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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清明挂了山之后，寒湿还浸在骨子里的，连檐角的青苔都耷拉着脑袋。那些年，村诊所人少，在梅雨季里洇成一片淡淡的胭脂。
在村小读书的姐姐无意染上“痛耳风”时，整张脸烧得通红。泪珠子断线似的往下坠，人软绵绵地倚在门框上，腮帮子肿得像是含了两个青涩的李子。母亲端来墨碗，用毛笔蘸着臭烘烘的汁水，在她脸上画下一圈圈。这下黑墨衬得她额头更烫了，连呼出的气息都带着火塘里灰烬的味道。
被关在睡房养病的那几日，母亲不让我靠近姐姐，只有窗棂漏进的几缕光陪着她。后来裹着白丝巾去上学，风吹起纱巾时，总有同学追着她喊“包黑炭”。那些笑声像芒刺，扎得她一路都攥着衣角。爷爷杵着锄头进山采来车前草，瓦罐里的药香飘了整整七天，可病气还是盘踞在她身体里，迟迟不肯退去，最后还是母亲亲自带姐姐打针好了。
后来轮到我发病时，虽未发高热，两腮也是肿得高高的，见母亲执起那支毛笔，墨汁触到皮肤的刹那，我听见姐姐抱着堂弟趴在在窗棂下噗嗤笑出声。她的报复来得这样快，连晾衣绳上的麻雀都惊飞了。
这次不同的是，喉咙里仿佛塞满了滚烫的砂石。父亲查看了一眼赶忙骑上摩托车带我去村口医务室打上点滴。三天后，我又能和姐姐争抢火塘里烤得最焦脆的红薯了。
往后的年月里，痛耳风依旧在村童间流转，像某种隐秘的儿童礼。
之后过了两个月的暑假，四个小孩晒得黝黑。山坳里，秋霜悄然覆上偏屋旁那两棵枫香树阔大的叶片。晨光透过渐黄的叶隙，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光影。这儿是我和姐姐最珍爱的“小天地”，一个被树冠温柔环抱的角落。
我们总爱搬几块青石当桌椅，托着腮帮，在落叶的轻响里背诗诵文。
“《画》：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
稚嫩的童声在树下回荡，常常一坐便是半晌。那些诗句混着泥土和落叶的气息，深深印在了记忆里。
这两棵枫香树，是母亲嫁过来的第二年亲手种下的，转眼就有十年了。她说树苗就像日子，用心栽培，总能长得挺拔。母亲常在劳作间隙来树下歇脚，拭着汗告诉我们，枫香树象征永恒之爱，寓意很好，就像古时“红叶题诗”的典故，那小小叶片，承载过多少深厚情思。
秋深时，我们最爱在树底下看红叶翩跹。一片，又一片，打着旋儿从枝头飘落，如时间的信笺。姐弟四个只要有空就在树下嬉戏整日，玩过家家，斗房子，打豆腐，捉麻雀等游戏，还把辛苦攒下的毛票郑重装进木匣，埋在树根深处，一个做一个记号。
——那是童年最珍贵的宝藏。
然而树下的诗意，终抵不过生活的重量。农活的担子日益沉甸，将母亲本就单薄的肩背压得更弯。她常揉着酸痛的腰身，额角的汗迹在阳光下格外刺眼。这一年秋收，公粮虽已交完，田里的活计却一茬接一茬。那些关于枫叶的诗意传说，渐渐被“南瓜要追肥”“油菜该间苗”的现实絮语取代。
深秋的张家冲，夜色总是来得急迫。可无论天光多晦暗，母亲温柔的呼唤总在鸡鸣前准时响起，穿透晨雾，将我们从睡梦中轻轻唤醒： “满姑娘，米米，该起读书了！”
待我们背起书包，父亲扛着工具往村口铁铺去后，母亲便开始了一日的操持。洒扫堂屋，收拾禾场，照看幼小的弟弟。上午得空时，她会推起那架老石磨，一圈圈磨着南瓜粑粑的粉浆。灶台蒸锅的白汽袅袅升起，带着甜香弥漫整个灶屋——那是忙碌中特意为我们留存的温情。
下午四时多，放学的铃声如冲锋号般响起。我们这些穿着各色旧衣的山里娃，似离巢的山雀呼啦啦涌出教室，在尘土微扬的操场上集结成归家的队伍。这是每日雷打不动的仪式，按每个组分列，每个“路队”都由老师指派的高年级学生担任队长。他们肩负着神圣使命：维持秩序，传达严令，不得玩火，禁止下水，不许打架骂人。最重要的，是确保每一个小伙伴都平安回到散落在山坳深处的家中。
如今回想，那两棵枫香树见证的，何止是童年的游戏。它看着母亲从新婚少妇变成三个孩子的娘，看着我们在诗文中成长，在劳作中懂事。每一片飘落的红叶，都记录着光阴的故事——那些清贫中的温暖，重压下的坚韧，以及深植于这片土地，不曾言说却永恒流淌的爱。
姐姐，作为划仑组年龄稍长的女孩，又素来沉稳成绩好，是老师公认的小路队长。她瘦小的身影挺得笔直，清点着本组十来个大小不一的伙伴，稚气的脸上带着与年龄不符的郑重：“都到齐了吗？跟上前面团洲组的队伍！莫掉队！莫乱跑！”她的声音清脆，带着天然的威信，最羡慕姐姐当路队长。
于是，一支支小小的队伍，沿着公路、一座木桥、一条溪流，汇入归家的大潮，走着熟悉又崎岖的泥巴路，向着群山深处各自的“巢穴”进发。
划仑水库水位低到坝口了，清晰的看见一层层河床。那天，队伍行至水库副坡顶上，那里是堤坝山路最陡峭险峻的一段。一边是水库石头滑坡，一边是嶙峋陡峭跟长满灌木荆棘的崖壁。狭窄的土路仅容一两人小心通过。姐姐走在队伍靠崖壁的一侧，一边提醒着身后的伙伴注意脚下，一边习惯性地伸手去拉一个年纪更小的女孩。
就在这一刹那！
身后一个嬉闹追逐的女孩，或许是玩得忘形，或许是脚下被石头绊了一下，身体猛地失控前冲，重重地撞在姐姐背上！
“啊！”
一声短促而惊恐的尖叫划破了黄昏的宁静。姐姐瘦小的身体瞬间失去了平衡，整个人被那股巨大的冲力推出了狭窄的山路，朝着下方布满乱石和灌木的崖壁滚落下去！
“姐姐！”小小的我看到这一幕脑子一片空白，巨大的恐惧攫住了。我连滚带爬地扑到崖边，只见姐姐蜷缩在几块狰狞的巨石之间，一动不动。鲜红的血，正从她额角一道寸长的伤口汩汩涌出，迅速染红了脸颊和身下的石头渣渣。她的左手以一种极不自然的角度扭曲着，软软地耷拉在身侧。膝盖处的裤子被尖锐的石棱划开，皮肉外翻，渗出刺目的血珠。
“米米姐！” “腾美！” 同组的孩子们都吓傻了，围在崖边，惊恐地叫着，不知所措。
我跌跌撞撞地滑下陡坡，扑到姐姐身边，冰凉的小手颤抖着去碰她满是血污的脸：“姐姐！姐姐！你醒醒！呜呜……” 她痛苦地呻吟了一声，长长的睫毛颤动了几下，艰难地睁开眼，眼神涣散而迷茫，额头的血还在不停地流。
“扶……扶我起来……”她微弱地挤出几个字，声音破碎不堪。
姐姐喊“疼”那一刻，巨大的恐慌如冰水浇头，却在胸腔里燃起了一簇火苗，一股保护姐姐的蛮力猛地窜遍全身。我咬紧牙关，用尽全身力气，小心翼翼地搀扶起她那只完好的手臂。姐姐温热的体重瞬间压在我同样瘦小的肩膀上，像木头一样沉。
我们两个小人儿，成了这荒凉山路上最凄惨的风景：一个额头淌血，手臂扭曲成可怕的角度，膝盖还在不断渗血；一个满脸泪水泥泞，浑身不住颤抖，却死死撑住身旁的躯体。那条熟悉的山路突然变得无比漫长，每一步都像在泥沼中挣扎。
夕阳穿过山尖将我们的影子扭曲地拉长，投射在碎石路上。每一步都沉重地叩击在我幼小的心上，恐惧如同身后紧追不舍的黑影。
“妈——！妈——！姐姐摔伤了！呜呜……”离张家冲的坡顶还有很远，我就扯开嗓子哭喊起来。嘶哑的童声撕裂了山谷的寂静，惊起林间归巢的山雀，扑棱棱的飞羽声更添了几分慌乱。
母亲的身影如箭一般从灶房冲出。腰间沾满猪潲的围裙还没来得及解下，怀里还抱着懵懂的弟弟。她的目光在触及坡下惨状的瞬间凝固——特别是姐姐额头上那道狰狞的伤口和扭曲的手臂。她的脸色“唰”地惨白如纸，手中的木瓢“哐当”落地，滚下坡去。
“我的天啊！”一声带着哭腔的惊呼从她喉咙深处迸出。她甚至忘了放下弟弟，就三步并作两步冲下禾场坪，“依噶搞的？依噶搞的？！”
姐姐持续喊疼。
我语无伦次地哭诉着经过，每一个字都伴着剧烈的抽噎。
下屋的爷爷闻声疾步赶来。他那双粗糙的手轻轻拨开围观的邻里，目光如炬地扫过姐姐的伤势。“莫慌！别乱动她的手！”爷爷的声音带着山岩般的沉稳，瞬间压住了母亲的啜泣和我的哭嚎。
在他的指挥下，闻讯赶来的三叔三婶小心翼翼地将姐姐抬回上屋，安置在堂屋那张宽大的竹制睡椅上，堂弟见了都忍不住哇哇大哭。爷爷俯下身，仔细查看着姐姐额头上皮肉翻卷的伤口，又极轻地触摸了她肿胀变形的左臂，眉头紧紧锁成一个深刻的“川”字。
“脑壳上留的血是皮外伤，看着吓人，敷点药，几天能结痂。肩膀、膝头盖、腿巴得、手指拇得都擦了点皮，也还好。”他的声音低沉如钟，“麻烦的是这左手巴得（手臂），”他指着姐姐明显畸形的前臂，“怕是摔下来时用手撑地，骨头错位了，搞不好是骨折。”
母亲抱着弟弟，累与怕交织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扑簌簌地滚落，在弟弟的小棉袄上晕开深色的水痕。她看着姐姐惨白的小脸，痛得连哭都发不出声，只能不住地点头。
爷爷不再多言，转身匆匆走向屋后的菜园坡。暮色渐浓，他教我提着腰篮子，在渐暗的天光里辨认着那些救命的草药。他的手指快速而准确地采下几株据说能预防“破伤风”的苦草，又在潮湿的墙角翻开碎瓦，敏捷地捉住几只黑褐色、油亮笨拙的土鳖虫。
每一个动作都透着与时间赛跑的紧迫，而夜幕，正在迅速降临。
回到堂屋，在昏黄的灯光下，爷爷将草药洗净，放在石臼里，又加入那几只活生生的土鳖虫，抡起石杵，“咚咚咚”地用力捣了起来。草药苦涩的汁液混合着土鳖虫被碾碎的甲壳和内脏，很快变成了一滩散发着浓烈腥气的糊状物。
“伢姐啊，忍着点，有点痛，敷上能止血消炎。”爷爷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疼惜。
当那冰凉粘腻、带着浓重土腥气的药糊被爷爷粗糙的手指涂抹在姐姐额头和膝盖的伤口上时，剧烈的刺痛让姐姐猛地一哆嗦，带着哭腔的“嗷——痛！”。她的小手死死抓住身下的竹篾椅面，指节因用力而泛白。泪水混合着额头的血水，在脏污的小脸上肆意流淌。母亲紧紧抱着弟弟，别过脸去，肩膀剧烈地耸动着，无声地流泪。
“二媳妇，”爷爷处理好额头的伤口，又用干净的布条小心地裹好姐姐膝盖的擦伤，才转向泪眼婆娑的母亲，“米米这左手巴子骨折错位的手臂，光靠草药不行，得想办法接上。额头伤几天就可以结疤，膝盖这里，千里不能碰水，淤青的地方只能一天多涂红花油，揉开了好得快，其他地方涂点茶油好结疤……别忘了，”他顿了顿，浑浊的眼睛里带着老辈人的经验，“最要紧的是，要看今晚会不会发烧……”
母亲抹了把眼泪，强迫自己镇定下来。看姐姐伤得这么重，哪里还顾得上剁猪草跟喂牲口，好在有三婶主动帮忙喂养。母亲小心翼翼地从衣钩上找来姐姐最干净的旧衣裳，端来一盆温热的清水，用家里最柔软的白布，蘸着水，一点一点，极其轻柔地擦拭姐姐脸上、手上、腿上的血污和泥垢。吩咐我负责去菜园摘些新鲜青菜，清洗干净，默默坐在灶塘前烧着火，等母亲腾出手来炒熟。小小的灶房里，弥漫着草药味和无声的悲伤。
一直等到父亲从村口铁匠铺收工回来，推开灶房门，看到的便是这样一幅景象：昏黄的灯光下，大女儿脸色惨白地躺在睡椅上，额上裹着渗血的布条，左臂肿胀变形，小女儿红肿着眼睛守在火塘边，妻子满脸泪痕，抱着儿子，无助又心痛。
父亲脸瞬间绷紧了，几步跨到姐姐身边，蹲下身，粗糙的大手想碰又不敢碰女儿受伤的手臂，喉咙里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他小心翼翼地将姐姐轻轻抱起来，挪到睡房靠窗户小床上，让她躺得更舒服些。“莫怕，米米，爸爸在。”他的声音低沉沙哑。
三叔三婶趁着夜色来上屋，手里提着几个攒下的鸡蛋。“二哥，二嫂，我听说塘九村弯里，小妹家附近，有个老赤脚医生，祖传的手艺，专治跌打损伤，骨头错位接得特别好！”三叔急切地说，“米米这手耽误不得，得赶紧去瞧瞧！山里天黑得快，路又不好走，还是早点去好。”
夜色彻底吞没了张家冲。父亲从爷爷家带回四个黄梨，削了皮，小心地喂到姐姐唇边。她只勉强咽下一小块，疼痛却未见消减。压抑的呻吟断断续续从她齿间漏出，额头发烫，脸颊泛起不正常的红晕，爷爷最担心的发热，终究还是来了。
一家人围在床前，急得团团转，却束手无策。山风在窗外呜咽，穿过屋后竹林，拍打着在睡房后面的窗棂。母亲特意煮的鸡蛋热了又热，终究没能再让姐姐吃上一口。
“不能再等了！”父亲猛地起身，利落地套上厚外套，又翻出家里那件唯一的旧雨衣。虽然并未下雨，但山间夜露深重，寒意刺骨。他小心翼翼地将裹得严实的姐姐背到背上，让她完好的手臂环住自己的脖颈，受伤的那只则用布带仔细固定在身前。
“芬的，你在家看好满姑娘和能能。我这就送米米去！”父亲的声音斩钉截铁，不容置疑。
母亲眼里噙着泪花，轻声叮嘱：“行，路上千万小心……慢点开……”
父亲点点头，背着受伤的女儿，义无反顾地踏进了浓稠的深山寒夜。
我和母亲抱着弟弟，站在冰冷的门槛内，望着父亲手电的光晕渐行渐远，最终被黑暗吞没。那一夜，火塘的火光彻夜未熄。母亲哄着哭闹不止的弟弟，我蜷缩在她脚边，谁也没有合眼。
第二天是星期六，天刚蒙蒙亮，母亲就再也坐不住了。她背着弟弟带着我，跟着同样焦急的三叔一家，还有爷爷，选了条需要翻山的近路，匆匆赶往塘九村弯里那位赤脚医生的家。
刚到那片大禾场坪，一股浓烈的草药味便扑面而来。我们看见了令人揪心的一幕：姐姐的手臂被几根打磨光滑的竹片夹住，用布条紧紧缠裹，悬吊在从竹梁垂下的绳子上。绳子的另一端，挂着一个沉甸甸的沙袋。
一位面容清癯的老军医正和父亲坐在屋里的小火塘边烤火。见我们进来，他示意我们噤声，低声解释：“女娃子骨头嫩，摔得重，骨头错开了。这法子叫悬吊牵引，靠沙袋的重量慢慢把错位的骨头拉回去。条件有限，急不得，一次吊一两个时辰就得歇歇，怕血脉不通。要连续吊三天，等骨头慢慢对上了，肿消了，才能用夹板固定好生养着。伤筋动骨一百天，马虎不得。”
两个小时后，他们将姐姐放下来休息。看见我们，她苍白的小脸上努力挤出一丝笑容，虚弱地唤了声“妈”。母亲扑到睡椅旁，紧紧握住大女儿冰凉的小手，眼泪又止不住地流下来。但看到姐姐得到妥善救治，手臂有了希望，那揪心裂肺的痛楚总算得到一丝慰藉。
我们陪着姐姐在赤脚医生家待了大半天。期间，小姑父小姑带着小表妹来了，在外做工的小叔也风尘仆仆地赶来了。
不知从哪儿得到消息的小叔，特意从镇上买来一大袋红彤彤的苹果——这在当时的山村里，可是稀罕的奢侈品。他心疼地看着吊着手臂的侄女，把苹果轻轻放到姐姐枕边，也塞给我几个。“米米，好好养伤，听话。等你好了，晚上带你去捉鱼。”他笨拙地安慰着，脸上写满真诚的关切。
姐姐笑着点头，轻声说：“等我好了，小叔你可不许反悔。”
小叔还带来一个消息。他看着张家冲依旧贫瘠闭塞的模样，听着我们讲述我和姐姐上学路上的艰辛，眼神里闪烁着对外面世界的向往。“二哥，二嫂”他对母亲和父亲说，“我都二十出头了，不能窝在划仑这地方，太偏了，太穷了。电视里天天讲改革开放，讲要搞活经济。我寻思着，老守着这山沟沟里，学手艺种田，没多大出息。我打算跟着四姐夫去新疆闯闯。听说现在西部大开发，他们在那边搞建设搞的好，挣钱的机会多。我想……跟他们一起去！见见世面，也挣点活钱回来！”
小叔的话，让母亲心头漾开一圈复杂的涟漪。既有对最小弟弟远行的担忧，也隐隐感到，山外那股变革的浪潮，似乎正以不可阻挡之势，爷爷也默认小叔出去打工。
后来，父亲去学校找校长给姐姐请个假在家静养了一个月。母亲负责在家教姐姐读书，那些日子父亲只好带着我上学，爷爷也经常找来草药给姐姐包敷换药，在父亲笨拙却充满关爱的目光里给姐姐买了好多小零食，她的额头结了痂，手臂的肿胀渐渐消退，骨头在夹板的固定下慢慢愈合。虽然左手腕留下了一道永远无法消除的骨节凸起的痕迹，但总算保住了手臂的功能。
这下母亲悬着的心，也随着女儿日渐红润的脸颊和重新灵活起来的手指，终于彻底落回了实处。
这一天，父亲为姐姐买了些消炎药还买了姐姐爱吃的小零食回来。爷爷来到上屋主动提起事故缘由，母亲心里梗着根刺，执意要追究那个推人的女孩，可那孩子是父亲表哥的女儿，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好在表伯终究提着心意上了门：两斤芝麻、两斤白糖，还有一包金纸裹的猫儿糖。他搓着手说了许多歉意的话，母亲张了张口，话还没出口就被爷爷用眼神轻轻拦住。“小孩子吃点亏，是攒福气。”爷爷的话不容置疑，缓缓冲散了即将升腾的硝烟。
日头照常升起，生活的车轮依旧固执地向前。而那台小小的黑白电视机，像一颗投入水库的石子，激起的涟漪还在山坳里一圈圈扩散。它带来的不只是光影传奇，更悄然改变着四个孩子的童年。
正如小叔常念叨的，划仑本是安化大山里一个被时光遗忘的角落。闭塞是它最坚硬的壳，生场大病就足以压垮一个家，读书的孩子天不亮走上几里山路，一代代人被群山捆绑，在贫瘠中重复着相似的命运。
但变化正在发生。“改革开放”、“九五计划”、“搞活经济”——这些从电视匣子和过路干部口中蹦出的新词，像带着魔力的种子，落在年轻人心田。
电视机这扇窗一旦打开，就再也关不上了。山外的风景透过雪花屏闪烁，走出去的渴望如春草疯长。
三叔三婶曾去山外闯荡过短暂时光。回到村里，只能帮人伐木和锯木材，或是去村口湛溪河捞鱼晒干，汗水流尽却攒不下几个钱。听着村里人描绘“广州遍地是黄金”的景象，明知夸张，却还是在某个夜晚做了决定。
“二哥，二嫂，”晚饭后他们带着堂弟来到上屋，脸上带着破釜沉舟的郑重，“我们商量好了，跟熟人南下广州。家里下半年就辛苦你们了……杨毅也大了，现在商量好了让他外公外婆来张家冲住些日子。孩子马上要读书，总不能跟着我们再外面东奔西跑。”
火塘里的光在三叔眼中跳动，那里有对未来的憧憬，也有对幼子深深的不舍。
母亲默默点头。她懂得这抉择背后的千斤重量。“放心去吧，家里有我们照应。米米马上去镇上读六年级，杨毅跟着他二姐一起上下学，也有个伴。”
当春风再次染绿划仑水库的边坡时，张家冲下屋少了一对年轻夫妇忙碌的身影，多了一对外孙心切的老人在禾场坪上张望。而我，这一年秋天则正式接过了牵着堂弟小手，往返学堂的任务。
这一年生产大队的村干部带来了“撤区并乡”的消息——羊角塘乡将与金鸡乡合并，新建羊角塘乡。父亲把这话转述给母亲和爷爷。火塘边，爷爷叼着烟杆，眯起眼睛，仿佛在打捞着什么。
年轻时走南闯北的他，常去小淹坐船到汉寿唱戏，还当过纤夫。他缓缓道：我们这地方，解放前属安化县二都乡，解放后划归第五区，是后乡人。一九五一年，拆分为羊角、湛溪、赤溪、龙形、王坪、大岩、金鸡、潘溪、汾水、塘九等十乡，那会儿他还当过几年村长。一九五六年撤区并乡，十乡分别并入羊角、金鸡两乡，归小淹办事处管辖。一九五八年公社化，合金鸡为羊角人民公社，分阶级、斗地主，我们家属于“中农”。一九六一年，又析置为金鸡、羊角两个公社，集体所有制的日子开始了，他的几个子女都是出过不少劳动力。一九八四年，公社改称乡，也是父亲和母亲结婚的第二年，那年正好生了姐姐。如今，一九九五年，羊角塘乡与金鸡乡到底还是合二为一了。“是好事。”爷爷最后说道。
学校里，老师带着我们这群学生会同村组的人马敲锣打鼓地游行庆贺。放学后，我兴奋地将这热闹场面告诉母亲和爷爷，他们只是温和地笑笑。那笑容里，仿佛这一切历史的尘埃，早在漫长的光阴里，静静落定。
我升入二年级时，堂弟也开始上学前班了。两个刚刚挣脱父母日常管束的小家伙凑在一起，脱缰的野马，天性中对自由的渴望在每一个黄昏里尽情释放。
一放学回到家，我们把书包往堂屋的长凳上一甩，两只挣脱笼子的小鸟，头也不回地扎进山野的怀抱。直接跑到水库那片清澈的浅湾，用削尖的竹竿作鱼叉，挽起裤腿在水里摸索。阳光透过粼粼波光，照在我们专注的小脸上。常常是浑身湿透地拎着战利品，几条银光闪闪的小鱼，一串串青虾，得意洋洋拿回家。
周围那几棵巨大的板栗树和苦楝树，常和村里几个年纪相仿的伙伴比赛攀爬，谁先摘到树梢最饱满的野果，谁就是当之无愧的“山大王”。广袤的山林，藏着各种宝藏：春雨后采蘑菇，秋霜时摘野果，寻鸟窝，钓溪鱼，在灌木丛中捉蛤蟆，在开阔地打游击战……这群纯粹的野孩子，无忧无虑地在张家冲的每一道坡坎，每一条沟壑间奔跑嬉戏，把清脆的笑声种进熟悉的土地。
就连爷爷家养的大黄狗也成了我们的玩伴。那五只圆滚滚的狗崽，总在我们偷偷靠近时发出细弱的叫声。我们常趁爷爷打盹时，把小狗崽抱到田埂上，看它们迈着蹒跚的步子追逐我们的影子。这些毛茸茸的小生命，就这样陪着我们一天天长大。
两个小身影在日复一日的奔跑中晒得黝黑发亮，手脚磨得粗糙，衣裤三天两头就挂出新口子。母亲和堂弟的外婆常常相视苦笑，一边念叨着“这两个讨债鬼”，一边在昏黄的煤油灯下飞针走线，把深深浅浅的爱意缝进密密的针脚里。
山村的蜕变，并未因年轻人的离去而放缓脚步，反而以一种更喧腾的态势加速奔涌。
又一次打破宁静山村的是达玖叔家那台双卡“燕舞”牌录音机，用《走四方》的豪迈和《星星点灯》的怅惘震动着每扇木窗。单调的山歌与爷爷的二胡渐渐被淹没，带着迪斯科节奏的电子乐，成了山间新的回响。
紧接着是摩托车，这铁打的驴子，成了村里好几户人家当牛使的坐骑。常常是夕阳西下时，张家冲对面山路上便传来一阵“突突突”的咆哮，一声喇叭就能点燃整个山坳的沸腾。母亲在灶间侧耳听着，嘴角泛起笑意：“是你爸收工回来了。”
村里的男人们围着这些铁家伙啧啧称奇，眼神里烧着灼热的羡慕。有了它，赶集不再需要天不亮就启程，看病不必抬着担架翻山越岭，双脚终于从绵延大山的桎梏中解脱。
一九九六到九七这两年间，连电视这个稀罕物也在升级换代。笨重的黑白匣子陆续退出堂屋的正位，闪亮的彩色电视机开始登堂入室。画面里的人物终于穿上了鲜活的衣裳，山川河流泛着真实的光泽。随着DVD机一同涌入的，是租借来的光影世界——逢年过节，全家围坐看《还珠格格》里小燕子的笑靥，听《水浒传》好汉们的呐喊，卡拉OK的歌声第一次从农家院里飘出。
最具颠覆性的，是那翻山越岭而来的电话线。当电信工人在山梁上架起黑色电缆，将划仑组几户“先富人家”接进这张无形的网，一种前所未有的连接感震撼了所有人。这部神奇的座机，能让张家冲的问候瞬间抵达广东工厂，能让千里之外的父母听见儿女的呼唤，山外的行情价格不再是迟来的消息。
曾经被群山紧拥的划仑水库，这个几乎被时代遗忘的角落，终于踉跄着追上了现代化的末班车。
村口父亲的铁匠铺里，炉火依旧熊熊，叮当锤声还在敲打着农耕文明的余韵，母亲的身影依旧在田间灶头忙碌着。
但每个人都真切地听见，有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正推着张家冲，推着划仑，向着一个更加陌生的未来，隆隆驶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