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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日，我和堂弟照常从村小放学归来，刚在桌子前坐下准备写作业，母亲把弟弟放在木伽子里让他自己玩耍，然后说要去把外婆接过来住一段时间，至于具体住多久，就看我和姐姐两姊妹能不能留住外婆。外婆詹兰英是第一个裹着“三寸金莲”小脚走进张家冲的小老太。
父亲特意骑了一辆崭新的钱江摩托，天还没亮就出发去了武潭镇。到中午回来，车后座上绑着外婆那个洗得发白的深灰色花包袱，包袱里只有几件半旧的换洗衣裳。其中最厚实的是那件靛青底子碎红花的老棉袄，外婆平时外面总套一件深蓝色的格子汗衫，既防灰也防油星子。父亲车头挂的网兜里，装着两斤上好的烟丝和二十斤低度米酒，外婆就好这两样。
母亲提前半个月就开始为外婆的到来做足了准备。睡房里靠窗的那张小床，母亲垫上了厚厚一层新晒的稻草，这些稻草散发着阳光和干草的清香，蓬松柔软。上面铺着母亲熬夜缝好的崭新垫被，再罩上浆洗得挺括的红白印花布床单。一床新弹的雪白棉被，叠得方方正正放在床头，看上去松软舒适，让人忍不住想立刻躺进去。母亲站在床前，手指不自觉地抚平被角一丝细微的褶皱，脸上满是开心与期待。
姐姐周五放学回来，书包还没放下就扑到睡房床边，惊喜地摸着那簇新的被面，问道：“外婆真肯来了？”
“肯了！”母亲的声音带着轻快的笑意，“多亏你和妹妹端午节去的那次，缠着她拉钩上，答应这次放暑假一定来陪你们玩。马上就要放暑假了，你们祖孙又是同一个月庆生的，妹妹六月初八，姐姐六月二十五，外婆六月二十三，姨家的哥哥六月二十四，你们这些外甥跟外婆多有缘啊！你们的外婆说，再不来，怕你们两个小猢狲的钩指头要伸到马迹塘街上游行批斗了！”
“那我们是和外婆一起睡了？”姐姐兴奋地问道。
“对呀，外婆怕冷，枕头垫得高。夜里风大，你们两姊妹老老实实睡觉，记得给外婆盖好被子，捂热双脚……”母亲耐心地叮嘱着。
“好。”姐姐爽快地答应道。
这一天，当外婆的脚刚踏上张家冲的禾场坪，母亲就赶忙抱着弟弟迎了上去，从父亲摩托车上小心翼翼地搀住她的一条胳膊，仿佛外婆是一件极其珍贵的物品。外婆个子不高，不足一米六，还有些驼背，不过身板算是硬朗。她满头银丝梳得一丝不苟，在脑后挽成一个圆髻，还插着一根磨得油亮的银簪。她脸上皱纹深刻，每一道皱纹里似乎都藏着一段过往；眼神却清亮锐利，透着历经沧桑后的通透与坚毅。
她目光缓缓扫过屋前苍翠的手瓜藤、柑桔树，还有那二亩禾苗、池塘，又望了望我们常跟外婆提起的有着巨大树冠的百年枓槠树，最后落在母亲明显比上次见面时更瘦削，眼下灰暗而苍白的脸上。她嘴唇动了动，唤了一声母亲小名，终究什么也没说，只是轻轻拍了拍母亲扶着她胳膊的手背。
我的外婆詹兰英，据母亲零星回忆，生于民国十三年（1924 年），她出身于桃江县马迹塘镇白滩坪村一个颇有根基的乡绅家庭，家中兄弟姐妹众多。
幼年时，家里曾聘私塾先生开蒙授课。外婆不仅跟着识文断字，一手针线活更是精细雅致。只是，那双被层层裹脚布束缚得稍缠瘦窄的小脚，成了伴随她一生的印记。一纸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下的婚约，将她许配给了隔壁村条件稍好的外公王乐生。
解放浪潮席卷而来时，两家族人都还算开明，主动上交了不少家当，支援了“马迹塘战役”中红军队伍，三百名战士用血肉之躯守护了这一方家园。成家之后，时代的洪流并未停歇。外公和外婆历经文化大革命的滔天巨浪，昔日的浮华被彻底洗尽；又在乡镇集体化大锅饭的年代里艰难求生，守着分得的一亩七分薄田瘦土，俯身躬耕，以种田种菜为业。正是这双曾执笔拈针的手，这双被裹缠变形的小脚，硬是与外公一起，扛起了养育五女一子的重担。
数十年的风刀霜剑，刻深了外婆脸上的皱纹，却未能磨灭她骨子里那份源自旧式教养的见识，以及深藏于坚韧之下的棱角。即便生活粗砺，她对日常细节仍有着近乎执拗的讲究。
“外婆。”
“外婆。”
我和堂弟像两颗出膛的炮弹，欢呼着扑过去，一左一右抱住了外婆的腰。外婆被撞得微微晃了一下，那双裹过的小脚却稳稳地扎在地上。她非但不恼，反而呵呵笑起来，那笑声清朗，带着一种久违的爽利。她粗糙却异常温暖的手掌，带着薄茧，挨个揉乱我们的头发：“两个小猢狲，臭崽子，劲儿还不小！想外婆了没？”
“想！可想可想啦！”我仰着脸大声回答，堂弟也在一旁使劲点头，脸蛋蹭着外婆洗得发白却浆得挺括的深蓝色格子汗衫。
“哈哈哈，我有两个外婆了。”
“我也有。”
外婆的到来，像一块温润的玉石投入了张家冲这潭习惯了沉重的水，漾开了不一样的涟漪。她身上带着一种与这粗粝山坳格格不入却又奇妙融合的气息——既有旧式教养的余韵，又有农妇的坚韧。这涟漪的中心，很快便汇聚到了灶房那张四四方方的饭桌上。
安顿下来的第二天，天光刚亮，外婆便已起身。她特爱干净，只要一起床，就要一丝不苟地将自己拾掇得整整齐齐：重新梳好头发，银簪一丝不乱；把被子叠得方正，棱角分明；换下的衣裳也叠好放在床头。她牙齿很早脱落很早就带上了牙套，早晚必刷牙，饭后必漱口，口袋里总塞着两条干净的手帕，随时用来揩拭嘴角或指尖。忙完这一切，她才从随身携带的那个洗得泛白，边角磨损的深灰色布包袱深处，掏出一个用厚实深灰布仔细缝制的四方袋子。解开系绳，哗啦一声，倒出了一堆刻着奇异花纹的小方块——麻将！那竹骨与硬塑碰撞发出的清响，清脆悦耳，对我和姐姐、堂弟三人来说，是前所未见的新鲜玩意儿，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来来来，臭崽子们，”外婆利索地在饭桌上首位置坐定，扶了扶鼻梁上那副用细绳仔细系牢的黑框老花镜。镜片后的眼睛，一扫旅途疲惫，闪烁着孩童般纯粹而兴奋的光亮，仿佛找到了尘封已久的乐趣。“外婆今天教你们个好耍的，来不来？！”她的声音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和隐隐的期待。
堂弟好奇地凑近：“外婆，是啥啊？”
母亲端着一簸箕刚从菜园摘回还带着露珠的青菜进来，见状眉头微蹙：“娘，他们还要做作业，帮家里做事，怎么能学这东西……”
“怕什么，这又不耽误他们学习。”
“可这……”
“闭嘴。”
外婆头也不抬，正全神贯注地将那些麻将牌在桌面上熟练地码成四道长长的“城墙”。她的手指虽已粗糙变形，关节粗大，但动作却异常流畅精准，带着一种旧日闺秀抚弄绣线般的韵律感，显然这动作在她生命中曾重复过千百遍。
“芬呀，”外婆的声音不高，却带着过来人的笃定，“我都跟你说了无数遍了，做事要劳逸结合，莫死做硬做，光晓得读死书有什么用，脑壳不灵活只会生锈，要多开发他们的智力。”
“来来来，满姑娘、米米、毅伢子，赶紧坐好！”
“好。”
“手脚麻利些，莫磨蹭！”
“要得。”
她的话语干脆利落，带着一种无形的催促力量。
她威严地分配着座位，如同在安排一场小小的仪式：“米米坐我对面，毅伢子坐我右手边，满姑娘坐左手边！坐定了就不准动，牌品如人品！不准随意挑位置！”那神态，仿佛回到了昔日教导弟妹或子女的时光。
母亲无奈地摇摇头，把青菜放到灶台边，又去照看刚睡醒、正揉着眼睛哼哼唧唧的弟弟。姐姐犹豫了一下，还是放下手里的抹布，拉着我和堂弟，带着几分新奇，依言坐到了外婆指定的位置。
“看好啊，吃牌就是每个人只吃上家的牌，碰牌，就可以碰所有人的牌。”
“比如这个14张牌里有7个对子，就可以胡牌。”
“再比如清一色，就是颜色一样的牌。”
“什么地胡，黑天胡，天湖，天天胡，将将胡，碰碰胡，就是14对牌组成4个一坎牌，一个对子，就可以胡……”
外婆的声音陡然拔高了几分，带着旧时闺秀讲学的郑重与一丝不易察觉的兴奋。她拈起一张牌，指尖在光滑的牌面上轻轻一点：“这是‘筒子’——像个铜钱孔；这是‘索子’——像串起来的铜钱绳子；这是‘萬子’——一萬、二萬……九萬，字都认识吧？认字就好办！”她的解释清晰明了，目光在我们脸上逡巡，确认着我们的理解。
外婆又拿起一张牌：“这白白的叫‘白板’，光板一块！这个‘發’字，是发财的‘發’！这个红‘中’字！还有这个——”她特意拈起那张画着一只色彩斑斓小鸟的牌，在堂弟眼前晃了晃，“这个叫‘妖鸡’（幺鸡）！最好认！都记牢了没？”
我和姐姐懵懂地点头，堂弟则被那只花里胡哨的“妖鸡”完全吸引住了，眼睛发直。
“四个人，一人砌一道墙，十七墩！砌好！对，就是这样码起来！码整齐！”外婆一边示范，一边指挥着我们笨拙的动作。“然后掷骰子，定庄家，抓牌……”她的指令清晰而急促，仿佛在指挥一场关乎胜负的小型战役。我们三个小的手忙脚乱，砌的“城墙”歪歪扭扭，抓牌时更是心慌意乱，牌不时“啪嗒”掉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哎呀！莫乱！牌落无声！轻拿轻放！”外婆立刻纠正，眉头微蹙，带着一丝老派人对规矩的坚持。“牌抓手里，竖起来！莫给别人看！”
她一边飞快地整理着自己面前抓好的牌，动作娴熟流畅，一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断指出我们的“错误”：“满姑娘！牌要这样理！同花色的放一起才清爽！毅伢子！你抓错了！你手里的那是外婆我的牌！放下！”她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手背上的青筋随着动作微微凸起。
几圈笨拙的抓牌下来，外婆面前早已整整齐齐码好了她的“士兵”，而我们三个面前还是一片混乱的“残兵败将”。外婆推了推滑到鼻尖的老花镜，锐利的目光扫视着这小小的“战场”，嘴角似乎抿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开始了她的发号施令。
“哎呀！莫乱！牌落无声！轻拿轻放！牌抓手里，竖起来！莫给别人看！”外婆一边飞快地整理着自己面前抓好的牌，一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断纠正我们的“错误”，“满姑娘！牌要这样理！同花色的放一起！毅伢子！你抓错了！那是外婆的牌！放下！”
“哦。”
几圈笨拙的抓牌后，外婆面前早已整整齐齐码好了她的“士兵”，而我们三个面前还是一片狼藉。外婆推了推老花镜，扫视战场，开始发号施令：
“毅伢子，你先出！打一张不要的！”
堂弟紧张地盯着自己面前杂乱无章的牌，小脸憋得通红，手指在一堆“筒子”“索子”间逡巡半天，终于下定决心，抽出一张，犹犹豫豫地扔到桌子中间，声音细若蚊蚋：“……一……一萬？”
“慢着！”外婆眼睛一亮，中气十足地一声断喝，吓得堂弟手一抖，“啪！”她把自己的两张“一萬”牌拍在桌上，发出清脆的响声，“碰！我的！放下！”那气势，仿佛在宣布领土主权。
堂弟懵了，手僵在半空，看着被外婆收走的那张“一萬”，委屈巴巴：“外婆……我……我打错了……”
“落地生根！”外婆斩钉截铁，不容置疑，“牌一离手，驷马难追！不许作弊，懂不懂？米米，该你了！”
姐姐稳重些，仔细看了看自己的牌，又瞄了一眼堂弟刚才的“前车之鉴”，谨慎地打出一张“五筒”。
我眼疾手快：“我吃！”伸手就去拿那张五筒，想凑成三四五筒的顺子。
“慢！”外婆的手更快，像老鹰抓小鸡般按住了我的手背，力道不大，却带着不容反抗的权威。她慢条斯理地从自己牌列里抽出两张“五筒”，“啪”地拍在桌上，推倒我“吃”牌的幻想，“满姑娘，放下！外婆要碰！吃比碰小，碰比吃大，这是规矩！懂不懂？毅伢子，又该你了！”
堂弟刚经历“碰”的打击，还没缓过神，又被点名，更慌了。他爬起身摸牌抓耳挠腮，看着自己牌里一张孤零零的“六萬”，想着这总该安全了吧？他闭着眼，像扔烫手山芋一样把“六萬”丢了出去：“六……六萬！”
外婆的眼睛瞬间眯成了一条缝，嘴角难以抑制地向上弯起，形成一个巨大的、胜利在望的弧度。她猛地将自己面前的牌往前一推，哗啦！清一色的萬子牌列整齐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只留下一个明显的缺口。
“哈哈哈哈！”外婆的笑声洪亮得几乎要掀翻灶房的屋顶，带着一种扬眉吐气的酣畅，“糊了！清一色！单调六萬！来来来给竹签了！”
“又是外婆赢了，竹签都不够。”
我们三个面面相觑，看着外婆面前那清一色气势汹汹的萬子大军，再看看自己手里七零八落的散装虾兵蟹将，脸上写满了同样的懵懂与挫败——这仗还没开始打，怎么就全军覆没了？
连续七八回，外婆变戏法似的摸出一把削得光滑的细竹签，像发令官一样：“一人欠我三根！记上！米米，你脸上贴个小纸条！毅伢子，脑门上来个‘栗凿’（弹脑崩）！满姑娘，小鼻子夹一下！”
外婆的惩罚执行得干脆利落，母亲在一旁看了哭笑不得，伴随着我们夸张的呼痛声和外婆得意的笑声，火塘里充满了快活的气氛。电视机在角落兀自播放着喧闹的广告，成了这场方城之战的背景音。
可惜好景不长。姐姐开学就升入初一年级，要去镇上寄宿读书，只有周末才能回来。我和堂弟日常要读书，几乎是太阳落了山才回到张家冲。没了我们的作伴，外婆顿感无聊，便开始教村里年轻人打麻将。那些年轻人上手极快，没几天就打得有模有样。可外婆却嫌弃原本的四方桌太大，打着不顺手，便叫父亲重新买了一副新麻将。
打麻将缺个人，堂弟的外婆，眼睛不好使，牌也认不全。常常把“二筒”当成“白板”，还时不时兴高采烈地喊一声“自摸糊了！”，摊开牌一看，却是“十三不靠”，那模样就像个考了零分却以为自己拿了满分，还沾沾自喜的小孩，惹得大家一阵哄笑。外婆跟她打了几圈，输赢倒是其次，关键是打得憋屈，毫无棋逢对手的快感，每次打完都气鼓鼓的，像家里那只被抢了食物的白花猫。
年轻人都会了，外婆的“牌瘾”却像决了堤的洪水，怎么也止不住，得不到满足，就像火塘里没烧透的湿柴，闷得直冒烟，恨不得立刻找个人来陪她打牌。她赶紧叫母亲把麻将移到显眼的地方，那架势，好像只有麻将就是她的救命稻草。然后，她开始把目光投向家里白天唯一能主事又清闲的成年男性——我的爷爷。
这天傍晚，夕阳的余晖洒在爷爷家堂屋的屋檐下，爷爷刚在门槛旁坐定，小心翼翼地拿出他心爱的二胡，轻轻擦拭着，那眼神就像在看着自己最珍贵的宝贝。他满心欢喜地想拉一曲花鼓戏《刘海砍樵》，弓弦刚挨上琴筒，还没拉出半个音，外婆那风风火火的身影就堵在了他面前。
只见外婆双手叉腰，脑袋高高扬起，活像一只骄傲的大公鸡，扯着嗓子喊道：“亲家公啊！”那声音带着一种刻意拉长的亲热，仿佛要把整个屋子都震得晃一晃，“今朝天气几多好呢，莫拉你那咿咿呀呀的‘锯木头’了，吵得人耳朵嗡嗡响。来，凑个手，上屋三缺一！正好！”
爷爷的手一抖，二胡发出一声短促刺耳的“嘎艮”，他脸上的皱纹似乎瞬间加深了，显出几分苦相，眼睛慌乱地四处乱瞟，慢吞吞地把二胡往身边拢了拢，结结巴巴地说：“啊？这个……亲家母，我……我大字不识一箩筐，东南西北都分不清，哪晓得打那个劳什子牌咯？不行不行，打不来打不来……”那模样，就像平时做错了事的我们，在拼命地找借口。
“唉！学嘛！”外婆驼着背几步跨过来，活像电视剧里准备冲锋的土八路，不由分说就想去拉爷爷的胳膊，“跟他们后生一样学啊，我教你！包教包会！比拉二胡简单多了！你看毅伢子的外婆都学得会！你一个大男人，还怕学不会？三缺一，你在这坐也是干坐，久了腰酸背痛腿抽筋，要折寿的！”外婆祭出了“折寿”的大杀器，那架势，就像在给爷爷下最后通牒。
爷爷像被火烫了似的，猛地往后一缩，避开外婆的手，动作竟显出几分与年龄不符的敏捷，以前外公在世时来了还能聊聊天。现在的他慌慌张张地站起身，眼睛瞪得大大的，抄起靠在墙角的锄头就往肩上扛，嘴里还念念有词：“哎哟！亲家母你不提我还忘了！屋冲坡上那块红薯地，草长得比苗还高了！得赶紧去薅一把草！耽误不得！耽误不得！”话音未落，人已迈开步子，几乎是落荒而逃，沿着屋后的小路，脚步匆匆地消失在山梁的拐弯处，那背影，怎么看都透着一股子仓皇。
“芬的，你这嘎伢老倌子怎么走了？”外婆望着爷爷消失的方向，气得直跺她那双小脚，那小脚跺在地上，发出“咚咚咚”的声音，她手里的旱烟杆敲得门框邦邦响，“好你个老倌子！躲！我看你能躲到几时！不给我喊人，我……我明朝的就卷包袱，一边哭一边讨米回马迹塘去！”她冲着母亲的方向嚷，声音大得能掀翻屋顶。
母亲正在火塘前给弟弟喂米糊，闻言哭笑不得，脸上露出一种无奈又好笑的神情：“娘！您莫讲气话！爹啲他……他没读过书的，是真不晓得喊哪个来耍。”母亲深知爷爷的难处，这山坳坳里，识字的老人本就凤毛麟角，更别说会打麻将的。
“他不晓得我晓得！”外婆气呼呼地卷着旱烟，金黄的烟丝簌簌落下，“他那些老伙计，晴毛湾达玖的娘，楠雨沟次山的两老，庆红两口子，你们讲的王班长屋里三个大人，加上铁匠的两个舅舅，不都是人啊？拉下老脸去请嘛！活人还能让尿憋死？”
堂弟的外公除外，他是上过朝鲜战场的老红军班长，立过两次二等功和一次三等功，当年十指拿步枪弹夹严重变形，后背有挨过子弹的痕迹，跟人喜欢讲长征，讲打战亲身经历，唯独看见麻将摇头笑笑，只晓得教我们三个小的下行军作战棋和象棋，其余时间他就喜欢待在山里面砍柴，堆满三叔家的偏屋。
爷爷终究是没能“憋死”。外婆“讨米回家”的威胁，以及暑假里她那日复一日，在饭桌上唉声叹气，食不下咽的“战术”，让爱热闹的爷爷每回来上屋坐时倍感压力，说是比当年修划仑水库抬石头还沉重。为了耳根清净，也为了亲家母的脸面，他第一次硬着头皮，扛着“摇人”的重任出发了。
他先是去“晴毛湾”了。达玖叔正在院坝里劈柴，听说要叫他娘学打麻将，连连摆手，笑得露出一口黄牙：“澜湖叔，莫开玩笑！我娘连‘妖鸡’是公是母都分不清，打啥麻将牌？她只晓得走乡串户的卖点衣服和百货为生！不过你可以去上屋问问她，她接了喜事活正在屋里剪窗花，写对联。”
爷爷本以为碰一鼻子灰，“大妹的，打麻将吗？”吆喝了一声没想到达玖娘在屋里听见了，竟从窗台探出头来，浑浊的眼睛里难得露出一丝好奇：“打麻将牌？是……是城里人耍的那个麻将？澜湖老哥，真能学？”
“放心，有现成的师傅教。”
她的几个儿子都是划仑山坳里唯一上过大学的，舞文弄墨的本事都不差，学东西不在话下。
爷爷一番解释，主要是转达外婆“不凑角就回娘家”的威胁，达玖叔的娘竟懵懵懂懂地答应了，回复说是准备挑些衣服小百货上门卖呢。
又去“楠雨沟（地名）”找庆红爷爷，他是划仑组组长。庆红爷爷正眯着眼在太阳底下搓草绳，准备织撮箕，堂屋堆了三个编织好的，听了爷爷的来意，慢悠悠地说：“老哥啊，打牌？看那些花花绿绿的牌，跟看天书一样。你不如去找我屋里堂客看看，她年轻，脑子活泛。”可庆红爷爷的堂客一听是陪街上来的老太太打麻将，头摇得像拨浪鼓：“老哥，我更不是那块料！屋里一堆活，猪潲要煮，田里草还没薅，哪有闲功夫学那个？不去不去！”
这下好了，张家冲闹翻天了。
爷爷几乎跑遍了划仑十几户人家，得到的回应大同小异：不是没空，就是不认识字，或者像达玖娘那样懵懂应承了也学得很慢。那些被请来“喝茶凑数”的老伙计们，坐在我家堂屋的长板凳上，拘谨地捧着粗瓷碗，听外婆热情洋溢地讲解“筒索万中发白妖鸡”。外婆拿着牌，唾沫横飞：
“看！这是‘东风’！坐庄的象征！这是‘西风’！这是……”
“哦哦，东风，西风……”老人们茫然地点头附和，眼神却空洞地飘向门外连绵的山峦。
外婆拿起一张“白板”：“这个！门板！光光的！”
“门板？哦哦，门板……”庆红爷爷喃喃重复，拿起自己面前一张牌，翻来覆去地看，“那这个……画个圈圈的，是……是烧饼？”
外婆气得差点背过气去，猛吸一口旱烟，烟雾呛得她自己直咳嗽。
看着外婆坐在灶房门槛上，对着空荡荡的四方桌生闷气，一根接一根地卷着呛人的旱烟，爷爷愁得蹲在禾场坪那棵老桃树下，把旱烟吸得吧嗒吧嗒响，眉头拧成了死疙瘩，他感觉自己又不得清醒了。
最终，爷爷使出了“撒手锏”——搬救兵！他托人捎口信，翻山越岭，把远在十七八里外的姨妹子（我的姨奶奶）、三十里外的亲妹妹（我的姑奶奶），还有隔着县界的堂哥媳妇（我的伯奶奶），三位平日里难得走动，据说年轻时手都挺巧，脑子也活络的老太太，给请到了张家冲。
盼到三位奶奶的到来，让外婆瞬间阴转晴。她亲自到禾场坪迎接，小脚迈得飞快，脸上的笑容比灶塘里的火还旺。
“哎哟！我的老姐姐们！可把你们盼来了！路上辛苦！快进屋喝茶！芬的！端茶，快把那新炒的花生瓜子，还有灶台上酸刀豆端出来！”外婆的声音洋溢着前所未有的热情。
灶房那张四方桌，又迎来了它期盼已久的高光时刻。三位奶奶围着桌子坐定，外婆坐庄。桌上不再是孩子们玩闹用的竹签，而是换上了几枚磨得光滑的毛毛钱，一角，二角，五角，一块，当作筹码。
“哗啦啦——”洗牌的声音都透着一股子久经沙场的沉稳。四位白发老太太，鼻梁上都架着或深或浅的老花镜，神情专注。外婆摸牌的手势快而准，手指在牌面上轻轻一捻，便了然于心。伯奶奶出牌谨慎，每每沉吟；姑奶奶性子爽利，出牌果断；姨奶奶则爱算牌，时不时推推眼镜。
有天一大早，屋对面看见达玖叔的娘挑着一担百货上门推销来了，堂屋坐满了。有来钓鱼的，看秧田的，放牛的…母亲忙着帮我们姐弟一人挑了一两件衣服，堂弟的外婆也挑了两件日用百货，还选了一个鸡毛掸子和瓢羹，一个个挑好了围进了灶房看老太太们打麻将。
“等等啊，我要碰！”外婆利落地喊了一声，收走姨奶奶刚打出的“三筒，谁要？”。
“慢！”姑奶奶眼疾手快，“这牌我杠！”她亮出三张“三筒”，得意地从牌墙尾巴摸了一张牌。
“哎哟喂！七索！”伯奶奶看着姑奶奶摸到的牌，惋惜地咂咂嘴，“我单吊七索呢！被你截胡了！”
“我可是碰碰胡，你们要小心啊。”
外婆没说话，专注地理着自己的牌，嘴角噙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轮到外婆摸牌了，她指尖在牌面上一触，眉头微不可察地一挑，随即气定神闲地将面前的牌轻轻推倒——清一色的条子，中间夹着一张孤零零的“五萬”。
“单调五萬，”外婆的声音平静无波，却带着掌控全局的力量，“糊了。给钱吧，老姊妹们，不客气了。”
灶房里响起一片善意的笑骂和麻将子的碰撞声。弟弟好奇地趴在桌边，仰着小脸看。母亲抱着弟弟，站在灶台边看着这一幕，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轻松的笑意。爷爷则远远地坐在堂屋门槛上，拉着他的二胡，这一次，二胡的调子似乎也少了些苍凉，多了点人间烟火的热闹。
月光悄悄爬上窗棂，清辉洒在禾场坪上。父亲收工回来后灶房里，麻将牌的碰撞声，老太太们压低的谈笑声，爷爷断续的二胡声，还有电视机里隐约传来的歌声，奇异地交织在一起，奏响了张家冲这个夏夜独有的热闹。外婆推了推滑到鼻尖的老花镜，在袅袅升起的旱烟烟雾中，满意地眯起了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