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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四年的正月，年味儿还没在张家冲的空气里完全散去，那阵刺耳的电话铃声便再次撕裂了家里的平静。听筒里传来的，是又一个噩耗。二姑和小姑去常德祭奠去世刚满四个月的大姑，归途路过一个菜市场时，传言被两位一黑一白的老奶奶带走……后来确切的消息传来，是心肌梗死。这一次，全家人都没有再试图隐瞒爷爷。当残酷的事实被摊开在老人面前时，他浑浊的双眼先是茫然地定住，仿佛无法理解这接连而至的劫难，随即，那被岁月深刻雕刻的脸上，泪水便如决堤般无声地淌了下来。
面对又一次白发人送黑发人，爷爷的悲伤是无声的崩溃，是瞬间被抽走所有精神气的坍塌。他固执地，几乎是强拗着要求，必须带上他心爱的那把二胡，去紫荆冲送他心爱的二女儿最后一程。我们无法拒绝，也明白，那是他唯一能握住的，与逝者告别的凭依。
紫荆冲的葬礼上，灵堂冷寂，香烟缭绕。爷爷就坐在棺木不远处，怀抱他那把磨得油亮的二胡。琴弓拉开，调子起得沉缓，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悲凉，更嘶哑。那不再是演奏，而是从肺腑深处掏挖出的呜咽，是灵魂在琴弦上的泣血。他唱完一首，几乎不停歇地又接上一首，枯瘦的头颅随着韵律剧烈地晃动着，仿佛要将所有的悲痛都从躯壳里甩出去。小姑买来一盒葡萄糖，怕他熬不住，与众人合力劝爷爷勉强喝完，以后又是继续，不言不语，不眠不休，就那么拉着，唱着，谁来劝慰都置若罔闻。一种近乎残酷的执拗支撑着他衰老的身躯，硬生生为女儿守了三天灵。
直到棺材合盖的那一瞬，那强撑的执拗终于土崩瓦解。爷爷猛地爆发出撕心裂肺的痛哭，被一旁早已泪流满面的三姑和四姑死死搀扶住。他挣扎着，枯枝般的手向前伸着，一直喊着二姑的小名，想最后一次抚摸一次女儿冰凉的脸颊，想再拉拉她那双从小操劳、布满粗茧的手。他反复念叨着，在他的众多子女中，二姑的童年是最苦的。大姑一岁就被抱养走，二姑便成了家里的顶梁柱，还是半大的孩子，就帮着家里干最重的农活，插秧、放牛、煮饭，用稚嫩的肩膀帮着父母拉扯下面七个弟妹，熬过了那个大家庭最艰难的岁月。她还亲自参与了划仑水库的修建，一挑一担，十几岁的姑娘，在工地上硬是坚持了三四年，肩膀被扁担磨得比同龄女孩更宽，更厚实。她人个子不高，又老实节俭到了骨子里，即便后来成了家，也从未忘记时常回来看望爷爷奶奶，贴补家用……爷爷心里，对她有着说不尽，道不完的亏欠，这亏欠，如今成了永远无法填补的空洞。
接连经历两次失去女儿的剧痛之后，爷爷肉眼可见地衰颓了下去。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沉默，像一口枯竭了泉眼的老井。
村里那些相熟的老伙计、叔叔婶子来看他，他也不再兴致勃勃地讲那些他年轻时走南闯北听来的神奇故事，只是偶尔抬起眼皮，茫然地点点头。那呛人的旱烟，也抽得一天比一天少了，仿佛连这点嗜好也失去了滋味。他的神志开始像蒙上了一层雾，时常模糊不清，严重的便秘折磨着他，腿脚也常常使不上力气，走路颤巍巍的。各种小毛病纠缠上身，他却不再愿意出门走动，常常终日躺在床上，说着谁也听不清、辨不明的胡话。
只有在他情况稍好一些的，为数不多的清醒时刻，他才会重新拿起那把二胡拉上一小段。但那琴声里，再也寻不回往日的神采，只剩下无尽的空洞与疲惫。全家人看着心疼，一致反对他再彻夜拉琴，生怕他那点残存的精神气也被这无尽的哀思耗尽了。
我每次从学校回来，母亲总会拉着我，忧心忡忡地低语：“你爷爷，这两年是真的老了。” 她说，爷爷现在连饭碗都端不稳了，需要人像喂孩子一样一勺一勺地喂养，而且吃得极少。三婶和我们家两房人，对他更是倾注了全部心力，细微照料。以往只在年节才回来的外甥、外甥女、孙子、孙女们，如今也回来得格外频繁。我们围在他的床边，带去他或许还能尝出点滋味的糖水罐头，变着法子想逗他露出一丝笑颜。有时候，我们几个孙辈会合力，小心翼翼地将他从床上搀起，搬到屋檐下那把老旧的座椅里，让他苍老的肌肤能沾染一些阳光的暖意。
日子，就在这种弥漫着淡淡药味和无声悲伤的氛围里，一天一天地捱过。从残冬到初春，再到枝叶繁茂的盛夏，直至秋风渐起。我那时以为，生命的韧性足以抵挡时间的侵蚀，却未曾料到，梦境那双看似华丽的翅膀，比我想象中要脆弱千百倍。
我甚至还没来得及为自己未来的人生仔细勾勒出一个清晰的形状，那稚嫩的憧憬，便在现实冰冷而坚硬的铁壁上，“咔嚓”一声，折断了所有初生的羽翼。
家庭的变故，经济的压力，像无形的枷锁，早早地套在了我年轻的肩膀上。我曾天真地向学校申请转学，希望能寻找到一条更具希望的路径，结果自然是未获批准。青春的叛逆与对远方的渴望，在胸腔里发酵、冲撞。我在日记本里笃信，只要奋力冲出张家冲这重重叠叠仿佛永无尽头的山峦，我那十七八岁的花样年华，便能如挣脱牢笼的云雀，向着山外那片广袤无垠又充满无限可能的天空里自由地翱翔。
现实为我上的第一课，来得迅速而冰冷。第二年春天开学没有一月，当那两辆载着我们这群懵懂少年与满车廉价憧憬的实习大巴，颠簸着驶向那个在无数人口中传颂的，名为“东莞”的传奇之地时，我紧贴着冰凉的车窗，望着窗外飞速倒退直至令人心头发紧的连绵群山，心中翻涌的，竟是一种混合着对故乡的背叛与对未知近乎决绝的迷茫。我终于甩脱了母亲这一年多来令人窒息的管束，怀里紧揣着父母省吃俭用才攒下的一千多块“巨款”，感觉张家冲所有的困顿、琐碎与唠叨，都被车轮无情地甩在了身后。前方，是触手可及的自由，是一个在无数打工者传闻中闪闪发光的新世界。我以为，我奔赴的是一场青春的盛宴。
然而，现实这块粗粝无比的磨刀石，很快就毫不留情地磨破了我用幻想织就的华丽外衣。
想象中的现代化工厂，井然有序的生活，并未直接向我们这群初来乍到的少年敞开怀抱。我们更像是一群待价而沽等待被挑选的羔羊，被安置在东莞大朗一个拥挤的招待所里，焦灼地等待了二十多天。几十个来自同一个地方的学生，与一批同样心怀梦想的四川籍职校学生，男男女女挤在逼仄与混杂的空间里。最初的兴奋感，如同被戳破的气球，迅速干瘪，被一种弥漫在日益浓厚的不安与茫然所取代。最终，我们甚至未能留在最初落脚的东莞大岭山镇，像货物一样被分批带走，目的地是另一个听起来同样陌生的名字——黄江镇。
那的确是一个被称为“世界工厂”的黄金时代。二零零五年的黄江裕元工业园，正是驱动这头中国经济巨兽强劲心跳的核心引擎之一。园区占地极其广阔，资料上显示建筑面积达四万五千平方米，内部银行、邮局、培训中心、超市、书店、网吧等设施一应俱全，甚至还有专线中巴穿梭于镇内各处。而精诚高科集团，作为园区内声名显赫的龙头企业，旗下拥有宝元科技等多个庞大事业部门，员工规模在最鼎盛时期一度高达二十万人，是无数南下打工者心目中向往的“理想国”和“大厂”。能够进入这样的企业，曾是我们这些职校学生心中一种模糊而遥远的荣耀。
但当我们真正直面“精诚高科”、“宝元科技”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时，迎接我们的，并非是光鲜亮丽的办公室和白领生活，而是它们旗下那些弥漫着刺鼻金属与焊锡气味的PCBA主板流水线、PCB印刷电路板车间。园区内确实设有完善的员工生活区——干部宿舍、员工宿舍、休闲娱乐中心，甚至还有篮球场、游泳馆和高尔夫练习场，勾勒出一幅现代化工业社区的图景。但这光鲜表象的背后，是严格到近乎冷酷的规则与筛选。想要在这片由钢铁、机器与精密电路板构成的工业丛林里获得一个最基础的立足之地，我们必须经过层层苛刻的文化考试、技能筛选和严格的健康体检。通不过的，便像流水线上被自动检测仪剔除的不合格电子元件，被毫无商量余地地分派至某个未知的，或许更为边缘，艰苦的角落。那种命运完全不被自己掌控，只能听凭安排的无力感，像一盆混着冰碴的冷水，在南方闷热的春天里，从头顶狠狠浇下，将我离家时那点可怜的，燃烧着的满腔热情与兴奋，彻底浇熄，只剩下一缕狼狈的青烟。
心中有不甘，像石缝间的野草，在绝望的环境里依旧本能地疯长，却又在现实冰冷的铜墙铁壁面前，一次次撞得头破血流，最终只能化为喉间一声微不可闻的叹息。
就这样，我，一个来自张家冲的女孩，带着一身尚未褪尽的土气，眉眼间尚未脱尽的稚气，和骨子里那点被现实反复捶打却仍不肯彻底服输的倔强，正式地，也是无比沉重地，跌入了社会这所更为复杂，也更为残酷的大学。
我天真得何其可笑，竟以为这里流水线的轰鸣声能教会我比课本更深刻，更精彩的知识，能让我这片从山里飘出的无根无依的小小浮萍，寻找到一片可以赖以生存，乃至畅游的浩瀚汪洋。
殊不知，前方的道路，是更深沉的迷茫，与更为艰辛的跋涉。工厂的围墙隔开了两个世界，一个是我再也回不去的纯真过往，一个是我必须直面的人生洪流。我站在中间，如同一株浮萍，在时代的浪潮中，飘摇不定。
城市，以一种不由分说的姿态，将它光怪陆离的画卷在我眼前粗暴展开。高耸的楼宇将天空切割成陌生的几何图形；入夜后，霓虹灯流淌成一条条虚幻而滚烫的河。
园区商业街的橱窗里，那些我从未触摸过的漂亮衣裙，像一种无声的嘲讽；路边摊飘来的酸辣粉与麻辣烫香气，固执地撩拨着空荡的胃袋。黄江街头，劣质音响不知疲倦地循环轰炸——《两只蝴蝶》《七里香》《不想长大》……这些旋律很快像车间的背景噪音，深深烙进脑海，成了那段年月挥之不去的标注。还有那些色泽鲜艳得像塑料模型的热带水果，热气腾腾的烙饼，香味扑鼻的炒粉凉皮，一切都像散发着诱惑的漩涡，让我目眩神迷，心旌摇曳。
它们共同织成一张巨大无比的物欲迷网，日夜不休地冲击着我从山里带来的，建立在泥土与稻谷之上的价值观。
而比物质诱惑更让我无措的，是身份转换带来的迷失。当我穿上统一工装，成为流水线上一个会呼吸的零件时，才惊觉自己既回不到炊烟袅袅的张家冲，又融不进这片喧嚣的钢铁丛林。下工后的人潮里，我常独自愣神，看着霓虹灯下自己的影子被拉长又缩短，却不知该往哪里扎根。这份初入社会的惶惑，比橱窗里买不起的衣服更让我刺痛，比流水线上重复千百遍的动作更让我感到疲惫——它无声无息，却啃噬着十七岁脆弱的心脏。
经济的窘迫，是勒进皮肉的第一根、也是最深的绳索。第一个月，因为入职晚，只上了十来天班，而严苛的薪资制度还要压上半个月工资，最终到手只有薄薄的两三百元。指望着这点微薄收入在陌生城市生存下去的恐惧，瞬间攫住了我，让我在每一个夜晚辗转难眠。
直到第二个月，咬着牙，忍受着流水线的枯燥与疲惫，上满了全勤，我才终于领到了人生中第一笔看似“完整”的工资，一共一千二百八十三元。握着那叠似乎还带着车间机器余温的钞票，初始的兴奋感昙花一现，迅速被现实的沉重取代。扣除厂里代扣的饭票，拥挤宿舍的水电杂费等最基本的花销，再怀着一丝微小的自豪感，给远在家乡的父亲和母亲寄回两件精心挑选的新衣服后，那原本就不厚的钱包，便又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下去。身边的同学们，包括我自己，都在这种环境的浸染下开始悄然蜕变。一部小灵通，一只手机，成了我们试图叩响城市大门，证明自己并非“局外人”的第一个信物，也迅速异化为一种无声而尖锐的攀比。诺基亚的坚实耐用，摩托罗拉的经典设计，三星的时尚翻盖，索尼爱立信的炫酷音乐功能，LG的别致造型，乃至波导、中兴的所谓“高性价比”……每一个品牌背后，都藏着一颗颗急于被这座城市认可，被同伴接纳的焦灼的心。
外面的世界诱惑太大，有限的精力与更为微薄的薪水，似乎都毫无保留地投入其中。往家里打的电话，在不知不觉中就少了，间隔越来越长，通话时间越来越短，内容也越来越趋于报喜不报忧的敷衍。
那根曾经坚韧的连接着过去与故土的线，正被这城市虚幻的繁华与自身的虚荣悄然拉扯，濒于断裂。爷爷清醒时在电话里一再叮嘱，走出了山，别忘了故乡的根。当我穿着流水线上统一的散发着淡淡机油味的廉价工装，拖着疲惫的身躯，混迹于衣着光鲜，步履匆匆的城市人流中时，一种刻骨的清醒会像电流般猛然袭来：第一次头顶着“打工妹”这个冰冷标签的我，与这个流光溢彩的城市之间，始终隔着一层看似难以击穿的壁垒。
流水线上的实习生活，是日复一日，永无止境的单调循环，好多大哥哥大姐姐一做就是好几年，从未去过园区以外的城镇，仿佛一台被设定好永久程序的机器，精准而麻木地消磨着所剩无几的青春与热情。焊锡、检测、贴片、包装……每一个动作都被分解到极致，时间在这里被拉长又压缩，人也彻底沦为流水线的一个机械延伸。
仅仅两三个月后，那种被困于无形“牢笼”的窒息感便再次汹涌袭来，比初次离家时更为强烈。我不安分了，内心躁动着，渴望跳出这片令人压抑的方寸之地，去追寻一个传说中“更好”、也许只是“不同”的地方。于是，我开始利用难得的放假时间，怀揣着模糊的希望和一张东莞地图，踏上了在三十三个镇街间的辗转与漂泊之路。
我像一块渴望吸水的海绵，又像一个漫无目的的探险家，坐着票价便宜的公交车，几乎转遍了东莞的三十三个镇街。
我特别喜欢记公交路线，将那纵横交错的线路图默默刻在心里，仿佛通过熟悉这些城市的血管，就能更靠近它的心脏。我看着窗外形形色色的人群，他们有着与我不同的表情和步伐，常常在陌生的十字路口，随着人流下车，然后陷入更深的迷茫和徘徊。这趟自发的“闯荡”之旅，并未带来预期的机遇曙光，反而让我见识了社会阳光照不到的阴暗角落：公交车上神出鬼没，手法娴熟的小偷，掏空了我省吃俭用攒下的生活费；职业介绍所里，打着“高薪直招”幌子，巧舌如簧的黑心中介，骗走了我二百押金；看到路边残疾的乞丐，总会心生怜悯，掏出零钱，后来才知多数竟是博取同心的表演，他们乞讨完一天会悄悄坐上公交车去到另一个城镇的银行大把大把的存钱……每一次上当受骗，都像一把钝刀子，在我懵懂的心上刻下一道道伤痕，教会我“社会险恶”的真实含义。
这些委屈、艰难和难以启齿的愚蠢，我都不敢告诉远在张家冲的家人，尤其不敢告诉那个总是忧心忡忡的母亲。他们还在那片贫瘠却坚实的土地上，过着我能想象的依旧困顿的日子，我不能再给他们增添无谓的烦恼。
就在我于城市的洪流中载沉载浮挣扎求存时，家里传来了爷爷身体不好的消息，这一年爷爷快八十岁了。电话里，母亲的声音带着熟悉的疲惫，她絮叨着弟弟已经能帮她干很多体力活了，她又养了两头准备过年的年猪，田里的稻谷又到了收割的时节，言语里是忙不完的农活和沉甸甸的生活。我只是听着，笨拙地安慰几句，却从未深入地想过，自己作为家庭的一份子，应该、而且或许有能力寄些钱回去，分担一点点重量。我那时被城市的消费主义和自身的窘迫困住了，总觉得手里这点微薄的收入，在这座庞大的城市里显得如此微不足道，以至于忽略了它对于山里那个家的可能意义。
兜兜转转，又是两三个月在指缝中流逝。当我再次用那部视若珍宝的粉色小灵通，拨通那个熟悉的号码时，听到的却是爷爷病危的噩耗。此后，电话那头几次三番传来爷爷“乌龙”去世的揪心消息，我在这头经历着希望与绝望的反复撕扯，哭干了眼泪，心情如同乘坐失控的过山车，在悲痛的谷底和侥幸的峰顶间疯狂起伏。直到爷爷真正油尽灯枯，平静离世，家里因为丧事的忙乱和人手的短缺，竟无人来得及，或者不知该如何通知我他具体离去的时辰和日期。
二零零六年那个春节，一种前所未有的思乡情绪攥紧了我。我提前登上了返乡的绿皮火车。然而，这一次，没有温暖的团圆在等待。没能见到爷爷最后一面，回到张家冲我直接带上香蜡冥纸，带上爷爷生前最喜欢吃的橘子和饼干，去到那棵百年枓槠树下的不远处，这是他长眠的山坡。那座新垒的、冰冷的黄土坟茔，沉默地矗立在冬日萧瑟的风里，像一个大地上无法愈合的伤口。
那一刻，所有被延迟的悲伤，无法弥补的遗憾，以及未能尽责的愧疚，如同积蓄已久的洪水，瞬间冲垮了我所有的防线，将我彻底淹没。我才真正意识到，那个会在无数个春夏秋冬，坐在下屋屋檐下，为我拉响呜咽二胡的老人；那个会教我上山识草药，观星看天气，掐指起数的八卦先生；那个会耐心听我讲述学校里鸡毛蒜皮琐事的听众，真的再也见不到了。我还有那么多关于外面世界的精彩与无奈，那么多的见闻和感想，都没来得及向他细细讲述。
我跪在坟前，温热的泪水滚落，滴落在冰冷的新翻泥土上，迅速渗入，不留痕迹。我在心里，对着这片黄土，也对着自己的灵魂，暗暗发下重誓：此生，定要竭尽全力做成三件事——一是自己做老板，不再受人摆布，掌握自己的命运；二是实现那从小到大深埋心底、从未真正熄灭的文学梦，用笔记录下这一路的浮沉；三是若有朝一日侥幸能为官，定要回到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把闭塞落后的张家冲，打造成一个人人向往的特色农庄。甚至，我回到房间后，立刻在随身的记事本上，带着一种近乎神圣的庄严，开始清晰地勾勒梦想的蓝图：西边的上坡与牛气冲两个地方日照足，可以种植柑橘果园；南边屋冲的洼地近水源，适合种水稻与搞生态养殖；池塘下面那片水田，正好可以建起几座供游人休憩的原木小屋，钓鱼鱼，下下棋，划划竹筏船……这不仅仅是一个计划，更像是我对爷爷亡魂的告慰，也是对自己漂泊灵魂的一个庄严承诺。
可是，当我怀着一丝期待，将这份用泪水与梦想浇灌的，炽热的规划，小心翼翼地向母亲透露时，换来的却是她毫不留情的冷水与打击。她认为我好高骛远，心高气傲，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的自命清高。她向亲友哭诉我的一条条罪状，固执地认为，留在张家冲这种地方搞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是完全没有盼头，自毁前程的事情。
又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开始有意无意地贬低我的每一个想法，用“不切实际”、“异想天开”“好高骛远”这类词语打磨成的针，一次次刺向我柔软的渴望。
她总觉得，我做什么都不可能成功，安安分分打工嫁人才是正途。我们之间，那条因时代和阅历造成的观念鸿沟，因着这最直接的不理解而愈发加深，变成一道难以逾越的裂谷。我感到无比的委屈和愤懑，我才刚刚在这社会上扑腾了半年，未来的路那么长，充满了未知与可能，凭什么她就敢如此武断地判定我的人生一眼可以望到头？
城市的繁华背后，是流水线冰冷的节奏和无处不在的现实算计；故乡的温情之下，却也有着根深蒂固的保守观念和难以逾越的理解鸿沟。
我像一株无根的浮萍，在梦想的绚烂与现实的粗粝之间，在出走远方的冲动与回归土地的牵绊之间，被反复拉扯，飘摇不定，孤独地寻找着一片能够让我这异乡的灵魂，真正扎根生长的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