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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惊蛰已过，暑意却仍在山坳间盘桓。细雨如织，密密地罩住张家冲起伏的山峦，空气里浮动着泥土与草木蒸腾出的湿热。
泥泞的山路上，几个学生娃踩着凉鞋往家走。八岁的弟弟也在其中。他是这一批五个女孩、九个男孩里最不爱说话的一个，可一到水库坝口，便像回了水的鱼，和同伴们追跑打闹起来，欢叫声绕过半个水面，惊起几只白鹭。
母亲的身影，总在这样的雨天里穿梭。她戴斗笠，披一块洗得发白的尼龙布，时而俯身割猪草，镰刀划过青草的声响清脆而熟练；时而牵出老水牛，慢慢走过田坎，看它低头吃草，眼神温和得像在看一位老友。她不时直起身，望一望路口——不是在等我们放学，就是在盼父亲收工。
弟弟虽才八岁，却已懂得母亲的辛苦。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却没有一点娇贵。一放学回到家，他就成了母亲的小帮手：扫地、喂鸡、把晒好的干柴捆起来码到墙角。有时母亲在偏房灶台前做饭，他就坐在灶膛前添柴，火光映着他安静的小脸。
“妈，我去捉鱼了。”遇上雨小的傍晚，他也会拎起墙壁上那只小撮箕，那是姐姐们用旧了留给他的。
“好，早些回来，”母亲从灶台边抬头，“莫走太深，不要到水库深水区。”
他应一声，就小跑着往水库下方的溪水沟去。那儿水不深，清澈见底，有时候能见到小鱼群游过。我和姐姐早教会他如何用簸箕拦鱼，如何静悄悄地等，如何猛地抬手。他蹲在石头上，一动不动，像只守候的野鸭子。
偶尔真能捞到几指宽的小鱼，他就高高兴兴地拎回家。母亲不说话，只摸摸他的头，当晚的餐桌上便会多出一碗飘着姜丝和葱花的鱼汤。
父亲回来时，一身泥水，看到弟弟放在盆里养着的几条小鱼，疲惫的脸上也会露出笑意。我们围坐在昏黄的灯下吃饭，屋外雨声渐密，屋内却有了一种风雨吹不散的暖和。
母亲不大夸我们，她总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可我知道，她看着我带着弟弟去溪边，看着弟弟一天天变得懂事能干，眼里是有光的。
这条山路修通之后，张家冲变了很多。可有些东西始终没变，比如雨天的炊烟，比如母亲等待的身影，比如一个八岁男孩在溪水边安静的守候，和他提回来的，那半篓清浅的欢喜。
这年我十二岁，在羊角塘大岩完小读六年级。山风与日头早已将我打磨得黝黑粗粝，形貌活脱是个野性的假小子，常被水库外村的陌生人误认作男娃。
可这副皮囊里藏着的，却是一颗渐渐被文字蛊惑得日夜不宁的心。那些方块字，像深山里最诱人的野果，我总想去采撷。家里黑屋与堂屋的木板壁，成了我最初的宣纸。柱子上贴满歪歪扭扭的涂鸦诗行，还有姐姐教我的《前出塞》——“挽弓当挽强！”我昂首挺胸，向前两步；“用箭当用长！”右手一挥，袖口生风；“射人先射马！”一个拉弓射箭的架势；“擒贼先擒王！”最后躬身揖礼，气贯长虹。
母亲见我痴迷，常放下活计，打开她储藏的学识细细讲给我听。她总会说起在马迹塘镇求学的旧事，那些岁月从她唇齿间流淌出来，带着微光。堂伯父是邻村校长，每次来张家冲看爷爷，总在我那些墨迹前驻足，时而点头，时而用红笔轻轻圈点。这时母亲眼底的笑意，便如夏日雨后涨起的溪水，无声漫溢。
不知何时起，那方寸棋盘也成了我的疆场。领我入门的是堂外公。暖烘烘的灶房里，小小方桌挤着我和堂弟，还有村里的熊哥、王泰。只要各家忙完农活，我们就杀作一团。
“嘿！扁日字！别动我的车啊！”熊哥一把按住我要抽走的棋子。
“谁说的？马走日，象飞田，车炮一条线！”我梗着脖子不服。
堂弟眯着眼睛笑：“马还能别腿吃子？”
“咋了？我就要这么走！”王泰耍起赖来。
“不是不是，你错了！你的兵挡着道呢！”
“将军！龙炮将军！哈哈哈你没路了，死棋！”
“不行不行，悔一步！就一步！”
我们这群山里的野孩子，把楚河汉界搅得烽烟四起。堂弟鬼精，常走出神鬼莫测的妙手。有一回他双炮叠将，把我们全看傻了。
“这、这算什么招？”熊哥挠头。
“嘿嘿，这叫双龙戏珠！”堂弟得意洋洋。
唯独我骨子里刻着不服输的执拗。输一局便立刻摆子再战，屡战屡败，仍执着地拍下那枚“再来”的棋子。有次从午后战到黄昏，连输十七局，直到母亲在灶前喊：“再不下桌，晚饭都喂猪了！”我才不情愿地收手。
窗外山雀常被我们突如其来的呼喝惊得扑棱棱飞走，留下几片仓皇的羽毛。夕阳透过木窗，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交错在斑驳的土墙上，像另一盘未下完的棋。
两家火塘边，永远有爷爷的专属位置。无论冬夏，他总是坐在那张被岁月磨得发亮的竹椅上，旱烟袋在指间明灭，烟雾缭绕中，看着我们这群孙辈在堂屋里追逐嬉闹，偶尔无奈地摇摇头。
懵懂中的我，正是坐不住的年纪。爷爷心中有个执念，执意要教我拉二胡。他说，杨家的子孙，总要有人懂得这门技艺。
他将那把珍藏的檀木二胡递到我手中，手把手地教我持琴的姿势。可我的十指总是不听使唤，琴弓在弦上拉出的声音干涩刺耳，如同公鸭嘶鸣。爷爷耐心地示范，用浓重的安化乡音一字一顿地念着：“哆、来、咪、发、梭、拉、西……”那些音符在他口中读出来带着泥土的厚重，在我听来却遥远而陌生。
母亲常在一旁温言鼓励，说我一定能学会。可我知道，那弦上的音律于我，始终隔着一座看不见的山，坚持不到三分钟就溜了。
在那些烤火的夜晚，爷爷偶尔会谈起他的四个儿子们。他说我父亲悟性最浅，一首《梅花三弄》学了五年，至今仍拉得磕磕绊绊。我一度以为父亲是不会拉二胡的，直到后来听见他在月夜里独自练习，琴声断续却执着。
小叔天赋最高，笛子、箫、口琴、二胡，到他手中都能成调，可惜读书少，学得不深，否则定是村里数一数二的才子。大伯和三叔的技艺在伯仲之间，只是他们的调子总是不够稳，时而急促，时而拖沓。
最终孙辈里，传承爷爷琴艺的是堂哥。那个暑假，堂哥与爷爷同吃同住，日夜研习。我常看见他们坐在院里的梨树下，一个教得认真，一个学得专注。而我和堂弟这两块“朽木”，终究没能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我们的兴趣转向了别处。有一次在追逐打闹中，不慎摔坏了爷爷的琴和一把他用了多年的鹰毛蒲扇。惊慌之后，我们决定自己制作一把二胡赔给他。
爷爷的工具箱里材料齐全：珍贵的蟒皮、柔韧的马尾弦、镂空的琴筒、温润的松香、细韧的千金线。我们凭着记忆中的样子，花了半天时间，竟然真的组装出一把像模像样的二胡。为了配齐鹰毛，还特意跑到屋冲的大树上掏了老鹰窝。
爷爷回来后竟未察觉异样，只是习惯性地调了调音，自言自语道：“这琴，倒比先前更趁手了。”我和堂弟躲在门外，捂着嘴偷笑，那份得意至今难忘。
见我实在对二胡提不起兴趣，爷爷便换了教导的方式。
从此，他上山采药时，身后就多了个小尾巴。我们沿着牛气冲溪涧行走，在屋冲的密林深处穿行。他指着路边的草木一一讲解：这是车前草，可以凉血解毒；这是何首乌，能够润肠通便；那是金钩藤，清热平肝，可以摘去药铺换钱；还有三七，专治活血散瘀。
他的手指粗糙如树皮，按在草药上却轻柔准确。他教我辨认络石藤、重楼、七叶一枝花，告诉我哪些治风寒，哪些疗外伤。更难得的是，他传授我推拿的手法，将那些看不见的经络穴位指给我看。
母亲常年头痛，每到收割时节便腰肌劳损，成了我最好的“医案”。我的指尖寻着她的穴位，一步一步揉按下去，竟真的能缓解她的疼痛。爷爷说，我在这方面的悟性，像极了我父亲，还有些力道。
他倾囊相授：如何用推拿缓解落枕的僵硬，怎样驱散腹痛的寒气，掐哪个穴位能止住牙疼，用哪些草药可以退烧止血。每当村里有人急匆匆地来找爷爷，我便成了最积极的小药童，背起竹篓，攥紧药锄，紧跟着他的脚步。划仑山的每一条小径，都留下了我们爷孙的足迹。
爷爷在村里的威望，不仅来自他的医术，更因为他仗义疏阔的性情。最让人叹服的是他卜卦寻物的本事。谁家丢了鸡鸭牛羊，他掐指一算，总能说出个大概方位。
记得有一次，楠有沟的彩绮婶丢了钥匙，急得团团转。爷爷起了一个数字，沉吟片刻，断定钥匙在灶台旁的柴堆里。彩绮婶半信半疑地回去找，果然找到了。第二天，她提着一袋白糖和芝麻来道谢，爷爷却摆摆手，只收下了那份心意。
遇着乡人说撞了邪祟，爷爷从不装神弄鬼，而是仔细询问情况，往往发现是受了风寒或是心结难解。他用草药调理，用言语开导，事情也就化解了。谁家要起新房、办喜事、送老人，看日子、勘风水，都非要请爷爷到场不可。
在这些行走山野的日子里，我渐渐看到了爷爷的另一面。
他熟知每一座山头的脾性，晓得哪片坡地的草药长得最好，知道什么时节采什么药最是适宜。他走路不紧不慢，却能从清晨走到日暮，仿佛不知疲倦。他的背篓里除了草药，总放着干粮和水，遇见需要帮助的人，就会停下来。
又一次，我们遇见一个采药时扭伤脚踝的外村人，爷爷二话不说，蹲下身为他推拿敷药，又砍来树枝做成拐杖。那人要付钱，爷爷只是摇摇头：“山里的规矩，帮人是本分。”
如今回想，爷爷就像划仑山的一部分，沉默，深厚，蕴藏着不为人知的智慧。他不懂得什么大道理，却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片土地和生活在上面的人们。
那把二胡还挂在老屋的墙上，琴身上的蟒皮已经松弛，再拉不出完整的曲调。可每当我看见它，就会想起爷爷坐在火塘边的身影，想起他教我的那些草木之名，想起他说的：“人这一生，总要会点什么，不管是音律还是草药，能帮到人，就是好的。”
这年冬天，村口通往镇上的公路开始铺设柏油。施工的围挡截断了往日熟悉的大路，我们去镇里上学不得不改走那条更远，人迹罕至的毛山路。
临行前一夜，细雨夹着雪粒轻轻敲打着窗棂。母亲在昏黄的煤油灯下为我整理行装，将干净的衣物一件件叠进布袋。她的动作很慢，手指不时抚过布料上的褶皱，仿佛这样就能抚平内心的不安。
“明天一定要跟着楠有沟的雄哥走，你没有走过那条山路，千万别落单。”母亲的声音很轻，却字字清晰，“这一去又是一个星期，我给你准备了几根甜杆和黄瓜。路上露水重，记得带根棍子，既能探路，也能防蛇，还能拨开蜘蛛网。”
“好，”
我看着她被灯光柔化的侧脸，忽然发现几缕白发不知何时已悄然爬上了她的鬓角。那一刻，心里突然涌起一种说不清的酸楚，恨不得立刻告诉她我不去了。可我知道，这句话永远不能说出口。
清晨的山路在雨雪的浸泡下变成了黏稠的泥沼。雄哥走在最前面，他比我们大一岁，在镇中学读初一。我和小学同桌杨枫林紧随其后，三个半大的孩子在这条蜿蜒的山路上艰难前行。
甜杆的汁水在口中弥漫开清甜，却丝毫缓解不了脚底传来的刺痛。从划仑水库出发，要穿过整个山溪村，再翻越那座仿佛直达云端的天井山，途经一座荒废的庙宇，全程将近三十公里。胶鞋每一次从泥泞中拔出都异常沉重，裤腿早已湿透，紧紧贴在皮肤上，传来刺骨的冰凉。
“小心！”雄哥回头提醒，话音未落，我已经一个趔趄摔倒在泥地里。手掌撑在冰冷的泥浆中，刺骨的寒意直窜心头。杨枫林赶紧把我拉起来，我们相视苦笑，继续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挪。
山路似乎永无尽头。四个多小时的跋涉后，我们竟走错了一段路，不得不折返重寻。脚底的水泡在每一次落地时都传来钻心的疼痛，我开始在心里默默数着自己的步子，数到一百，再重新开始。这成了支撑我继续前行的唯一方式。
这个时候当学校的轮廓终于出现在视野中时，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望着那片熟悉的屋瓦，一股难以名状的情绪猛地攫住了我。那不仅仅是抵达终点的释然，更像是一道积蓄已久的力量，终于冲破了所有阻碍。
身体疲惫到了极点，灵魂却轻盈得仿佛要飘起来。那些沉淀在岁月里的片段，火塘里松柴燃烧的香气，母亲在灯下讲故事时温柔的侧影，爷爷身上混合着草药与泥土的气息，三叔家下棋时棋子落盘的脆响，外婆在张家冲打麻将时的笑语，甚至爷爷那把二胡咿咿呀呀的调子等，所有这一切，都在这个瞬间汹涌而来，在脚底水泡的刺痛中激烈地碰撞与融合。
宿舍的熄灯号早已响过。我蜷在冰冷的被窝里，浑身的酸痛一阵阵袭来，胸腔里却有什么在灼烧。悄悄拧亮手电筒，昏黄的光圈落在新日记本的扉页上。
笔尖摩擦纸页的沙沙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我写下雨雪中母亲瘦削的背影，写天井山脊上回望时那个在雨雾中渺小的张家冲，写堂弟下棋时狡黠的眼神，写父亲打铁时铿锵的节奏，写爷爷采药时灵巧的手指，写雄哥沾满泥点的憨厚笑脸，写赛军哥哥猝然逝去带来的震动……
字迹时而急促，时而滞涩，仿佛不是我在书写，而是那些记忆自己要挣脱出来。手电的光晕在墙上投下摇曳的影子，像一个沉默的见证者。
第二天，当晨曦透过教室的窗棂，在青灰色的天光中，厚厚的大半本日记已被填满。指尖因长时间的紧握而僵硬，未干的墨迹散发着新鲜的气息。
轻轻合上日记本，抚摸着微微凸起的纸页，一种前所未有的笃定在心底沉淀下来。这歪歪扭扭却炽热的字迹，终于为我指明了一条清晰的路，一条属于文字，也必将属于我的路。
老师在堂上讲课，我撑着下巴，望向窗外，雨水不知何时停了，湿润的世界一片静谧，仿佛在静静等待着什么。而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永远地改变了。那个在深夜里与文字相遇的少年，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