脚底板结着厚厚的老茧。
天刚蒙蒙亮，母亲总是第一个醒来推开睡房门的人。她轻手轻脚地走到火塘，从水桶里舀水倒入大铁锅，然后点燃柴火。火柴划过的声音在静谧的清晨格外清晰。当灶房里的炊烟刚刚升起，父亲铁匠棚里的炉火也已映红了晨光。
鸡鸣第三遍，我揉着眼睛从床上爬起来。我七岁读一年级，姐姐十岁读四年级。两姐妹就像一对小冤家，平常爱打架斗嘴，为谁做好了家务活计较半天。但每到要去上学，我们又默契地一起背上书包，汇入上学的队伍。
我们要先走过一段坡路，路边的狗尾巴草沾着露水，打湿了我们的裤脚，一些草籽总要沾在裤脚上，再绕过静默的划仑水库，水面上总是飘着一层薄雾。然后跟着大部队，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那条漫长的泥巴路上。若是前夜下过雨，泥巴会死死的咬住我们的水鞋。若是起晚了，就得走翻山的小径。路近但难走，经常摔跤。有一次我踩在滑石上摔破了膝盖，姐姐二话不说背了我一段路。
风雨晨昏，这两条路上的每一块石头，仿佛都认得了我们磨损的布鞋底。春天路旁会长出嫩绿的野芹菜，夏天会见到各种各样的的小鸟在树上飞来飞去。秋天落叶铺满山路，踩上去沙沙作响，冬天雪花凝结在枯草上，可以随意的打雪仗。
弟弟两岁，学步不是很稳。他在禾场坪里追逐觅食的鸡鸭，爬门槛时绊倒，急得哇哇大哭。母亲总是放下手中的活计，快步从灶房出来，用围裙擦擦手，把他抱在怀里轻声哄着。这时，铁匠棚里会传来父亲更用力的敲打声——他知道母亲暂时不能来帮忙了。父亲打铁时，总系着一条深褐色皮围裙，上面布满大大小小烧灼的痕迹。
划仑是个相对封闭的小山村，像被时光遗忘的角落。买包食盐或日常用品，要走出划仑水库到团洲组的销售点，光这一段都有两三里蜿蜒山路。若是买肉，就要走到更远的湛溪大队或是新民的供销社，天不亮要出发，回来时已是日上三竿。山路崎岖，父亲每次骑单车出去都带回来一大堆物资，那辆单车除了铃铛不响，全身都在响。
这年溽暑难耐，父亲守在秧苗水田，早稻顺利收割，晚稻长势不错。他整天赤脚在田里忙碌，脚背晒得黝黑，脚底板却因为长期泡在水里而发白起皱，傍晚收工，他会坐在门槛上，用磨刀石细细打磨锄头，金属与青灰石的摩擦声音在暮色中传得很远。
六月里，爷爷的大女儿回家认亲，带着大包小包翻山越岭走了整整半天。当她终于出现在张家冲的路口时，汗水已浸透了她的衣衫。空气像蒸笼，杜仲树上的蝉鸣声嘶力竭，拉扯着人心头最后一丝忍耐。姑妈站在禾场坪，看着我们简陋的家，眼眶湿润，连声感慨生活的不易，她从布袋里掏出糖果饼干，还给爷爷做了一身衣裳。
爷爷的五个女儿都会轮流带吃的回张家冲。她们回来时，爷爷会特意换上一件只有年节才穿的中山装，钮扣扣得整整齐齐。常年放牛的运宏爷爷挥鞭驱路过，总会陪爷爷闲聊抽上半天旱烟，两个老人坐在屋檐下一言不发，只有烟袋和二胡在各自手里展开拉锯战。有空会戴顶斗笠拿着小板凳相伴到一起水库边上钓鱼，钓上来的小鱼一个装鱼蓝，一个用丝茅草串着，晚上可以煮一锅鲜美的鱼汤。
日常就是这样循环往复。我们上学后，母亲做完家务，遇到客人催得急的铁器，就要背着弟弟帮父亲打铁赶工期。“哐当、哐当”，你一锤我一锤，打铁声在山间有节奏地回荡，像是这个小山村独有的心跳。母亲抡起锤子的姿势很熟练，她总是看准父亲小锤落下的位置，然后重重砸下大锤。铁块在锻打下渐渐变成了锄头、柴刀、胡刀、镰刀。等到不忙了，父亲去田里侍弄庄稼，母亲就坐在家里收拾家务，做做棉鞋，日子过得渐渐好起来了。
谁也没有想到，划仑山坳里第一台黑白电视机的出现，会如此猝不及防地打破山坳千百年的沉寂。消息像长了翅膀的燕子，迅速飞进山弯坡坎的每家每户：山对面“晴毛湾”的达玖叔从山外的常德县城，背回了一个神奇的匣子——一台簇新的上海银光牌黑白电视机！
这稀罕物，坠落在划仑水库这潭平静的深水里，瞬间激起了千层浪。达玖叔的儿子王泰比我小三岁，那天我们在一起玩泥巴斗鱼时，他神秘兮兮地凑到我耳边：“告诉你一件事，我家有电视机了！”他那得意的神情，仿佛在宣布一个天大的秘密。我们这个深藏在群山褶皱里的划仑组，拢共不过十四户人家，孩子却有将近一二十个，大的读四年级，小的还在摇篮里咿呀学语。达玖叔家花了四百多块添置“电匣子”的消息，不啻于平地一声惊雷，在王泰告诉我之前，其实早已传遍了整个山村。
夜幕初垂，暑气未消，忙碌了一天，各家各户却已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大人们揣上手电筒，摇着棕榈叶编就的大蒲扇；孩子们则兴奋地牵衣扯袖，不住地催促前行。崎岖的山路上，点点灯火蜿蜒流动，如一条发光的长蛇在夜色中游动，目标明确地汇聚到达玖叔家那间平日里并不算宽敞的堂屋。
小小的灶房屋此刻成了沸腾的中心。男女老少摩肩接踵，汗味、烟火气、新家具上刺鼻的桐油味，还有炒南瓜子与花生的焦香，混杂升腾，空气浓稠得仿佛凝固。凳子早已告罄，门槛上，矮柜旁，灶台边缘，窗户下都挤满了人。后到的只能踮着脚尖，伸长脖子。然而，所有的目光都齐刷刷地投向那方正幽幽闪烁的屏幕，凝视着一个刚刚开启的新世界。
屏幕亮起的一瞬，如同魔法降临。里面的人影会动，会说话，唱着陌生的流行歌谣。那些旋律有着魔力，听上几遍，便能在山坡上，溪水边，被一群“孩子王”咿咿呀呀地哼唱开来。唱得最响亮的，自然是那首朗朗上口的“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连同《心雨》、《祝你平安》、《潇洒走一回》、《大花轿》、《好日子》、《星星点点》、《同桌的你》等旋律，将山外遥远的故事与情感，透过这方寸之地，悄然播撒。
屏幕上还跳跃着花花绿绿的广告：雕牌肥皂宣称“只选对的，不买贵的”；脑白金保健品强调“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新盖中盖牌高钙片则高呼“一片顶过去五片！方便！实惠！还实惠！”；还有汇仁肾宝、太太口服液、海飞丝……各种新奇的名词和口号，冲击着山村的宁静。
而当《聪明的一休哥》、《黑猫警长》、《葫芦兄弟》、《七龙珠》、《蜡笔小新》、《海尔兄弟》、《西游记》等动画片跃然屏上时，孩子王更是瞪大了双眼，屏息凝神，新奇得连呼吸都忘了。这小小的屏幕，俨然成了通往另一个奇妙世界的窗口，映照着一张张黝黑，淳朴，写满惊奇与无限渴望的脸庞。
然而，正当情节扣人心弦之际，画面却骤然扭曲，“雪花”翻飞，人影模糊不清，只剩一片刺耳的“沙沙”噪音。堂屋里立时爆发出此起彼伏的惋惜与叹息。“莫急莫急！”达玖叔此刻便成了力挽狂澜的英雄，他敏捷地挤出人群，奔到屋外，小心翼翼地转动铝锅盖的天线杆子。屋内顿时屏息凝神，只听得屋外传来一声高喊：“好了没？”屋内立刻齐声回应：“再转一点点……好！有了有了！”屏幕重焕光彩，欢呼声再次响彻小小的堂屋。
深山的夜，黑得纯粹，唯有山头的猫头鹰“咕咕——咕”的叫声，带着几分幽邃，从屋前浓密的树林里传来，偶尔让人心头一凛。然而，这丝毫不能浇灭山里人追逐荧屏光亮的热情。那方小小的黑白世界，像一块巨大的磁石，牢牢吸附着所有的心神。孩子们更是恨不得夜夜都扎在达玖叔家，将那些新奇的故事，动听的旋律，囫囵吞进梦里。
山风终究关不住。一台电视机的涟漪，眼热的人家多了起来。这下可好，堂弟如同得了尚方宝剑，对电视里那些刀光剑影，英雄豪杰痴迷得紧。看上了瘾，一见激烈的打斗场面结束，或是到了大人催睡的时辰，他便使出浑身解数，在地上翻滚哭闹，小脸憋得通红，嚷嚷着：“我也要！我们家也要！”三叔给他新削了竹剑玩的不香了，那架势，仿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堂弟的软磨硬泡下三叔家也搬回了一台。
很快，第三家，第四家，第五家都买了，村里人跟风似的，小小的荧屏如同星火，渐次点亮了张家冲乃至整个划仑水库深处沉寂的夜晚。我们家自然也不再需要翻山越岭去蹭看。三叔家堂屋的火塘边，很快也聚集起新的人气。牌桌支起来了，大人们围着方桌，在“噼啪”的甩牌声和缭绕的旱烟烟雾里，一边盯着牌局，耳朵却竖着听电视里传来的山外世界的新鲜事：哪个城市盖起了摩天大楼，哪里又出了新鲜的政策。妇人们则带着更小的孩子，挤在离电视稍近的地方，目光紧紧追随着屏幕上的悲欢离合，小声议论着角色的命运。孩子们更是无师自通，学会了辨认频道数字，追着看动画片，跟着天气预报的旋律哼唱，甚至模仿着广告词和电视剧里蹩脚的普通话，引得满屋哄笑。
母亲是个心里有盘算的人。她看着我和姐姐做完家务，写完作业后，眼睛便不自觉地往三叔家方向瞟，那份对荧屏世界的渴望藏也藏不住。夜里，等襁褓里的弟弟睡着了，灶房昏黄的灯光下，她一边缝补着白天磨破的衣裳，一边对父亲轻声细语：
“铁匠，你看米米和满姑娘，眼睛都快粘到你老弟家的电视上了。两姊妹之前过年回他们外婆家就爱看，是好事。这电视里不光有戏，还有新闻呢。咱们山里闭塞，听听国家大事，晓得外面世界怎么变，也算见见世面。家里添一台吧？往后不忙了，一家人坐一块儿看看，家里也热闹。”
母亲的话语带着一种朴素的远见和对儿女心思的体察。父亲正用粗布擦拭着铁锤上沾的煤灰，闻言抬起头，黝黑的脸上漾开笑意，几乎没有犹豫：“芬的，你说得对，别人有的，不如自己有。买！两姊妹爱看，我们就买！钱在睡房斗柜抽屉里，你看着拿。” 那语气，带着对妻子判断的信任，也透着生活改善后的一份底气。
一笔凝结着父亲炉前挥汗，铁砧叮当辛苦挣来的钱，郑重地先交到了母亲手中保管着。没过多久，一个同样印着“上海银光”字样的纸箱，被父亲和三叔合力小心翼翼地抬进了家门。拆箱，调试天线，当自家那方小小的屏幕第一次亮起，映出清晰的画面和声音时，那份专属的喜悦，充盈了木屋的每一个角落。从此，张家冲上屋的夜晚，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光影与声浪，我和姐姐也不用怕黑，早早躲进被褥里了。
电视机的普及，悄然改变了山坳里生活的肌理。田间地头歇晌的间隙，火塘边烤火的夜晚，山里人谈论的话题，不再仅仅是庄稼的收成，山货的价格，邻里的长短。电视里看来的新闻轶事，连续剧情节，甚至广告里各种各样的商品，都成了新鲜的谈资。它像一根无形的线，将深山与山外的广阔天地，若有若无地连接了起来。
然而，生活的重心，并未因这方荧屏而偏移。母亲深知其道。荧屏的光亮可以照亮夜晚，却不能照亮前程。监督我和姐姐的学习，是她心头从未松懈的弦。学校每周星期五放假回来，家务活、割猪草、背柴禾、翻晒谷子……这些家务活一样都不能少做。只有在这些任务一丝不苟地完成后，书桌前的台灯才能亮起，作业本必须摊开，腰背必须坐得笔直，书本必须捧读。电视，只能是辛劳间隙的犒赏，是知识殿堂外偶尔张望的风景。她常念叨：“你们两个还小，电视里的热闹是别人的，书本里的字儿，才是你们自个儿安身立命的本钱。
电视机带来了新奇，也带来了母亲肩上更沉的担子。弟弟太小，正是对什么都稀奇的年纪，身边片刻离不得人。两姐妹读书去了，母亲常常是一手揽着不安分的弟弟，一手麻利地操持家务。父亲铁匠铺的生意，随着名声渐响，找上门的远客也多了起来。炉火熊熊，铁锤叮当，火星四溅，父亲古铜色的脊背被汗水浸得油亮。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不仅要料理一家人的三餐，浆洗缝补，还得抽空帮着父亲拉风箱、递工具，或是收拾散落的铁屑煤渣。繁重的体力活依旧像无形的磨盘，日复一日地碾压着她单薄的身躯，疲惫如同藤蔓，悄然爬满了她的眼角眉梢。
更现实的困扰也随之而来。铁匠铺设在自家屋旁，那“叮当——哐啷”的锻打声，在寂静的山谷里显得格外洪亮，穿透力极强。白天还好，到了清晨或是需要赶工的夜晚，这声响便成了扰人的“魔音”。尤其是弟弟，常常在睡梦中被惊扰，吓得哇哇大哭，怎么哄都哄不好。连带着一家人的睡眠都变得支离破碎。一些从远处专程赶来的客人，在等待取货的闲聊间，也委婉地提起了这个困扰：
“杨师傅，您这手艺真是没得说！就是这铺子……深更半夜的，娃儿睡不安稳啊。您看，如今村口路也修得差不多了，四通八达的，何不把铺子挪到村口大队部那边去？那儿地方宽敞，人来人往也方便，招个徒弟搭把手生意好了也容易。您省心，家里也清净，多好。”
这话，像小锤子，一下下敲在父亲心上。儿子的啼哭，妻子眼底挥之不去的倦色，以及眼前这蒸蒸日上却囿于家宅的营生，让他不得不重新审视。如今有了儿子，一家五口，张嘴就要吃穿用，肩上的担子仿佛又沉了几分。为了一家人的安宁，也为了这打铁的手艺能更敞亮地做下去，铺子还是要搬出去，似乎成了必然的选择。
一个念头，一旦扎了根，便迅速生长。
父亲是个行动派。重新请爷爷选定了吉日，叫来正在家务农的三叔和小叔帮忙。那些陪伴他多年的老伙计——铁砧、铁锤、呼呼作响的风箱、各式淬火桶、铁钳、凿子、磨石……又一次一件件拆卸下来。三叔和小叔用结实的千担，将这些沉甸甸的家当挑在肩头。父亲自己也扛起最重的部分。一行人沿着蜿蜒的山路，挑到水库下面，喊上次山伯伯的拖拉机运向了山外的村口。
新铺址选在了村口生产大队斜对面，村书记吉春爷爷家宽敞的偏房。为了这桩租赁，平日里威严少语的爷爷，也破天荒地亲自出马。他提着自家酿的米酒，揣着上好的烟丝，陪着父亲登门拜访。吉春爷爷是个爱热闹的老戏迷。爷爷便投其所好，拿出心爱的二胡，在吉春爷爷家里，咿咿呀呀地拉起了调子。两个老人，一个拉得入神，一个听得沉醉，还吸引来不少围观的村民，二胡声伴着笑语，也顺理成章地为父亲的新铁匠铺处理好了。
铁匠铺的搬迁，悄然改变了我和姐姐放学的轨迹。父亲生意好了，经常忙的忘记时间，两只归巢心切的小鸟扑棱着翅膀飞向村口那间飘荡着煤烟与铁锈气息的新铺子。
铺子里炉火正旺，映着父亲专注而有力的身影。通红的铁块在他钳下驯服地变形，铁锤落下，溅起璀璨的金星，叮当之声清脆悦耳。我和姐姐还有一群同学喜欢蹲在铺子门口相对安全的角落，托着腮帮子看。看火星如何像萤火虫般飞舞，看坚硬的铁如何在父亲手中变得柔韧，最终成为一把锋利的菜刀或是一把趁手的锄头。汗水顺着父亲脸颊滚落，滴在灼热的铁砧上，“滋”地化作一缕白烟。那份力量与专注，混合着铁与火的气息，深深烙印在我心里。
等父亲收了最后一道淬火的青烟，洗净手脸，便是归家的时刻。父亲搬出来重新新买一辆单车，成了两姐妹的专属坐骑。姐姐侧身坐在后座，搂紧父亲的腰。我则像只灵巧的猴子，占据着前梁的位置。父亲宽厚的胸膛就是最好的靠背，带着一股汗味和铁锈味。车轮颠簸着，摇晃着，却满载着安心。
归途必经湛溪桥。那座敦厚的石板桥下，溪水潺潺，桥头有两间依水而建，颇具年头的木房子商店，是村里除大队代销点外最热闹的去处。父亲总会在此停驻。依照母亲吩咐的清单，买齐油盐酱料、豆腐青菜等，有时还能割上一条带骨头的五花肉，改善伙食。这时，便是我发挥“狡猾”本色的时候了。眼睛滴溜溜地在玻璃展柜上的糖果打转，拉着父亲的衣角，软磨硬泡：“爸爸，我要大白兔和一袋麻花糖，我还要拿四个泡泡糖给你变魔术，我和姐姐一人两个，好不好！”
“什么魔术？要那么多，馋猫！”
“我可以吹一个很大很大的气球……”
父亲往往拗不过我的缠磨，脸上露出无奈又宠溺的笑，掏出几张毛票，满足我们小小的口腹之欲。剥开糖纸就迫不及待塞进嘴里“好甜好甜…”至于能变魔术根本不可能的，那泡泡常常吹得糊一脸。
太阳落下山了，等我们终于回到张家冲，木屋里已飘出饭菜的香气。晕黄的光，将母亲在灶台前忙碌的身影投在板壁上。我和姐姐不敢懈怠，放下书包，便各自寻了板凳，在饭桌上摊开作业本。姐姐向来乖巧，做事麻利，作业写得又快又好。我却是个坐不住的性子，写着写着，心思便飘到了屋外，母亲常说我“身身在曹营心在汉”心思不纯。下屋堂弟的呼唤像魔咒，“小姐姐快点来啊！我等得好着急啊！小姐姐…”常常让我按捺不住，脚底抹油溜出去。拿着手电筒在溪沟里摸鱼虾，禾场坪上“斗鸡”、滚铁环，玩得兴起，常常是滚了一身泥，衣裤也挂了彩才意犹未尽地回家。
作业没有做完，被姐姐发现，更少不了和姐姐拌嘴斗气。仗着年纪小，又得了父亲几分偏疼，我总爱故意招惹她。抢她东西，学她说话，甚至趁她不备挠她痒痒。姐姐气急了追打，打不过她，我便满屋子乱窜偏房，堂屋，两个睡房，一边尖叫一边告状。父亲闻声出来，不明就里，常是姐姐挨几句数落“当姐姐的，让着点妹妹。”
母亲在火塘边看得分明，背着弟弟炒菜的她，手里早已悄悄备好了那根细长的竹条。一见我“得势便猖狂”的模样，便放下锅铲，眼神一凛，举着竹条追来：“全家就你是个惹事精！又在欺负姐姐！”“哼，打不到我。”立即一副鬼脸相迎，好在我身形灵活，滑得像田里的泥鳅，总能险险躲过母亲的“雷霆之怒”，一溜烟钻到父亲身后，紧紧抱住他的大腿，仰起小脸，露出最无辜可怜的表情。
父亲便成了我的“护身符”。他笑呵呵地夺过母亲手中的竹条，打着圆场说：“好了好了，芬，两姊妹闹着玩呢。莫生气，菜要烧煳了。”母亲瞪我一眼，气呼呼地转身照料锅灶。危机一解除，我便得意地伸舌头做鬼脸，殷勤地给父亲端茶捶背，假装鞍前马后地伺候。
饭后，还有一项雷打不动的“孝心”任务：将父亲在火塘边洗完脚的洗脚水，端到两三米远的屋檐下的水槽倒掉。有时为了讨父亲欢心，我还会故意耍宝——端着水盆越过门槛，夸张地喊一声：“爸爸，我来倒水！”随即手腕一翻，“哗啦”一声把水泼在台阶下，溅起一片水花，惹得父亲哈哈大笑。这时，我便趁机伸出小手：“一块钱！辛苦费！”若见父亲白天生意不错，数钱时心情正好，我的胆子就更大了，瞅准时机，小手飞快地从那沓毛票中多“抽”走一两张，攥在手心，理直气壮地说：“谢皇阿玛，明天午休，儿臣到学校旁边小店买几个热乎乎的肉包子，给皇阿玛您快马加鞭的送到铺子上去！”父亲往往只是笑骂一句“古灵精怪”，便也由着我去。
第二天中午，我果然揣着“赃款”飞也似的冲出学校，买上包子，一路小跑送到村口铁匠铺，看着父亲就着凉茶大口吃完，再心满意足地跑回学校啃自己的冷饭。偶尔我也会和姐姐分享零食，吃不完的就藏到书包里，带回家等到看电视时再拿出来吃。母亲常说，我是三姐弟里最“刁钻”、心思最活络的一个，却也最“粘”父亲，最心疼父亲。
大夏天的父亲在炉前烤得难受，我会用小扇子给他扇风；他的络腮胡特别扎人，我就给他找出香皂和刮胡刀，守着他刮干净；晚上睡前他腰背酸了，我会攥着小拳头给他捶捶，逗他开心。这份亲昵，是我和父亲之间独有的默契。
当然，母亲也是我心底最深的依赖。每当她操劳过度，躺在睡房大床上，因肩周腰腿酸痛难忍而轻唤一声“满姑娘”时，我便立刻放下手中的玩意儿，小跑过去，爬上床沿问：“妈妈，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啊？”随后用稚嫩的小手，学着父亲推拿的手法，为她指痛的地方擦上红花油，捏肩捶背。虽然力道微不足道，那份心意却让她紧蹙的眉头渐渐舒展。
而我若有头疼脑热，或是肚子疼得打滚时，父亲便会放下铁锤，抽半天空陪在我睡的小床边。他温暖粗糙的大手轻轻覆在我绞痛的肚子上，缓缓揉按。低沉的声音在昏暗的房间里响起，讲述着他小时候在山坡放牛犁田的故事：如何与水牛斗智斗勇，如何在溪涧摸鱼，如何在山林里打猎，又如何在暴雨来临时寻找地方避雨……那些遥远而质朴的童年片段，混合着父亲掌心传来的暖意与令人安心的节奏，像一剂温柔的良药，渐渐抚平了我的不适，将我送入沉沉的梦乡。
山村的夜晚依旧静谧，火塘里跃动的火光，是父亲沉默的脊梁和母亲温热的双手，默默烘干了两姊妹年少时沾湿的霜露，用红花油擦身上磕碰的淤青。然而，有了电视机轻轻推开了山坳的门扉，送来一个遥远、喧腾、光怪陆离的新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