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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的秋末，我们家从张家冲的老屋搬到了康桃湾。搬家之后，母亲的日子起了变化。每次通电话，她的话变多了，声音里带着笑意。她说起新家的种种，语气是平稳的，透着一股安心。
新房子靠近村里的路。门前有一条泥巴路，沿着划仑溪水，走不到两公里就能接上乡道。还有一条水泥路，直通村口。这里常有人经过，不像从前住在山坳里那么安静。父亲在偏屋旁边盖了猪圈，母亲养了两头黑土猪。她在屋前整出一片菜地，按季节种上不同的菜。
闲下来的时候，母亲会走出家门，渐渐认识了附近的妇女。其中有每天接送孙子上学的奶奶，有退休回乡的小学老师，有小卖部的老板娘，有每周从城里回来照顾老人的中年女人，也有在附近工厂做零工的女工。她们对母亲很友善，说话实在，没有虚套。没过多久，母亲就被邀去加入了塘湖田的舞蹈队。
舞蹈队有十二个人，备了好几套统一的衣服，红的，绿的，黄的，带花的。这些衣服成了母亲生活中新鲜的物件。她不再是张家冲那个守着几亩田、几间老屋的沉默妇人。如今每到傍晚，她也是禾场坪上队伍里的一员了。
记得有一次，我从郴州开车回来，路上花了六七个小时。车里装满了当地的杨梅、水蜜桃和李子。母亲知道我要回来，一大早就打电话告诉了左邻右舍。我的车还没进村，她就一路打电话问到了哪里。等我快到家时，屋前已经聚了不少妇女和孩子，大家脸上都是好奇和期待。
“来，都喝茶。”母亲忙前忙后，给每个人泡了芝麻茶，又亲手做了擂茶。她还特地去菜园现摘了一篮玉米，煮好了分给大家。那时候，她脸上一直带着笑，那是我以前不常看见的神情。等我的车停稳，大家分到了乌梅、李子、水蜜桃，个个脸上都有了笑容，院子里顿时热闹起来。有位伯娘一时兴起，在禾场坪上跳起了她们新学的舞步，喊道：“老姐妹们，吃也吃了，一起来活动活动，排一排最近学的《相约快乐》。”
“来了来了。”
“站好队形啊……”
我和男友坐在一边，成了临时的观众。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母亲跳舞。她站在第二排中间，动作不算很熟练，但跳得轻巧，也很认真。领队的慕伯娘后来告诉我，母亲学得很快，从不缺席排练，还常常被表扬。
我站在人群外面看着，不停地给母亲鼓掌，朝她竖起大拇指。心里忽然涌起一阵复杂的滋味，有点酸，又觉得安慰。我想，如果我们家能早几年从划仑水库里面搬出来，母亲也许就不会累得像陀螺一样整天转个不停，不会因为过度劳累而大出血，不会失去那个短暂来到世上的妹妹，也不会得冠心病。再或许，父亲每天去村口打铁，也不必走那么长的山路，晚上一个人在家也不会害怕。
现在住在康桃湾，离村口骑车子只要三四分钟。想买什么，村口小店东西齐全。偶尔还有流动卖货的车子经过，喇叭声由远及近，带来各种日用品和新奇玩意儿。母亲的话渐渐多了，和人交谈时，眼睛里有光亮。村里人这才知道，这个打铁匠的妻子原来读过不少书，待人热情，说话也有条理。她把新房子收拾得干净明亮，地面拖得发亮。即便有时候身体不太舒服，见到客人来，也总是客气地倒上一碗芝麻茶。如果赶上饭点，一定会留人吃一顿简单的家常饭。
很自然地，她也开始在意穿着了。衣柜里添了几件颜色鲜亮的衣服，鞋柜里也不再只有布鞋和干农活穿的胶鞋。有时候她会在电话里跟我仔细描述想要的衣服样子或者鞋跟高度，让我帮她从网上买。她说，现在经常要出门，不能穿得太马虎，颜色太暗别人看了会觉得不好看。她还在院前种了花，有指甲花、鸡冠花、月季，一丛一丛地开着。她让我在新家的菜园子边上划出一小块地，专门种上我从郴州带回来的果树。有两种不同口味的桃树，三种不同月份成熟的李子树，还有能结大果子的枇杷树，以及金桔树和红枣树。她说，等这一院的果树开花结果，就能摘下来分给邻居们尝尝。
父亲似乎也因为这次搬家轻松了一些。每天收工回来，如果吃了饭天还早，他会洗个澡，换上干净衣服，带母亲去附近人家坐坐，偶尔打打牌。这几年，村里流行买码报，几乎家家都有人参与，我父母也不例外。我一直不太赞成，劝过几次。他们当面答应着，背地里还是会偷偷买。输的时候多，赢的时候少，但他们好像并不十分在意。我想，或许是现在的日子过得比以前舒心，手头也宽裕了一些，这点小输小赢，在他们看来，不过是生活里的一点盼头。
更让我意外的是，母亲渐渐愿意和别人说起我们三姐弟的事。谁读书聪明，谁在城里工作，谁做饭好吃，这些她都会提。村里人爱打听，也爱传闲话，但母亲从来不把我们的事当成“家丑”，反而坦然而平静地和人分享。有时候我回家，会有不认识的婶子拉着我说：“你就是文文啊，你妈妈常说起你，说你在外面能干，又孝顺。”我这才明白，我们在外面的生活，成了母亲和邻居交往时的话题，甚至成了她心里一点小小的骄傲。我不再去劝她什么了，只要她身体没事，心情舒畅，就比什么都好。
现在的她，不再是那个被困在山坳里、只顾埋头干活的妇人。她有了自己的圈子，有了被人需要、被人认可的快乐。她会在电话里告诉我，今天又学了新舞步，明天要去谁家喝喜酒，后天约好了和几个姐妹一起去赶集。她的生活被具体而温暖的人情填满，被一日三餐之外的琐碎快乐充实。
我知道，她终于在这个叫康桃湾的地方，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她不再只是“铁匠的老婆”，而是塘湖田舞蹈队里认真的学员，是邻居口中热情周到的高材生，是子女在外却依然把日子过得热闹明白的母亲。她的这些变化，不是刻意做出来的，而像细雨渗进泥土，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新房子的院子里，桃树已经开了两次花，李树也结过一回果子了。每年夏天，我们还是会从郴州带水果回来，但母亲不再需要急切地叫邻居们来吃。如今平时的来往已经足够频繁，谁家做了好吃的，总会端一碗过来；谁家孩子考上学校，母亲也会包个红包去贺喜。生活在这里，成了一张绵密而踏实的人情网，而母亲，已经是网中稳妥的一个结。
偶尔，我还会想起张家冲老屋的冷清和辛劳，想起母亲曾经因为劳累而苍白的脸。现在看她站在禾场坪上，穿着我给她买的新衣服，和一群年纪相仿的妇人说笑跳舞，我才真正明白，环境对人的影响，原来可以这么大。它不声张，不强迫，只是静静提供一片土壤，让每个生命按自己的方式重新生长。
父亲还是每天去村口打铁，火星四溅里，他的背已经有点弯了。但现在他收工后，会顺路带回一块五花肉、一条鱼、两块豆腐，或者母亲爱吃的雪花糕。只要是母亲交代的，他都会一一照办。吃过晚饭，如果天气好，两个人会一起走到村口小卖部门口坐坐，看看来往的人，听听远近的新闻。
母亲的前半生，大半时间都在为家庭、为子女忙碌。直到搬来康桃湾，她才真正开始为自己生活，学跳舞，交朋友，打理院子，甚至敢于说出自己对美的喜好。这些变化，看起来不大，但对她说，却是一场安静的转变。
我知道，她从来没有忘记过去那些艰难的日子，只是她选择了向前看。在康桃湾的日光月色里，她一天一天地舒展着。我们三姐弟在外面奔波的时候，想到母亲现在的生活，心里就多了几分踏实。她不再是我们记忆里那个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母亲，而成了一个能把平凡日子过出滋味来的、具体的“人”。这大概就是我们所能盼望的，最好的晚年。
可是人这一生，哪能总是一帆风顺、波澜不惊呢？在郴州资兴市区经营店铺的那五年，时光好似被一只无形的手悄然拨快，每一天都像被上了发条的钟表，精准又机械地重复着一种近乎透支生命的循环，我在创业的浪潮里奋力挣扎。
清晨六点半，整座城市还裹在薄雾与晨曦交织的朦胧睡意中，我已匆匆拉起卷闸门。店内，我仔细清点货源，认真核对安装订单，把安装所需的每一件工具和材料都准备得妥妥当当。每一个动作，都饱含着对生意的期待；每一个细节，都关乎后续工作的顺利推进。
白日里，行程被安排得满满当当，没有一丝缝隙。我马不停蹄地走访新楼盘，在尚未开发的区域里寻找潜在客户；又回访老小区，维系着往日积累下的人脉关系。市区的大街小巷，每个角落都留下了我的足迹，我还常常驱车下乡，精心策划促销活动。从活动创意的构思，到图纸的精心设计；从活动现场的执行，到安装全程的监督；再到最后的账目核算，甚至日常的饮食起居，几乎所有环节都由我一人承担。直到深夜，当城市渐渐沉入梦乡，星月高悬在夜空，我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回家。
最耗费心神的，当属与客户反复推敲CAD图纸。我从未接受过任何专业培训，全靠开业前对着电脑熬了一天一夜，硬是摸索出了制图的门道。这份在仓促中学会的技能，竟成了我安身立命的根本。常常为了一个细微的细节，与客户反复沟通，直至嗓音沙哑，直到显示屏上的线条完全契合对方的想象。每一次修改，都如同雕琢一件艺术品，容不得半点马虎。
这般呕心沥血的付出，让我的体重从不足九十斤一路飙升到一百三十斤。压力的痕迹，不仅刻在我日渐丰腴的身形上，更深深烙印在生意的脉络里。刚开始的那一年，我接下了三四百个订单，几乎全年无休，日夜忙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建材门店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竞争变得异常激烈。客户也愈发精明，开始货比三家，谨慎选择。当我接下那些利润微薄的廉租房与移民房订单时，危机的种子便已悄然埋下。这些项目不仅回款周期漫长，让我在资金周转上焦头烂额，更让我在身心俱疲之际突发荨麻疹，全身皮肤红肿难忍，瘙痒难耐，仿佛有无数只蚂蚁在啃噬。
期间，我接了一个长沙亲戚的装修业务。不成熟的规划就像一团乱麻，把一切搅得一塌糊涂。为了节省来回的住宿费用，我们忙到夜里一两点，拖着疲惫的身体，在一个三十块一晚的招待所里凑合。可命运似乎总爱捉弄人，我不小心摔坏了坐骨神经，当时疼得动弹不得，后来躺在病床上瘫痪了三天，那种痛苦和绝望，差点要了我的命。但即便如此，为了继续拼搏，为了那看似遥不可及的梦想，我不顾身体的伤痛，又匆匆投入到跑业务的忙碌中。资金链日益紧绷，心神俱疲成了生活的常态，每一步都走得艰难又沉重。
彼时的男友，作为本地人，主要负责石材加工、安装配送等体力活。在业务拓展和资金周转这些关键环节，他却始终无能为力，仿佛只是一个置身事外的旁观者。他从未主动拿出分文来支持我们共同的事业，还要操心他原生家庭的那些麻烦事，让本就艰难的生意更加雪上加霜。在现实的重压下，我们的关系渐渐变了味，如同变质的食物，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气息。工作上的争执日益频繁，每一次争吵都像一把锋利的刀，割裂着我们之间原本就脆弱的感情。弟弟一直看不上这个“姐夫”，每次争吵后都会悄悄给母亲打电话告状，让原本就紧张的关系更加剑拔弩张。两颗心早已背道而驰，只是在惯性的驱使下，勉强同行，如同两列即将脱轨的火车，摇摇欲坠。
开店容易，守店难。最让人心寒的转折发生在店铺稍有名气之后。男友开始背着我，与昔日战友流连于酒桌牌局，沉迷于那虚幻的热闹与刺激之中。后来，他更是变本加厉，竟挪用店款前往偏远之地豪赌。这场背叛被精心隐瞒了大半年，而我却还天真地为店铺的未来奔波忙碌，甚至说服堂哥入股投了七万多，重新装修店面和上新样品，满心期待着生意能够更上一层楼。
可是外界的议论如芒在背：“要不是她守着这个店，他算什么？”这些话语像细密的针，扎进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让我痛苦不堪。那年我二十九岁，跟在他身边已整整八年，这么不离不弃却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曙光，母亲也多次催问什么时候可以结婚，每次问他都得不到一个明确的答案。最初那个立志成为独立女性的我，如今回头才发现不过是在为他人做嫁衣，所有的努力和付出都化为了泡影。当我为未来奋力拼搏时，他却在外面打肿脸充胖子，挥霍着我们共同积攒的心血，这种落差让我心如刀割。
也许是失望如潮水般蔓延，我对生意渐渐失去了热情。辞退安装师傅后，弟弟和弟媳也因看不到希望而相继离开。最终，只剩下我们二人，守着这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置身于黑暗的深渊，找不到出路。就连那辆送货的面包车，借给朋友充面子，被扣在了高速交警的停车场里，让本就艰难的生意更加举步维艰。
在商议如何处理店面的关键时刻，他展现了最彻底的自私——连续数日不接电话、不见踪影。被迫关店后，我发疯似的四处寻找，哀求无数熟人，才在某个阴暗的角落找到他。所有的不甘与愤怒在那一刻喷涌而出，我声嘶力竭地质问：“为何能让数十万投资血本无归？为何留下无数烂账外债？为何让我独自背负这沉重的枷锁？”然而，我的质问如同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可笑的是，即便至此，我仍心存幻想。追随他前往珠海，转战潮州找出路，天真地以为经历如此重创，他总该长出几分志气，重新振作起来。这就像一场豪赌，赌注是我八年的青春和一个虚幻的明天。电话里，我不敢再向父母吐露实情，生怕打破他们心中女儿能干要强的形象。我还曾在爷爷坟前立誓当老板做生意，这才五六年就前功尽弃。这种无法言说的沉重，最终将我推入了深渊。后来，二零一六年至二零二零年这四年间，我深陷抑郁的泥沼无法自拔，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扼住咽喉，无法呼吸。
从未设想过的失败以最残酷的方式降临，曾经珍视的爱情显露出最不堪的模样。我开始全盘否定自己的判断力，否定自己的一切，觉得自己一无是处。那四年里，我们的相处只剩下无休止的争吵与冲突，甚至发展到拳脚相向。我被彻底击垮，不敢面对外人，拒绝社交活动，更害怕与父母联系，几乎切断了所有亲情纽带，将自己封闭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独自承受着痛苦和折磨。创业的艰辛，爱情的破碎，如同两把利刃，将我的生活割得支离破碎，让我在人生的道路上迷失了方向。
转战潮州后，并未带来预期的转机。我们投靠了他那位同样因生意失败而跑路的亲哥，白白工作了一整年却未得分文报酬。后来尝试重操旧业，接些一线品牌的定制安装零单，甚至逼着自己学习贴瓷砖的技术。我四处为他寻找机会，鼓励他拓展人脉，口头上从未放弃，行动上更是不顾惜自己。
身体的抗议来得猛烈而持久：坐骨神经痛发作时剧痛难忍，无法站立，严重时只能爬行上下楼梯；有一回持续两个月的大出血导致严重贫血；最折磨我的是纠缠了六年的急性荨麻疹，每至深夜便全身奇痒难忍，皮肤被抓得溃烂不堪，无数次想要了结自己，又怕愧对父母的生养之恩。
为了讨薪，我曾单枪匹马与人当众冲突；为节省开支，我睡过工地，拉过两三百斤的斗车，操作过震得一手血泡的空压机；吃十块钱的快餐是常态，打手电筒加班至深夜成了习惯，未曾向身边任何人诉过一句苦。后来靠着积累的人脉接到像样的工程，赚到钱买了七座小车，生活看似出现转机。然而他又开始夜不归宿，流连酒吧茶楼，公款账目再一次对不上。当我再次追问何时还清债务，何时结婚成家，得到的永远是闪烁其词的敷衍。最终在失去一个孩子后，我的情绪几近崩溃。
以为拼尽全力就能感动对方，后来才明白不过是一场自我感动的演出。为了从深渊中自救，我重新拿起笔。通过如饥似渴地阅读，在文字中寻找救赎。我坚持网文创作并成功签约，靠微薄的稿费维持生计，也维系着内心最后的尊严之火。
在最晦暗的时期，我有幸结识了台湾艺人黄国伦与寇乃馨夫妇。通过微博这个奇妙的平台，我们建立了真挚的友谊。他们如同照进黑暗的光，给予我毫无保留的鼓励与肯定。黄老师曾特意录制生日歌视频，乃馨姐姐每年都会寄来精心挑选的礼物。这些温暖在那个无人问津的时期显得弥足珍贵，让我逐渐相信自己的价值，确信笔下的文字值得被看见。正是这些点滴温暖，累积成重生的勇气，支撑我在文学路上继续前行。
而那个倾尽十二年青春陪伴的人，在接二连三的背叛后，终于让我积攒够了失望与绝望。从二十一岁到三十三岁，这段漫长的爱情马拉松该画上句点了。
静心回首，才想起二零零八年刚在一起时，老师、朋友、业务伙伴们对他的评价。他们众口一词地不看好，说他眼神游移、为人不踏实。原来身边的人一个个早已看清这段关系的本质，唯独我用十二年青春去验证自己的盲目。还有母亲自始至终的反对，她的担忧如今都成了现实。
这番惨痛教训几乎耗尽了我对爱与信任的热忱，但也让我彻底明白：有些人注定只能陪你走一程，他们的出现是为了教会你，如何头也不回地走向属于自己的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