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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雨从前夜便开始飘淋，滴滴答答的连着两夜敲打着瓦片，像无数柔软的手指在弹奏一曲无休无止的催眠。待到天色微明推开门，雨是停了，可刺骨的风寒扎进每一寸裸露的肌肤，才发觉视线里的这个张家冲早已被凛冽的风霜悄然重塑。田野，小岔路，屋脊，山尖，每一寸土地都冻得坚硬如铁，覆着一层青白色的冰壳。人踩上去脚下便发出“咔嚓”脆响，蛛网般的裂纹应声绽开，急速向四周蔓延，仿佛这片大地也在禁不住地战栗。
屋檐下垂着的冰凌，粗壮，剔透，在灰蒙蒙的天光里泛着清冷的光泽，根根如倒悬的利剑森然排列。偶尔有不堪重负的折断落下，爆裂的脆响能惊起枯枝上缩着脖子的雪燕扑棱着翅膀掠向更远的萧索。“哈”的一口白气呵出，浓得化不开，眨眼功夫，睫毛，眉梢，鬓角便结满了细密的白霜，连眼珠子都冻得有些发涩。手若在空气里多晾一会儿立刻会变得通红，那针扎似的寒意无孔不入，能顺着骨头缝一直钻，刺到心窝子最深处去。
下屋的爷爷每次推开灶房门总会探出半个身子，朝着我们四姐弟的方向不厌其烦地叮嘱：“几个伢崽子，听话一点啊，莫去田里踩冰哟！棉鞋湿透，快点进屋……”
可乡野的冬天，哪里冻得住孩子身体里那股野马奔腾般的性子？
我们几个小的，活像是一群不知寒冷为何物的狗崽子，顶着那如刀子般割人的北风，照样能把这片天地当作无边的游乐场。
一会儿，“噌噌噌”如猴儿般顺着长长的楼梯蹿上结着厚厚白霜的房梁捉迷藏，冻得清鼻涕挂下来，迅速凝成亮晶晶的冰溜子也浑不在意；房梁上那几只被惊扰的大老鼠窸窣跑过，似乎也在为这寒冷的天气而烦躁“打架”，与我们这些衣裳裤子早已磨损，甚至“爆”出棉絮的野孩子相映成趣。
一会儿，我们又呼喝着冲到冻得梆梆硬的禾场坪上，“冲啊……”用棍子奋力撬起那些龟裂开缝的硕大冻土块，当作武器互相“打仗”投掷。
棉鞋？湿透简直是每日的家常便饭。谁管它呢！玩疯了，便一股脑跑回屋，将冻得直冒寒气的鞋袜胡乱脱下来，往那噼啪作响的火塘边板凳上一扔，再忙不迭地用火钳拨开滚烫的柴火灰，埋进去几个大小不一的红薯。几个冻得小脸通红，鼻尖发紫的小鬼头，便围着那堆令人贪恋的温暖挤作一团，胡乱搓着几乎失去知觉的手，跺着仿佛不是自己的脚。身上刚被烤出点可怜的热乎气儿，魂儿却早已被屋外那片白茫茫的，充满诱惑的冰天雪地再次勾了去。于是，互相使个眼色，又一溜烟冲进那能把人从外到内都冻透的寒风里，继续那仿佛永无止境的撒野去了。
这一玩，往往便是一个酣畅淋漓的下午。堂弟更是玩得忘乎所以，连摊在桌上的作业也抛到了九霄云外。堂外婆在屋里催促了几次，声音从高到低，从急切到无奈，他都充耳不闻，直到老人家终于动了气，“来不来写作业？”手上拿着一根细韧的竹条追赶到禾场坪上，他才像一只被惊扰的兔子，心不甘情不愿地撅着嘴，一步三挪地回到火塘边。摊开作业本，心思却仍在外头的冰雪世界里飘荡，写写停停，不是嚷嚷着肚子饿要吃方便面，就是惦记着火灰里的烤红薯。书本上不一会儿就掉满了食物碎屑与橡皮擦的残渣，他胡乱用手一扫，地面便又添了一堆果皮瓜子壳。原本简单，半小时便可完成的作业，被他这般折腾，往往要生生耗上两三个小时，谁见了都要喊头疼。
好不容易做完作业，那压抑下去的玩性便如弹簧般更猛烈地反弹回来。我们三姐弟又跑到空旷的堂屋里，起初还能规规矩矩，施展各自那点贫乏的“才艺”表演，翻跟头，跳绳，或是玩几局打纸牌的游戏。可不知怎的，和平的氛围总维持不了多久，言语间的挑逗很快会升级为肢体的试探性碰撞，继而演变成全武行的打闹。常常是两个小的不知天高地厚地去惹毛那个大的，结果自然是打又打不过，逃又逃不快，最后脸上，手上难免挂点无关紧要的“彩头”，在小的嗷嗷的叫嚷和大的笑骂声中结束一场混战。
喧嚣一直持续到吃晚饭的时间。父亲拖着疲惫的身子从外面回来，母亲抱着年幼的弟弟，站在灶房门口喊我和姐姐回家。喊了好一会儿，看到我们一身泥污，头发蓬乱，棉鞋再次湿透的狼狈模样，母亲眉头紧锁。关起房门，她看到我脸上划出指甲痕迹，将我们狠狠地训斥了一顿，目光尤其严厉地落在我身上：“姐姐一放假回来，你就要去惹她！你比她矮一个头，打不过就不知道走开啊？……”她说姊妹之间要和睦，不能伤了和气，吃了晚饭要多帮家里分担活计。于是，任务吩咐下来，姐姐去洗碗，我去喂猪潲。还要再烧上两大锅热水，各自准备衣服洗澡。
睡觉前，母亲又来到我们两姊妹的小床前，语气缓和了许多，交代说：“电视不能看得太晚，星期日要大扫除，都早点起床，把睡房收拾干净，在家里要讲究下卫生。你们睡的被子被单该换了，等哪天出了大太阳，再好生洗一洗。”“哦”我们含糊地应着，眼皮已在打架。
这一番忙碌，便又是一天。到了下午两三点，堂弟也准备去他外婆家读书了。姐姐拿了母亲给的五块钱的生活费独自背上书包，带了换洗的衣物，默默走路去村口，等候那班载她返回学校的车。身影在寒冷的村道上渐行渐远。
第三日，天色依旧黑沉如泼墨，浓得化不开，吝啬得不肯透出一丝天光。母亲那熟悉而轻柔的呼唤，便已准时穿透堂屋的寂静，抵达我沉沉睡梦的最边缘：“满姑娘，该起了！读书了！”
她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五年如一日的穿透力，温和中透着不容置疑的坚定。我贪恋地被窝里尚存的最后一点暖意，蜷缩着身子，眼皮沉得像坠了两盘石磨。屋外是泼墨般的黑，真正的伸手不见五指。而母亲窸窸窣窣起身的细微动静，总比她的呼唤来得更早，那是我每个清晨最初听到的，关于生计的闹铃。
“妈妈，我肚子疼。”
“那也得起床，等一下我来做饭。”
我终究挣扎着爬起，跌跌撞撞地摸进灶房。昏黄油灯的光晕下，母亲正佝偻着腰，在冰冷的灶台前忙碌。大锅里蒸腾起白茫茫的水汽，模糊了她瘦削的侧影，让她看起来像雾中一个辛勤的剪影。她那双布满细小裂口和暗红色冻疮的手，正用力地揉搓，清洗着沾满泥土的红薯，那是她昨夜摸黑从地窖里仔细挑出，又一担担洗净后，此刻沉甸甸堆在角落箩筐里的。她必须赶在我上学前，将这些红薯大部分切成丝，一小部分先煮作猪潲。火塘里的柴火噼啪作响，跳跃不定的火光映照着她专注而疲惫的脸庞，额角竟也沁出了细密的汗珠，与周遭刺骨的寒气显得那么格格不入。“妈，天这么冷，您手会生冻疮，会裂口子的，戴上胶皮手套啊！”我揉着惺忪睡眼，忍不住出声。
“没事，你快洗把脸，水要凉了。”母亲头也不抬地催促，声音里带着晨起特有的沙哑与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锅里水热了，自己舀，桌子上的肠胃药赶紧吃了。”她指的是火塘上那口被乌黑梭筒钩悬吊着的，被烟火熏得发黑的铝炉锅。我依言吃了药走到火塘边，冰冷的空气立刻裹挟上来，让人禁不住打个寒颤。揭开锅盖，更浓郁的白汽裹挟着暖意扑面而来。我舀了半瓢热水，兑些冷水，胡乱地抹了把脸。冰冷的毛巾触及皮肤的瞬间，还是激得我浑身一个哆嗦，那最后一点残存的睡意，终于被这真实的冷暖交替彻底驱散了。
这时父亲裹着一身寒气推门而入，肩头落满星星点点的碎冰碴。他刚去牛栏添完草料回来，周身寒气未消。
“芬的，队上的决议定了。”他搓着冻得通红的双手，凑近火塘，压低声音对母亲道，“怕是要过了年就动工，第三次修路，说要把原先的毛山路再拓两米宽。这回是硬指标，那地方难挖啊，队上十四户自发组织，按户摊派，一家至少出一千块钱。这钱，我们这一户你有空得交上去。”
母亲应了一声，正忙着将切好的白菜、萝卜叶拌入红薯丝，一并倒入偏房新砌的省柴灶上的大铁锅里煮猪潲。闻言，她手上的动作微微一滞，眉间几不可察地一蹙，旋即又恢复了那股麻利劲儿。一千块钱，对这个刚能喘口气，稍见起色的家来说绝非小数。哪一分哪一厘不是从牙缝里，从汗水中硬抠出来的？可她只轻轻“嗯”了一声，便迅速进睡房里米缸里舀出四五升细米，又利落地铲起滚水上的菜叶，防止被沸水煮焦。
“铁匠，算上我嫁过来那次，这是第二回修路了。”她一边盖上沉重的杉木锅盖，声音平静沉稳，仿佛那一千块的重压，不过是田埂上一粒微尘，轻轻一吹便散了。“路修好了，去黄茅冲往武潭的这一段路能省一段，往后回娘家也近便些；明年下半年仔要上学了，这么小路上少遭些罪；再往后，外面拉个大件物什也方便。”
“实际上第一次修水库的毛路是1973年，那年我才14岁，正好是拜了张铁匠为师。第二次修路时，我们的满姑娘才两岁，那次是1989年年尾动的工，到1990年才完工。算得上你来之后的第一次参与。”父亲接道。
“还是咬着牙根挑渣土，手肩膀皮都磨破，半天下来腰都直不起。可不修路，没得法啊，铁匠啊，晚上记得再给满姑娘搞点肚子痛的药。”母亲叹道。
“满姑娘啊，又肠胃疼了啊？”
“爸，我没事了。”
“就吃了一顿药，我还是有些不放心。”
“行，我知道了。”
省柴灶上四口大小不一的锅排开，煮炒焖炖皆宜。母亲将最右边那口大铁锅下的火拔得更旺，火舌如贪婪的兽，肆意舔舐着锅底。屋外寒气刺骨，唯有灶前这方寸之地，被跳跃的火焰勉强烘出一点可怜的暖意。火光映着母亲劳作后泛红的脸颊。她专注地盯着大铁锅，默默掐算着时辰好及时喂猪。
早饭简单而匆忙，一碗米饭，一碟湿腌菜，几丝洋葱，辣椒拌的咸鱼干，还有昨晚剩下几块煨得软烂的大萝卜。上学路上远，我匆匆扒拉完，母亲已手脚麻利地将我晌午的饭食装进书包：底下是温热的米饭，上面覆着一层湿腌菜、辣椒咸鱼干和洋葱丝。母亲语带歉意：“来不及给你煮盐鸭蛋了，明天读书一定给你煮。伞自己带上，妈没空送你，还有快期末考试了，读书也只能靠你自己努力了。”
“哦。”我应声戴上毛线帽，背上书包，推开那扇厚重的木门。一股凛冽的寒风立时如冰潮般灌涌进来，裹挟着无数细小的冰凌，扎在脸上，生疼。
屋外依旧是灰蒙蒙一片，浓雾如湿冷的棉絮，沉沉包裹着山峦，树木，还有那条熟悉却令人望而生畏的上学小路。我深一脚浅一脚，踏入浓雾与黎明前的黑暗。路面湿滑，布满露水冻结的薄冰和硌脚的碎石。冻僵的脚趾在破旧棉鞋里几无知觉，只能凭本能，在冰冷与黑暗中艰难摸索。
“噗通！”一个趔趄，重心顿失，整个人重重摔在冰冷的泥地上！膝盖狠狠撞上凸起的石块，“哎哟”钻心的剧痛伴着刺骨的寒意瞬间席卷全身。手掌擦过粗砺的地面，火辣辣地疼。书包甩出老远，饭盒发出沉闷的撞击声。冰冷的泥浆迅速浸透膝头的棉裤，寒意直透骨髓。眼泪几乎夺眶而出，不是为皮肉之苦，而是这无休止的跋涉，一次次的跌倒，积攒的委屈与绝望如潮翻涌。
读书五年了，母亲从未真正意义上送过我一次上学，未接过我一回放学，甚至不曾递过一把伞。多少个寒夜，独自蜷缩在昏暗灯下写着张家冲的日记，那晨光似乎总要慢悠悠爬到屋后山顶，才肯吝啬地透出一丝光亮。我挣扎着爬起，用力拍打身上的泥水，抹去眼角那点不争气的温热，捡起书包和饭盒，咬紧牙关，继续朝着被浓雾吞噬的山路尽头，踉跄前行。
日子就这样周而复始着，腊月里，年关的紧迫感便沉甸甸地压在了张家冲的屋檐上，而这份重量，首当其冲地落在了母亲的肩头。空气里弥漫着无声的忙碌，而母亲，就是这忙碌无声的轴心。她心里有一张细密的网，罗列着年前必须完成的桩桩件件，其中最让她上心也最耗心力的，便是煮那一大缸甜酒酿。
煮甜酒酿是个精细活，见母亲做过好多次，更是个体力活。母亲提前七八天就拣出颗粒最饱满圆润的糯米，足足八九斤，用清凉的井水一遍遍淘洗干净，然后浸泡木盆里。清冽的井水温柔地包裹着每一粒米，要足足浸润上七八个时辰，让米粒吸饱水分，变得莹白剔透，用手轻轻一捻便能酥碎。
这期间，母亲每日都要查看几次，换上一两次水，确保米粒始终保持着最佳的活力。
煮米时。母亲将八九斤泡发的糯米倒入木蒸笼，分量着实不轻。母亲费力地抱起沉甸甸的木蒸笼，稳稳架在早已滚沸的铁锅上。蒸汽瞬间汹涌而上，模糊了她的眉眼。她盖上厚实的杉木锅盖，用一块浸湿的旧布仔细地塞紧锅盖与木蒸笼之间的每一丝缝隙，防止宝贵的蒸汽逃逸。灶孔的火需要持续燃烧两三个时辰。
母亲几乎寸步不离，一会儿弯腰向灶孔里添入劈得粗细均匀的干柴，小心地拨弄着，让火头舔舐锅底最均匀的部位；一会儿又直起身，侧耳倾听锅里米粒翻滚蒸腾的细微声响，或是掀开锅盖一角，用筷子迅速戳一下米粒，试探生熟。汗水沿着她微陷的颊边不断滚落，滴在灶台上，瞬间洇开一小团深色的湿痕，又被灶孔散发的热力迅速烤干。蒸腾的热气裹挟着米香，弥漫了整个偏房，也蒸腾着母亲单薄而坚韧的身影。
一上午，糯米终于蒸熟了。母亲揭开锅盖的刹那，浓郁的米香如同实质般扑面而来。一粒粒糯米晶莹剔透，紧紧相依，散发着诱人的光泽和热气。她顾不上烫，用锅铲将滚烫的糯米饭小心地铲进一个早已洗净晾干的木盆里。又拿来蒲扇，对着饭堆用力扇着，让灼人的热气尽快散去。待到糯米饭温热不烫手时，最关键的时刻来临了——拌酒曲。
那包用油纸仔细包裹着酒曲丸子，被母亲珍而重之地取出。她按照记忆中婆婆传授的秘不外宣的比例，将粉末均匀地撒在温热的糯米饭上。接着，拿起一双长长的竹筷，开始耐心而均匀地搅拌。手臂机械地重复着画圈的动作，汗水浸透了她的后背，单薄的衣衫紧贴在嶙峋的肩胛骨上。她必须确保每一粒米都沾上这神奇的“引子”，这关系到甜酒酿最终的成败。搅拌充分后，母亲将拌好的糯米饭在木盆里压实拍平，然后在正中央，用筷尾细心旋出一个深深的酒窝。仿佛为即将到来的发酵预留一个呼吸的孔洞。
最后一道工序是保温发酵。母亲拿来家中最厚实的那件旧棉袄，又抱来一捆干燥松软的稻草。她先用一层干净透气的粗布将整个木盆仔细覆盖包裹起来，如同包裹一个初生的婴孩。然后，在布包外面厚厚地围上一层温暖的稻草，最后，将那件沉重的旧棉袄严严实实地捂盖在最外层。木盆被小心翼翼地安置在偏房冰冷的铁锅中。
此后的几天时间里，这角落成了母亲心头的牵挂。她每天总要抽空去偏房灶边转一转，侧耳倾听布包下是否有了细微的动静，或是用手背隔着厚厚的包裹，试探一下里面的温度是否合宜。她像守护着一个脆弱的秘密，眼神里混合着期待与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甜酒酿的滋味，是年味的序曲，更是她倾注心血，为家人捧出的第一份甜蜜。这份甜蜜能否如期而至，全系于她多日的悉心守护。
甜酒酿的香魂还在偏房悄然酝酿，母亲腊月的劳作曲调已急管繁弦地奏响。偏房里，另一场关乎年味的发酵战役已然打响——煮腊八豆，要做豆豉了。她拣出颗粒饱满的黄豆，同样需要长时间的浸泡，然后在另一口大铁锅里煮至熟透绵软。沥干水分的熟豆被铺展在宽大的竹簸箕里，底下铺一层干稻草，置于避光之处。接下来的日子，需要母亲每日翻动查看，凭经验感知豆子发酵的程度，捕捉那独特醇厚气息的生成。何时该加盐，何时该拌入姜丝、辣椒末，全凭她指尖的触感和鼻息的判断。待到时机成熟，一坛坛色泽乌亮，咸香浓郁的豆豉便封存在陶坛里，成为日后炒腊肉、蒸鱼头、爆炒辣椒时画龙点睛的至味。
紧接着登场的是“猫鱼”——霉豆腐。每年必做的一道美食，母亲会亲自去村口的杂货店挑选出十块质地最硬实的白豆腐，在堂屋通风处晾去部分水汽。簸箕早已洗净，底部均匀地铺上一层散发着阳光气息的干净稻草。豆腐被母亲灵巧的手切成大小均等的八方小块，如同列队的士兵，一块块，一排排，小心翼翼地安放在柔软的稻草床铺上。整个簸箕被稳妥地转移到了家中最阴凉避光的角落，是那个被母亲视为风水宝地的粮仓深处。母亲说，粮仓的环境最是稳妥，不用担心被老鼠偷吃，只需静候一星期，那些洁白的豆腐块上便会悄然萌发出细密如絮的白色菌丝，如同覆盖了一层纯净的初雪。这是发酵成功的标志。
当母亲揭开簸箕上覆盖的纱布，看到那一片毛茸茸可爱的景象时，眼里总会闪过一丝欣慰的光亮。接下来便是关键的调味。她取来一个洁净无油的不锈钢盆，将长满菌丝的豆腐块小心地倾入盆中。淋上小半碗自家酿的米酒，酒香瞬间弥漫。撒入细细的姜丝，足量的粗盐，再豪迈地加入色泽鲜红的辣椒面。母亲的手在盆中轻柔而有力地搅拌着，确保每一块豆腐都均匀地裹上这浓墨重彩的调料外衣。最后，这些滋味丰厚的豆腐块被一块块夹起，紧密地码放进早已洗净沥干的阔口陶坛中。坛口覆上油纸或保鲜膜，再压上沉重的石头，最后注入清凉的井水密封。这坛封存的美味，将在时光的窖藏中，在盐与微生物的共同作用下，滋生出更加醇厚悠长的奇香，成为开春后下饭佐粥的无上妙品。
这还没完。灶房角落里的坛坛罐罐，在母亲的操持下日渐充盈。一坛用粗盐和草木灰精心腌渍的盐鸭蛋，蛋壳上糊着灰黑的泥浆，静待煮熟后那惊艳流油的蛋黄。一坛是金灿灿的玉米面混合着鲜红的辣椒碎和盐粒做成的“剁辣椒粉子”，咸鲜泼辣，拌面条和拌饭最香。另一坛则是饱满红亮的大辣椒，肚子里塞满了用糯米粉、盐和香料调制的馅料，再放入陶坛密封发酵，这便是风味独特的“糯米粉辣椒”，酸辣开胃，糯香袭人。这些坛坛罐罐，无言地排列在灶房一角，如同母亲为家人筑起的抵御贫瘠与寒冬的丰饶堡垒，里面封存的不止是食物，更是年复一年的辛劳与对日子深沉的爱。
火塘上方，那根被烟火熏得乌黑油亮的“梭筒钩”也没闲着。每年一入冬，它悬挂的物件便丰盛起来。三个熏得麻黑的茶皮箩，里面放着这一年采摘的茶叶和各种干菜，还有一条条被冬日山风和烟火精心熏制的腊鱼、腊肉、腊鸭、腊鸡，油润紧实，闪烁着深红或金黄的诱人光泽，沉甸甸地悬垂着。腊肉的油脂偶尔受热融化，滴落在下方火塘的灰烬里，“滋啦”一声，腾起一小股带着浓郁肉香的青烟。梭筒钩承接着这份沉甸甸的丰饶，也默默见证着母亲在灶台与火塘之间穿梭不息的背影。这些腊味，是年夜饭桌上当仁不让的主角，是串起整个正月人情往来的珍贵纽带，更是母亲用整整一年的忙碌，为全家兑换来的富足滋味。
待到村上的小学放寒假，我和姐姐、堂弟像归巢的雀儿扑棱回家，父亲也难得地给叮当作响的铁匠铺落了锁，歇上二十天。过年的气息，随着我们的归来和父亲的停锤，骤然浓郁鲜活起来。
持续几日的太阳天，母亲更忙了。清扫扬尘、拆洗被褥、赶制新衣新鞋、采办零碎年货……她像一只永不停歇的陀螺。一有空父亲执意带母亲上街带回三四挂鞭炮、几筒烟花，一些稀罕的糖果糕点，还有我们三姐弟眼巴巴盼了一年的新衣新鞋。当父亲把几张带着体温的零花钱分到我们各自的小手心时，那短暂的雀跃几乎要冲破张家冲寒冷的空气。
年三十的清晨，下屋三叔家升腾的饭菜香气中开始的。一大家子人围坐，欢声笑语驱散了冬日的清寒。下午的重头戏则转回了我们上屋的灶房。母亲是绝对的主角，我和姐姐随时听从调遣打下手。她系着干净的围裙，在锅灶间指挥若定。蒸锅里热气奔腾，炖钵里浓香四溢，砧板上的刀声密集如雨。母亲总能变戏法般将一道道带着浓浓年味的菜肴端上桌：金黄油亮的蒸腊鱼腊肉拼盘，香气扑鼻的腊味合蒸，象征“年年有余”的红烧水库鱼，软软糯糯的猪蹄，清爽解腻的冬笋炒腊肉，凉拌鸡爪，酸辣莲藕……灶房那张老旧的四方饭桌，被碗碟层层叠叠地铺满，承载着一年的辛劳与期盼。
夜幕，真正的年味在火塘边凝聚。炭火烧得旺旺的，散发着持久的热力。大人们围着另一张方桌，在麻将牌的清脆碰撞声和缭绕的烟雾里守岁，谈论着来年的打算，偶尔夹杂着关于修路摊派一千块的低声叹息。我们几个小的则挤在温暖的木制火桶里，一边放鞭炮，一边烤着冻僵的手脚，眼睛牢牢盯着那台彩电。屏幕里播放着热闹的春节联欢晚会，欢声笑语透过小小的荧屏，洒满了这间被群山环抱的木屋。
屋外是深山里无边的寒夜与寂静，屋内是灯火可亲，暖意融融。母亲难得地闲坐下来，坐在火桶边沿，就着荧屏的光，手里还拿着一件弟弟磨破了袖口的小棉袄，飞针走线地缝补着。火光映亮了她眼底那份看着儿女围坐，一大家族和睦的，无声的满足。
正月里，阳光透过玻璃窗，带着冷意斜斜地照进灶房，在泥地上投下温暖的光斑。铝锅里，母亲煮的甜酒正“咕嘟咕嘟”声，沁甜的米酒香混合着红枣，枸杞的温润气息，丝丝缕缕，充盈了屋子的每一个角落，温柔地包裹着每一个来张家冲的客人。
火塘烧得旺旺的，毕剥作响。一家人围坐，手里捧着粗瓷碗，碗中是琥珀色浮动着洁白糯米小圆子和金黄荷包蛋的甜酒酿，热气袅袅上升。母亲看着我们小口啜饮，露出满足神情的脸，眼角漾开细碎的笑纹。
“来，出个谜给你们猜猜看，”母亲的声音带着甜酒般的温软，“一口井，四个角，中间夹个红啵啵。打一物。”
“好简单啊，不就是“火塘！”吗？”我急忙咽下口中香甜的汤水，抢着回答。眼前立刻浮现出灶房中央那方正的、终年跳跃着温暖火焰的土塘，塘沿四角分明，中央炭火炽红。
母亲笑着点头，又出一个：“上边是毛，下边是毛，中间一颗黑葡萄。请问这是什么？”
姐姐笑嘻嘻地用勺子搅动着碗里的甜酒，眨巴着她那双明亮的眼睛：“是眼睛！上睫毛，下睫毛，中间黑眼珠！”
“对咯。”母亲赞许地摸摸姐姐的头。
母亲又出一道：“用时朝天，不用时朝地，也是打一物。”
我说，“用时朝天？锄头？”
母亲摇头。
姐姐说：“风车？”
弟弟还小根本猜不到。
我和姐姐说了一堆均不是，母亲说那就留个悬念，每天反正要用的。
父亲也来了兴致，放下碗快，黝黑的脸上带着难得的轻松：“我也来一个。竹山下面是木山，木山下面是拱桥，拱桥下面是岩板，岩板下面是水井，水井下面太阳。打一物。”
我和姐姐、弟弟三姐弟几乎同时抬起头，目光越过碗沿升腾的热气，齐刷刷地投向火塘上方，那根被烟火熏染得乌黑发亮，从房顶悬垂而下的坚实木杠。木杠上稳稳地挂着一只巨大的铁钩，铁钩下，正悬吊着那口给我们带来温暖甜酒的铝炉锅。炉锅底下，火塘里熊熊燃烧的火焰，不就是那轮最炽热的太阳吗？
“梭筒钩！”我们异口同声地喊出来，随即爆发出一阵心领神会的哈哈大笑。笑声在温暖的灶房里回荡，撞在乌黑的板壁上，仿佛连屋外凛冽的寒气都被驱散了几分。
轮到爷爷了。老人家最喜欢热闹，爷爷早年常出远门会的可多了，只见他清了清嗓子，放下喝得见了底的甜酒碗，手指习惯性地在竹椅扶手上轻轻叩击，那节奏仿佛是他心中二胡的无声旋律。昏黄跳动的火光映着他沟壑纵横却此刻显得格外平和的脸庞。他浑浊而深邃的目光缓缓扫过我们洋溢着笑容的脸庞，最后落在跳跃的火焰深处，仿佛穿透了时空。
“好，再给你们讲讲那白袍将军薛仁贵的故事……”苍老而悠缓的声音响起，带着安化深山特有的腔调，将那个遥远年代里关于勇猛、饭量、际遇与忠诚的传奇，又一次娓娓道来。
“爷爷，能不能换一个啊？听腻了。”
“这就听腻了啊，大人讲话，小孩子不要插嘴。”
“哦。”
母亲坐在稍外侧的小板凳上，就着温暖的火光，安静地纳着一只厚实的千层底布鞋，偶尔抬起头，望一眼沉浸在故事里的孩子们，再望一眼火光映照下父亲平静的侧脸，最后目光掠过悬挂在梭筒钩上那些沉甸甸的，凝聚着她整个腊月心血的腊味。
她的脸上没有太多表情，只有唇角一抹极淡的弧度，如同火塘里一块烧透了心的炭，无声地散发着恒久的温热。那是一种目睹自己用无数个日夜的辛劳，无数次冰水里的揉搓，无数火塘前的守候，终于换来了此刻满屋暖意与安宁的，深水静流般的慰藉。
屋外，是张家冲亘古的寒山，冬夜的风掠过光秃的树梢，发出呜呜的声响。屋内，火光融融，甜酒的暖香，爷爷苍老的故事，四姐弟满足的笑靥，还有母亲手中那绵长不断的麻线，交织成腊月深处最厚实的屏障，将所有的严寒与不易，都温柔地挡在了这方被梭筒钩守护着的屋檐之外。
这根浸透了烟火，承托着生活重量的木杠，默默悬垂，如同母亲那从不言说却始终坚韧的脊梁，在寂静的岁月里，稳稳地，钩住了整个家的暖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