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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七年的夏天，电视里香港回归的新闻，在村头水库尾口耳相传，这一年我刚好过了十岁生日，站在张家冲的晨雾里。山风似乎悄悄带走了眉宇间的野性，我沉静得像屋冲山岑脚下那潭深水，可这沉静终究只是表象。母亲那把豁了口的铁剪刀，从我记事起，每隔两三月就要在我头上施展威风。“咔嚓咔嚓”声中，青丝飘落，留下个刺猬般的短茬。我成了张家冲最像男娃的女伢，在村小读书时，没少为此挨同班同学的笑话。
空闲时，母亲抱着弟弟总爱翻出那张褪色的相片，指尖轻轻抚过相纸上穿白裙子，在碗柜前踮脚张望的小人儿。“看看，三四岁时多秀气。”她总是这么说，语气里藏着说不清的怅惘。
可她自己，却从不带我去山外的集镇，任我眼巴巴想象货郎担上叮当作响的麦芽糖，还有邻村疯婆子头上扎的花花绿绿的头绳。若不是端午和年节必须翻山越岭去外婆家，我的整个世界，就只是张家冲连绵的山峦，清浅的溪涧，碧绿的一湖库水和屋前那片被磨得发亮的大小禾场坪。
天蒙蒙亮，母亲的声音就会穿透薄薄的厢门柜板：“满姑娘啊，起床了！”我揉着惺忪睡眼，衣服扣子还没系好，母亲已经催促着守在房门口。这天她递过来的不是书包，而是一双沾着泥土的水鞋和一把磨得锃亮的镰刀。
“做么子去？”我嘟着嘴问。
“今朝周六了，你姐在家做饭，你跟我去割红薯藤，弟弟小让他多睡一会。”
“唉——”我的心直往下沉。每年的红薯地是我的噩梦。那些盘根错节的藤蔓下，随时会钻出张牙舞爪的蜈蚣，还有当地人叫作“千脚虫”的可怕虫子。它们密密麻麻的脚像会动的针，听说被咬了要肿好大的包，气味极臭。相比之下，那些只会蹦跶的绿色蚂蚱，慢吞吞的鼻涕虫和总是举着大刀虚张声势的螳螂简直可爱多了。我总是一边机械地割着藤，一边用镰刀尖小心翼翼地拨开叶片，身体时刻准备着向后跳开。
“胆子小，就手脚利索点！”母亲的声音从地垄那头传来，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日头出来前要扎两箩筐回去煮潲。”
红薯藤又长又韧，我小手没割几把就握不住了，打的结歪歪扭扭，松散不堪。母亲大概四看不下去我这笨手笨脚又战战兢兢的样子，打发我把割好的一部分先背回家。这正合我意。我立刻抓起三把红薯藤甩上肩头，几乎被这绿色的重量压弯了腰，拼命拽着往前走。只要不面对那些可怕的虫子，跑多少趟都乐意。我像只欢快的山雀，背着高出头顶的红薯藤在菜园里小跑。路过猪圈时，总要停下来逗逗花母猪：“八戒，八戒，我给你背口粮来了，吃一根吧！”背回堂屋，我总能趁机抱着搪瓷缸猛灌几口凉茶，歇一口气，然后再次冲向那片红薯地里来回打转。
也不知忙了多久，跑得满头大汗，当我背回来三十把红薯藤时，父亲也从外头挑了两担干柴回来了。姐姐已经在火塘边忙活了。十三岁的她，已经出落得比母亲还高出半头，模样十分周正清秀，是个美人胚子。她切菜、生火、淘米，样样麻利。我正准备跟她斗嘴，堂屋响起切割机的“嗡嗡”声，是父亲在切猪草了。他看见母亲又带回来一大箩筐红薯藤，便喊我快去帮忙。
我们父女俩配合着，把长长的藤蔓一截一截喂进飞速旋转的刀口下。瞬间，它们被切得稀碎，带着植物汁液的特殊气味，直接摊在堂屋的泥土地上。接着，我的任务是用撮箕将这些碎藤蔓运往偏房，倒进那口硕大的生铁锅里。母亲垫上两桶山泉水，倒了一撮箕红薯藤，又撒了三升碾得细米。剩下的活儿，她就全打包给了我。我看着红薯藤在巨大的铁锅里慢慢堆成一座湿润的小山。母亲最后蒙上那张已经发黄的透明的塑料薄膜，再盖上那扇厚重得我需要双手才能抬动的杉木锅盖。
灶火“噗”地燃起来了。我蹲在灶台前，一个劲的往里添柴。另一个房间里，姐姐蹲在火塘边，麻利地翻炒着锅里的辣椒。辛辣的烟气弥漫开来，与偏房大铁锅里飘出的红薯藤略带清甜的土腥味混合在一起，辣得人直打喷嚏，也呛得人眼睛发酸。就在这时，睡房的弟弟醒了，找不到母亲，“哇哇哇”的一声哭喊起来。母亲立马脱下围裙，匆忙在水缸边舀水洗了一下手，就小跑着进了睡房，抱出弟弟，轻声哄着，给他穿衣洗脸。她一遍忙活，一边吩咐父亲去劈些大块的木头，叫我赶紧把柴火捡回偏房的灶边。
不到半个时辰，姐姐做的四菜一汤已经摆上方桌，青椒炒腊八豆豉、猪油焖豆角、清炒空心菜、酸辣黄瓜片，还有一海碗白白的黄瓜泥鳅汤，那是父亲昨晚在田沟里摸回来的战利品。
饭后，父亲骑车去铁铺开工了。姐姐负责洗碗和清洗全家人的衣服。而看守灶台，继续煮猪潲的任务，则毫无悬念地落在了我的肩上。这是最磨人的活计，要不停添柴，确保火势不灭，还要时不时用一根粗大的锅铲伸进滚烫的铁锅里翻搅，防止细米煮熟了粘锅。我必须守着这口吞吐着灼热蒸汽的大锅，整整两个时辰。灶房里热得像蒸笼，汗珠顺着鬓角往下淌，身上的罩衣很快就被汗水浸透。我常常趁母亲带着弟弟在屋前禾场坪玩耍不注意时，偷偷溜到门口，贪婪地呼吸几口带着草木清香的空气。有时，我会搭上墙边的木梯，摘一大把树上刚刚红透的李子，靠着门框上边吃边看那只神气的大公鸡带着一群花母鸡在田里悠闲地踱步，看蜻蜓像一架架小飞机，轻盈地停在晾衣绳上。实在无聊透了，就捡根树枝，在泥地上画一个个穿着花裙子的娃娃，给她们编长长的辫子。
柴火“噼啪”作响，灶台里的大火把我的小脸映得通红，也把孤独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土墙上。待猪潲煮到烂熟，我早已成了花脸猫——双手乌黑，鼻尖沾着灶灰，衣襟上蹭满了柴草和泥巴。这也是姐姐老嫌弃我，说我罩衣是全家最难洗干净的原因。
这时，午后的阳光已经变得柔和，斜斜照进灶房，在泥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我跑到水缸边掬水洗脸，冰凉的山泉水激得我打了个哆嗦。
我望着水缸中那个微微晃动的，短发凌乱，满脸水珠的倒影，忽然间，那个被珍藏的，穿着白裙子的形象，与水中这个野小子般的倒影重叠在一起。
那个小孩子，真的和我是一个人吗？这个念头像一条滑腻的泥鳅，突然从心底钻出，又迅速隐没。
远处，传来了堂弟和村里几个伙伴的呼唤声，他们一定又在水塘下边发现了什么好玩的，也许是田坎水沟里游过一群机灵的小鱼，也许是下边湾三叔家地里的甜杆苗长出了红红的高粱穗子，终于可以偷偷砍来解馋了。
可我还不能去。我得用尽力气，把温在灶上的猪潲舀到桶里，然后提到几十步的猪圈去喂那头填不饱的“八戒”。望着禾场坪上空自由飞过的鸟雀，听着渐行渐远的玩伴们的笑声，我扶着门框，轻轻叹了口气。
一个人时，我自有我的热闹。偏房后的空地早晚空闲的时间成了我的练武场。削尖的竹片成了利剑，柔韧的树杈弯成强弓，对着臆想中的敌人呼喝冲杀“嚯嚯嚯…”，招式全是从闪烁的电视屏幕里《天龙八部》、《少林寺》、《达摩祖师》、《江湖恩仇记》等偷学来的。
更多时候，是呼朋引伴，跟着村里男孩子钻入溪沟摸鱼虾，攀上陡坡摘野果，钻进林子砍柴火。山野的气息浸透衣衫，也融进骨血。
不知为什么，这一年二十四岁的小叔没再远走新疆，留在了家里种田做零工。爷爷未曾操心他的婚事，依旧背着那把磨得油亮的二胡，走村串户去说唱他的古话传奇。而古灵精怪的我便有了最忠实的观众；我的小叔。
我煞有介事地拉着堂弟在他面前表演。睡房那扇厚重的木门成了我的“登场口”。我钻进去，窸窸窣窣一阵捣鼓，再猛地推开：有时是披着母亲的旧花布床单，捏着嗓子学戏台上的小姐莲步轻移；有时是脸上抹了锅底灰，戴顶草帽，粗着嗓子吼一段听来的《说唱脸谱》片段；“那一天爷爷领我去把京戏看，看见那舞台上面好多大花脸，红白黄绿蓝颜色油的脸，一边唱一边喊哇呀呀呀，好像炸雷嘁哧咔喳震响在耳边，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叫喳喳……”
有时干脆就是自己胡编乱造的古怪舞步，屁股一扭一扭，引得小叔，还有放下铁锤回家的父亲，在灶台边忙活的母亲，甚至来做客的堂外婆都笑得前仰后合。
笑声之外，是雷打不动的活计。每天上午几乎做着同样的家务，洗衣、扫地、洗碗、剁猪草、喂那几头总也吃不饱的猪……
张家冲地处偏远，偶尔有生人路过喝口水或是水库外面的人有山林在这里来坎柴的，母亲总催我：“满姑娘，胆子放大些，去问问人家要不要喝口水或是热个饭菜？” 可我只想缩回自己那个用想象构筑的世界，捧一本翻卷了边的作文书，或是姐姐从学校带回的《故事会》，在火塘跳动的火光里，安静地沉入别人的悲欢。
等到周日下午，姐姐去镇上寄宿读书。家里便常是我、弟弟、还有下屋堂弟三个小的“称王称霸”。男孩子天生带着一股野马般的躁动，一言不合三人就扭打在一起。
一次在火塘角落用木炭铜炉煮饭，铜锅里的水正咕嘟冒泡，弟弟不知怎的猛一撞，锅盖“哐当”一声砸翻在地，滚烫的水汽裹挟着沸水泼溅出来。三岁的弟弟撕心裂肺的哭嚎瞬间刺破灶房的宁静。恰在这时，母亲背着满满一篓猪草，额发汗湿地跨进门来。眼前是翻倒的锅盖，满地狼藉的水渍和烫得脸上龇牙咧嘴的弟弟。她甚至没容我进门分辨一句，一股无名火“腾”地窜起，顺手抄起火塘边那根细长的竹条，劈头盖脸就抽了下来！
竹条带着凌厉的风声抽在小腿上，火辣辣的痛楚瞬间炸开。这种无妄之灾，委屈像冰冷的潮水，瞬间淹没了喉咙。这不是第一次了！多少次弟弟和堂弟惹的祸，最后挨打的总是我，爷爷喜欢添油加醋，父亲回来也只是轻轻安慰。
唯独母亲真打，一股前所未有的倔强和愤怒猛地顶了上来。我不躲不闪，硬生生受了几下，猛地抬头，死死瞪着母亲，那眼神里烧着的不再是孩童的怯懦，而是被冤枉的火焰和无声的控诉。母亲被我这眼神刺得一怔，手停在半空。
下一刻，我猛地转身，像一头发狂的小兽，冲出灶房，冲出禾场坪，一头扎进了屋后牛栏旁那片植被繁茂的杂木林。泪水终于决堤，混合着奔跑带起的尘土，在脸上冲出泥泞的沟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躲起来！躲得远远的！
傍晚夕阳下山，我在山林间疯跑，荆刺撕扯着裤腿，划出了一道道带血迹的口子也浑然不觉。直到牛栏屋后那片相对平整的背风坡地出现在眼前。这里少有人来，厚厚的落叶铺满地面。一个念头闪电般击中了我：搭个草棚！一个只属于我的地方！
说干就干。回家偷偷拿了一把柴刀，忍下委屈的泪水，四下搜寻。手臂粗的枯枝是最好的梁柱。我使出吃奶的力气，将它们拖过来，深深插进松软的泥土里，两两相对，搭出个歪歪扭扭的三角架子。再找来稍细些的树枝，横七竖八地搭在架子上，算是椽子。最难的是搭屋顶和围档。我钻进更密的林子深处，挥动柴刀，坎下大把大把柔韧的松叶和茂密的蕨类植物，还有带着宽大叶片的桐油叶。我将它们一层层，密密实实地铺盖在椽子上，用棕树叶紧紧绑缚。屋顶厚实些，能挡雨；围挡稀疏些，能透光透气。最后，我抱来大捆干燥的稻草和松软的丝茅草，厚厚地铺在地上，盖上从家里偷拿出来的旧衣服，这便是我的“地毯”了。忙活到夜幕降临，一个低矮，仅容我蜷身钻入的草棚，竟真的在林间空地矗立起来，像大地悄然鼓起的一个倔强的绿色脓包。
我钻进这亲手筑就的堡垒，从怀里摸出偷偷带出来的一小截蜡烛头和一盒打火柴——那是父亲点烟剩下的。擦亮火柴，微弱的火苗跳动起来，橘黄的光晕瞬间填满了这小小的空间，将围挡的草叶纹理映照得清晰而温暖。松针和泥土混合的清香，稻草干燥的气息，还有蜡烛燃烧时那点微不可闻的焦糊味，奇妙地融合在一起，包裹着我。
棚外，风吹过林梢的呜咽，鸟鸣声声，虫鸣阵阵，远处牛栏里大水牛“哞哞哞”低沉的哼唧，都成了安全的背景音。紧绷了大半天的神经，在这片隔绝的宁静里，终于松弛下来。我蜷缩在草堆上，膝盖抵着下巴，听着烛芯燃烧细微的噼啪声，世界仿佛只剩下这一豆光明和满心倔强的安宁。
不知过了多久，一个熟悉又带着焦急的声音穿透了草叶墙壁，由远及近：“满姑娘，在哪里啊！”“杨腾文！回来了！天黑了！外面有野猫哦…” 是母亲，她叫不应会我直呼全名。
我屏住呼吸，躺在草棚里一动不动。脚步声在草屋外停住了。静默了片刻，窸窸窣窣的声音响起，草屋低矮的“门帘”被轻轻拨开。母亲弯着腰，探进头来。摇曳的烛光映着她满是汗水和尘土的脸，眼神复杂，有未消的余怒，有搜寻的疲惫，更有看到我安然无恙后，一丝如释重负的柔软。
她没有立刻呵斥我出来。目光扫过这简陋却显然花了心思的“杰作”，竟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讶异。她沉默地钻了进来，空间顿时显得局促。她在我铺的草堆上坐下，草屋低矮得让她不得不微微佝偻着背。狭小的空间里，只有烛火跳跃，映照着两张沉默而倔强的脸。林间的风似乎也识趣地放轻了脚步。
“藏这么好的地方……倒是会找。” 母亲的声音打破了沉寂，带着一丝沙哑的疲惫，听不出情绪，“哎，铺得还蛮软和，比家里都舒服。”
我抱着膝盖，不看她，也不说话，只盯着那跳动的烛火，仿佛那火焰里藏着所有的答案。
她也没再追问锅盖的事，只是无声地叹了口气。那叹息声很轻，却像一块小石头，投入了我心里那片倔强的冰湖，漾开了一圈微小的涟漪。她伸出手，粗糙的指腹轻轻拂过我小腿上被竹条抽出的红痕。那动作很轻，带着一种笨拙的抚慰。指尖的温热透过薄薄的裤料传来，竟奇异地缓解了那火辣辣的痛感。我们就这样，在烛光摇曳的草屋里，在沉默中达成了某种短暂的和解。她并没有躺下，只是静静地坐了一会儿，感受着这方小天地的静谧，然后起身，拨开草帘，只留下一句：“晚上生露水，锅里留了你的饭菜，记得回屋困啊。” 背影消失在渐浓的暮色里。
那晚，父亲收工很晚，到家已经八点，自然是不允我在这“野地”过夜的。但草屋并未拆除，它像一个隐秘的符号，倔强地留在了牛栏屋后。
有一段时间天气格外好，当母亲和父亲晚上难得被邻里邀去串门打牌，我还是会偷偷溜出，点上我的小蜡烛，躲进这间只属于自己的小草屋。在这里，我摊开姐姐的作文书，就着微弱的光亮，一笔一画地临摹那些工整的方块字；或是摊开皱巴巴的田字格本，写下些只有自己才懂的句子。
烛光跳跃，草影在壁上晃动，山林的气息包裹着我，这是独属于我的，不受打扰的小世界。很长一段时间，它像一枚倔强的种子，在寂静的土壤里，悄然孕育着对文字和远方的懵懂向往。
与母亲的冷战并未因草屋的和解而彻底消融。那次冲突像一根刺，梗在心里。后来她经常气头上那句“有本事莫吃我种的菜”，像针一样扎进了耳朵。哼，不吃就不好，我自己种！谁吃谁是小狗。
目光再一次锁定了屋后瓦上坡一小块向阳的荒地。那里乱石嶙峋，杂草丛生，荆棘盘踞。只要是放了学做完作业，我找来小锄头，一个下午又一个下午地跟那块硬土较劲。锄头柄震得虎口发麻，汗水流进眼睛又涩又痛。搬开顽固的石头，斩断盘虬的草根，一点点将板结的泥土敲碎，耙松。小小的手掌磨出了水泡，水泡破了又结成了硬茧。终于，一块簸箕大的，勉强平整的菜畦被我开垦了出来。我如获至宝。
种子是趁母亲不注意，在碗柜抽屉里从她那个磨得发白，打着补丁的旧布袋里悄悄捻出来的。几粒饱满的白菜籽，几颗圆润的萝卜籽。
待到清明时节，心思又活络起来，觑着空儿，再摸出几粒辣椒籽和那紫得发亮，仿佛蕴藏着夏日滋味的茄子籽。甚至到了谷雨前后，万物萌动，我又软磨硬泡，从爷爷那里讨来了几截手指长短，带着泥土湿气的凉薯藤，还从堂弟家问堂外婆弄到了一小把金贵的甜杆种子。这些，都被我视若珍宝，如同藏起了整个季节的希望。
我学着记忆中母亲的样子，在瓦上坡那块被我开垦出来的小小自留地上，虔诚地劳作。用豁了口的小锄头在松软的泥土里挖出浅浅的小坑，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将不同的种子点进去，再像母亲覆盖一层薄膜，轻轻覆上一层温润的薄土。最后，还得咬着牙，一趟趟从坡下挑来清凉的山泉水，用那只磨得光滑的旧葫芦瓢，均匀地浇透每一寸土地。
从此，这片簸箕大的土地，成了我十岁这一年心尖上最神圣的角落。清晨，露珠还在草叶上滚动，我背着书包出门前，必定要冲上坡看一眼；傍晚，踏着夕阳放学归来，书包都来不及放下，第一件事也是奔向我的菜畦。我蹲在那里，眼睛几乎要贴到泥土上，观察那深褐色的肌理是否有了变化，焦灼地期盼着哪一刻会有嫩绿的芽尖，怯生生地顶破这层沉默的束缚。
终于，在一个被夜雨洗净的格外清透的早晨，奇迹发生了！褐色的土面上，赫然冒出几点怯生生的嫩黄！是白菜苗！它们像初生的婴儿，带着懵懂的勇气探出头来。紧接着，萝卜苗也钻出来了，顶着两片豆瓣似的子叶，憨态可掬。我又学着母亲的样子，小心地掀开薄膜施上一点沤好的农家肥，它们便铆足了劲向上长，叶子变得油绿舒展。
夏去秋来，一直到深冬下雪的日子，菜畦上覆着薄雪，还清晰地印着野兔子偷偷造访的脚印，“可恶！每一回种菜又来偷袭，等着，让我爸爸晚上来捉你…”这些小贼被我臭骂无数次，还真被父亲捉到了两只麻兔子，放在笼子里养了几日，野兔咬断了铁丝越了狱，后来又被父亲找到巢穴给逮回来成了一道美味的盘中餐。
第二年春，万物复苏，开始春耕播种了，谷雨一过轮到辣椒和茄子登场了。它们的芽纤细柔弱得多，仿佛一阵稍大的风就能吹折，更需要我加倍精心的呵护。我像守护睡房那些易碎的瓷器一样，为它们挡风，拔去周围的杂草。只要有一点点变化，正和我的贪玩一样都会写进我的日记里。
功夫不负有心人，它们终于颤巍巍地挺立起来，在夏日的阳光下，骄傲地挂上了小小的青辣椒和泛着紫玉光泽的茄子雏形。
凉薯藤一旦扎稳了根，就沿着我早早为它们插好的细竹棍，欢快地向上攀爬缠绕，织出一片绿荫。甜杆也不甘落后，抽出了细长翠绿的叶子，在微风中沙沙作响。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和秘而不宣的欢喜，充盈着我的心田。
这就是我的土地啊！是我一锄一锄开垦，一瓢一瓢浇灌出来的收成！浇水、拔草、捉虫……我做得格外虔诚用心，仿佛每一滴汗水，都是在无声地回应母亲那句气头上的话，是在倔强地证明着什么。
然而，当那片小小的绿意日渐蓬勃，白菜开始羞涩地包心，萝卜悄悄拱出了红润结实的脑袋，辣椒和茄子也一天天饱满起来，显露出诱人的形状时，母亲早已不动声色地“造访”过我的小天地了。有时是清晨我上学后，她顺手摘下几片最水灵的白菜嫩叶，丢进翻滚的汤锅里；有时是傍晚我归家前，她利落地拔出一个红皮萝卜，洗净切片，准备晚餐的肉片炒萝卜丝或是酸萝卜。她动作总是那么快，那么自然，仿佛只是从自家的园子里取用寻常之物。
等我兴冲冲地跑去查看，发现“失窃”的痕迹，气鼓鼓地跑去质问，母亲也只是从火塘前抬起沾着柴灰的脸，淡淡地瞥我一眼，手里的活计丝毫不停：“长在地里，风吹日晒雨淋的，我帮你收了，省得你小小年纪读了书还要操心这个。”那语气，那神情，平静得理所当然，理直气壮得让我胸口发闷，却又哑口无言。一种带着对抗意味的默契，在母女间无声地流淌。我依旧执着地守护着我的菜畦，像守护一个不容侵犯的秘密王国；而她，依旧会在我视线之外，如同巡视自己的领地般，“顺手”带走属于她认为该属于这个家庭的一部分收获。那句哽在喉咙深处的“对不起”，像一块顽固的鹅卵石，沉甸甸地压着，始终没能滚落出来。或许，在母亲根深蒂固的观念里，土地里生长出的一切，本就流淌着一家人的汗水，滋养着一家人的肠胃，血脉相连，何须分得那么清你我？而在我那颗敏感又倔强的心里，这方寸之地，却是第一次用稚嫩的双手向大山宣告的独立，是心灵深处不容践踏的疆域证明。
母亲的日子，却从未因我的这点小心思或小收获而有丝毫改变。它依旧是张家冲千百年来沉重的轮回。常常是窗外的天光还混沌未明，连第一声鸡啼都未响起，她便已窸窣着起身。火塘里埋着的火种被拨亮，映着她朦胧而疲惫的侧影。匆匆对付几口隔夜饭食，她便扛起那把磨得锃亮的锄头，踩着冰凉的露水，走向薄雾笼罩的田野。
挖土、施肥、除草、插秧、收割……三姊妹衣服破了缝上，无穷无尽的农活，如同坚韧又冰冷的藤蔓，死死缠绕着她单薄的身躯，勒进她的骨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榨取着她每一分气力。
家里的鸡鸭，是清晨放出的信号弹。她打开笼子门，它们便扑棱着翅膀，欢叫着涌向禾场坪、菜园坡，在泥土和草丛间撒欢觅食。而到了傍晚太阳落山，炊烟袅袅升起时，她又得站在门口，一声声悠长地呼唤，将它们从四面八方聚拢，一只只点数着赶回那个飘散着禽类气息的笼舍。放牛更是雷打不动的日课。她牵着那头温顺却沉重的大水牛，沿着那几条被牛蹄和人脚踩踏得发亮，熟悉得闭眼也能走的山径，走向青草最为丰茂的几处坡地。看着牛儿悠闲地啃食，她或许能短暂地喘口气，但目光却总在逡巡着四周可用的资源。
归途时，她的臂弯里，除了要抱着弟弟，永远沉甸甸地挎着一大把顺路割回的，带着青草汁液清香的猪草，或是肩上压着一大捆坚韧耐烧的干柴。
夕阳将她瘦削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印在崎岖的山路上，像一张时刻被生活蓄满了重量的弓。她的腰背，在经年累月的重压下，早已习惯性地向前微弯，仿佛那无形的担子从未卸下过。时光和辛劳，在她身上无声地雕刻着痕迹，将曾经可能也有过的轻盈，深深埋进了这片沉默而厚重的土地里。
然而，这沉重劳作的底色下，也藏着母亲不为人知的柔软。她爱花，尤其钟爱指甲花。
不知何时起，禾场坪的边缘，已被我和姐姐见缝插针地种满了各色指甲花，还有篱笆墙上开的茂盛的牵牛花。好几个春日，一丛丛指甲花轰轰烈烈地绽放，粉的娇嫩，红的浓烈，白的素雅，黄的明媚，将原本单调的禾场坪点缀得生机盎然。母亲在繁重的劳作间隙，会难得地停下脚步，像个羞怯的小女孩，悄悄蹲到花丛深处。她并不采摘，只是静静地看。看毛茸茸的蜜蜂嗡嗡地钻进鹅黄的花蕊，看斑斓的蝴蝶轻盈地掠过层层花瓣，看红蜻蜓颤巍巍地停在带刺的枝条上。阳光透过花瓣，在她疲惫却专注的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那一刻，她眼中映着花朵的鲜妍和飞虫的灵动，仿佛暂时忘却了肩上的重担，周身散发出一种近乎虔诚的宁静。这片由女儿们无心插柳造就的小小花海，成了她沉重喘息中，悄然汲取的一口甜美氧气。
她也爱钓鱼。这爱好在划仑水库农妇中颇为少见。碰上难得的闲暇，或是心中郁结难舒时，她会招呼我：“满姑娘，拿家什，钓鱼去！” 我便雀跃着跟她和弟弟来到划仑水库的僻静湾汊。看她利落地砍下一根笔直细韧的水竹子，刮去青皮，系上结实的尼龙线，绑上泡沫小块，小小螺丝，挂上鱼钩。然后，我们在湿润的牛粪中挖开泥土，寻找扭动的蚯蚓。她动作娴熟地将蚯蚓穿在鱼钩上，甩竿，银亮的鱼线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咚”地一声轻响，没入碧波之中。她提着小桶，在岸边寻块平整的石头坐下，目光沉静地注视着水面浮标的细微动静。一座便是一两个时辰，山风拂过水面，带来湿润的凉意，也拂动她额前汗湿的碎发。
水波粼粼，泡沫浮标偶尔轻颤，牵动着凝神的目光。在这漫长的等待与寂静的守候里，母亲会轻声给我讲古。讲得最多的，是安化这片土地上走出去的一代名臣陶澍。
她的讲述带着乡土的朴素和由衷的敬仰：“……陶大人啊，小时候家里也穷，放牛娃出身。可他肯读书，有骨气！后来当了朝廷的大官，管盐务，修了水利，替老百姓做了数不清的好事！他清正廉明，连皇帝都敬重……” 母亲的语调不高，却字字清晰，仿佛要将这位乡贤的丰功伟绩和铮铮风骨，连同这水库的清风碧波，一起刻进我的心里。
夕阳的金辉铺满水面，也将母亲沉静的侧影镀上了一层柔和的光晕。那根简陋的水竹鱼竿，那桶里偶尔收获的一两条银鳞闪烁的小鱼，都成了记忆里最温润的琥珀，封存着母亲疲惫身躯里，那份对山外世界、对历史风烟的遥远眺望，以及一个母亲，在生活的重压下，试图传递给女儿的最朴素的荣光与期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