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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张家冲的冬天，又是被炭火与年味煨熟的。山外的世界于我们，不过是睡房那台姐姐从外面带回来的彩电里流动的光怪陆离，隔着花里胡哨的屏幕，触之便成冰凉。唯有正月里的人间烟火，是实实在在的暖。谁家灶房不摆着满桌零嘴？炒得喷香的瓜子花生在粗瓷碟里堆成小山，手指一捻便嗑出满嘴焦脆；橘子瓣的酸甜汁水能染黄指缝，饼干渣簌簌掉进粗布裤兜，走几步便窸窣作响。
最难忘是晴毛湾的大舅奶奶，我们每次去找表弟玩，她端来的那碗鸡蛋红枣甜酒汤。酒气混着枣香，滚烫的琥珀色液体滑入喉咙，暖意从胃里一直漾到鼻尖，连打个嗝都带着甜丝丝的酒意。
这样的日子，我们这群“山猴子”是拴不住的。雪刚化尽，田埂上还留着残冰，就拉着堂弟、小弟往前山窜。秃了枝桠的酸枣树成了攀爬架，枯枝被我们踩得咔嚓响，怀里揣满捡来的柴火，像揣着沉甸甸的宝藏。回来便围在火塘边，暗红的炭火舔着柴根，火星子噼啪往上跳。几张皱巴巴的纸牌在冻红的小手里传来传去，输赢都笑得前仰后合，唾沫星子混着炭灰在暖空气里飞。
夜深得像化不开的墨时，就缠着下屋的爷爷讲古。他烟斗里的火星明明灭灭，映得沟壑纵横的脸忽明忽暗，那些老掉牙的神仙鬼怪故事，裹着烟气从他喉咙里滚出来，和我们的笑声一起，把张家冲的寒夜烘得暖融融的。
当我真正踩着晨露走出群山环抱，踏入县城高中的青砖校门时，才慢慢看清：那幅曾让我无限神往的“山外画卷”，笔触并非全然是明媚的油彩，更掺杂着现实粗粝的线条与令人猝不及防的暗色。原来，山外与山里，岂止是隔了一层山。
离家的寄宿生活，像一场笨拙的蝶变。十六岁的碧玉年华，突然抽离了母亲灶台上蒸腾的白雾与絮絮叨叨的叮咛，抽离了父亲沉默却坚实的背影，连生理的细微变化都显得措手不及。一切都得自己打点：洗得发硬的床单，拧不干的校服，课桌上堆成小山的试卷……狭隘的宿舍，紧凑的铃声，集体生活的拘谨，像一张无形的网，初时勒得人呼吸都带着疼。
开学头三个星期，食堂的饭菜总像隔着层纱，油星子浮在寡淡的菜汤上，远不及母亲灶台上哪怕一碗湿腌菜拌饭，混着柴火香，能把舌头都鲜掉。思乡的情绪在夜深人静时最是猖獗，像只毛茸茸的小兽，蜷在胸口细细啃噬着初离巢穴的惶惑，啃得人心里空落落的发疼。
这所高中的校舍比初中还要逼仄几分，心里的落差像被踩塌的土坑。或许是想填补那份空落，或许是少年人胃里的馋虫实在按捺不住，手里那点攥得发热的零用钱，便总流向校门口的小卖部。油汪汪的辣条、甜腻的素鸡腿、酥得掉渣的饼干……这些色彩鲜艳、口味浓重的“垃圾零食”，成了抚慰肠胃与寂寞的廉价替代品，像往空荡荡的心窝里塞棉花，短暂的充实后，却悄然埋下了祸根。
第一次剧烈的腹痛来袭时，我正趴在课桌上，试图消化朱洪辉老师黑板上密密麻麻的数学公式。那痛楚来得突兀且凶猛，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腹腔里狠狠拧搅，瞬间榨干了全身的力气。冷汗涔涔而下，浸湿了额前的碎发，眼前的函数图像开始模糊旋转，耳边的讲课声也变得遥远。我忍不住发出细微的呻吟，同桌推了推我的胳膊：“喂，你咋了？”声音里的慌张，惊动了讲台上正写板书的班主任朱老师。
“腾文？怎么回事？”朱老师快步走下讲台，平日里严肃的眉头拧成了结，声音却带着不易察觉的关切。
我疼得几乎说不出话，只能虚弱地抬手，指向绞痛的腹部。课堂瞬间安静下来，几十道目光聚焦在我身上，像聚光灯般灼人。朱老师见状当机立断，一边嘱咐班长维持纪律，一边招手喊来隔壁班的语文老师王国千。两位老师一左一右架起几乎蜷缩成一团的我，温热的手掌隔着薄薄的校服传来力量。
“坚持住，老师送你去医院！”朱老师的声音温和却有力，像一剂定心针，稳稳扎进我慌乱的心。
从三楼教室到校门口的那段路，漫长得如同一个世纪。腹痛如涨潮般阵阵袭来，每一步颠簸都像在搅动腹腔里的绞肉机，冷汗糊住了眼睛，连阳光都变得刺眼又冰冷。我半挂在老师身上，听着他们急促的喘息和脚下石板路的叩击声，恐惧与无助像藤蔓般缠住心脏，勒得人喘不过气。那一刻才明白，原来山外的风浪，比山里的寒冬更刺骨。
去了一趟县人民医院的诊断是急性阑尾炎。打了止痛针，疼痛暂时缓解，但医生严肃的表情和“容易复发，要注意，严重了要手术”的叮嘱，像一块石头压在心头。回到学校，我成了老师和同学们重点关照的对象。朱老师特意找我谈话，叮嘱饮食注意事项，眼神里是长辈般的严厉与关怀并存。王老师则偷偷在我的作文本里悄悄夹了张纸条，上面写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照顾好自己，才能笔下生花。”
然而，警告并未能完全杜绝馋虫的诱惑。不久后，类似的剧痛再次袭来，且更为持久猛烈。这一次，是在校外的一家小卫生室里，连续挂了三天点滴。药水一滴一滴缓慢地流入血管，时间在苍白的墙壁和消毒水的气味中艰难爬行。父母远在深山，无法即刻赶来，陪在我身边的，是闻讯赶来的同学挚友——谌双、闵小维、黄世琼。
她们轮番守在我的病床前，帮我打来食堂里相对清淡的饭菜，虽然只是简单的炒肉青菜米饭，却吃得格外温暖。她们拿着笔记，一科一科地帮我补习落下的功课，耐心的讲解驱散了病中的昏沉与焦虑，还一起赏女医生种下的各种菊花。最难熬的是夜晚，最怕屋檐的老鼠叽叽叫格外瘆人，尤其是最后一晚，点滴直到深夜十二点才结束。她们毫无怨言地陪着，困得眼皮打架，却还强打着精神给我讲班里的趣事，分散我的注意力。昏暗的灯光下，她们年轻的脸庞写满了真诚的关切，那份同窗情谊，如同寒夜里的暖炉，熨帖着病痛带来的脆弱与孤单。
第二天，手背因连续输液而肿起老高，青紫一片，活像发面馒头，握笔都困难。早上晨读课上，朱老师巡视时看到，眉头立刻紧锁。他没多说什么，转身出去，不久竟端来一盆温热的水。
“杨腾文，你出来一下。”他把我叫到教室外的传达室，语气不容置疑，“手伸进来，热敷一下，能消肿舒服点。”
温热水流包裹住肿胀刺痛的手背，带来短暂的舒缓。我低着头，心里涌动着复杂的情绪，既有感激，也有一丝因为特殊关照而起的羞涩。恰逢政治老师谌铁毛经过，见状打趣道：“哟，朱老师，这伺候得周到啊！帅哥这‘包子手’可是享受贵宾待遇了！”他嗓门洪亮，带着善意的调侃，瞬间引来了更多老师的注意。
计算机老师、校董谢仁和老师、秘术课黄剑红老师、李副校长、教导主任鄢老师……几位老师先后关切地询问了几句。“帅哥，好了没？”这“兴师动众”的关怀，让我窘得满脸通红，心里却暖融融的。我未曾想过，一个平凡甚至有些麻烦的学生，能收获如此多的善意。
这场突如其来的病痛，最终以一种我未曾预料的方式，叩开了我与父母之间那层微妙的隔膜。中午时分，王国千老师看着我又青又紫的手背和依旧不佳的脸色，担忧之下，竟然不知道在何时打通我家里的座机号。
当我看见父亲和母亲的身影出现在校门口传达室那略显斑驳的窗前，一脸惊惶，脚步踉跄地向我奔来时，我整个人仿佛被钉在了原地，怔怔地说不出话。母亲手中紧紧攥着一个鼓鼓囊囊的旧布包袱，那里面胡乱塞满了我平日换洗的衣物——她定是接到消息那一刻，心慌意乱地以为我要住院，什么都来不及多想，就匆匆收拾赶来了。
“我的满姑娘！你这是怎么啦？肚子还疼不疼？你真要把妈妈吓坏了……”母亲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声音抑制不住地发颤，她上下打量着我，眼眶霎时间就红了。那目光中毫不掩饰的担忧与恐惧，如此直白而剧烈，是我记忆中极少见到的。
父亲跟在她身后，脸上刻满了焦灼，嘴唇紧紧抿成一条线，一双粗粝的大手无措地搓动着，目光自始至终牢牢锁在我身上——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见到他们同时出现在我的学校，操场那枝头一簇簇浓郁的桂花香反而在迎接着。
班主任朱洪辉老师赶忙上前，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他引着父母走过我每天穿梭的教学楼长廊，仔细指给他们看我的座位；又带他们走进寝室，看到我叠得方正正的被子和收拾得一丝不苟的床铺。朱老师还特意请父母去他家中用了一顿便饭。饭桌上，他语气温和却笃定地向我父母介绍：“腾文这孩子，真的非常努力、懂事。她不光是班干部，把班级管理得井井有条，主持起班会也沉稳大方，还在学生会承担工作，认真负责……上学期末，刚被评为了‘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和‘优秀学生会干部’……”
父母凝神听着，脸上最初那种惊慌与忧虑，渐渐被一种难以置信的讶异和悄然滋长的自豪所取代。母亲显得尤为激动，她一遍遍喃喃确认着：“真的吗，朱老师？她……她在学校真的这么能干？还能当干部？还评上了先进？”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她蓦地转过头望向我，眼神复杂得令我鼻尖一酸——那里面有重新审视的惊奇，有恍然顿悟的了然，更有一种几乎要满溢出来的欣慰，与……深藏的愧疚。她拉起我的手，轻轻摩挲着我手背上未散的青紫针痕，眼泪终于忍不住扑簌落下：“满姑娘，妈……妈不知道你在学校这么争气……妈以前还以为……”她哽咽着，话未说尽，却已淹没在泪水中。
蓦地，我想起小时候——每逢放学下雨，别的同学总有父母或爷爷奶奶急匆匆送来雨伞，而我，只能咬着牙冲进雨幕，一路淋回家，浑身湿透，或者瑟缩在村口，等待父亲干完活一同回去。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母亲过往的沉默与偶尔对我学业流露出的淡然，并非不牵挂，而更多的是源于对山外世界的陌生，以及深植于贫困岁月中的，对女儿命运的习惯性悲观。她不是不爱，只是被生活磨钝了感受，被现实压弯了憧憬的翅膀。而此刻，透过老师的言辞，透过这些实实在在的荣誉，她第一次清晰地“看见”了女儿在另一个世界里的奔跑与成长——那种震撼，是直抵心灵的。
更令我意想不到的是，一向沉默寡言，笃信“女儿终是别家人”的爷爷，在父母回家转述这一切后，竟也难得地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笑意。
那天夜里，他没有像往常一样早早睡下，而是拉了一段二胡后将我叫到火塘边，就着明明灭灭的柴火，有一句没一句地问起学校的事——问老师，问同学，问上课考试，竟这样断断续续聊至深夜。火光跳跃，映照在他布满沟壑的脸上，我头一次看见那样一种近乎郑重的、带着光的神情。
变化并未止步于此。两周后，班主任朱洪辉老师和语文老师王国千老师，竟然利用放月假的休息时间，一路颠簸了几十里山路，来到了深藏在划仑水库尽头的张家冲，进行了一次正式的家访。
他们的到来，母亲显得既紧张又兴奋，匆忙烧好了滚烫的芝麻茶，将平日里舍不得吃的瓜子，花生炒得喷香，一一摆上桌。父亲虽依旧话语不多，却忙前忙后地搬凳子、递烟（虽然老师不抽），脸上泛着红光。
火塘里的火烧得旺旺的，映照着两位老师亲切的脸庞和父母拘谨却喜悦的神情。朱老师和王老师极力夸赞我，说我如何聪明上进，作文写得有灵气，管理班级有魄力，团结同学，深受师生喜爱。他们谈学校的教育，谈未来的发展，言语间充满了鼓励和期望。
父母围坐在火塘边，一个劲地点头附和，脸上的笑容像朵绽放的菊花，是那种发自内心的，被尊重与被认可的喜悦。父亲搓着手，笨拙而真诚地说：“朱老师，王老师，多谢你们看得起我女，家里没什么好东西，我就给你们一人一把胡刀，到时候我让你们学生带到学校去…”这是他最能拿得出手的、表达感激的方式了。
母亲则在一旁，悄悄把我拉到灶房角落，从贴身的衣兜里，摸出一张折叠得崭新的百元钞票，迅速塞进我手里，压低声音说：“拿着……买点好的吃，别饿着……好好读……”她的眼神闪烁着，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快慰，仿佛终于找到了某种弥补的途径。记忆中，我的压岁钱从小总被她以“妈先替你存着”的理由收走，最终不知所踪，如此爽快的“奖励”，几乎是破天荒头一遭。
我握着那尚带着母亲体温的钞票，心中百感交集。我深知这一百块钱对于这个家庭意味着什么，那是母亲养月猪换来的辛苦钱。它背后，是母亲那份迟来的，或许掺杂着愧疚的认可，也是一种最朴素的，希望女儿好的期盼，以往都是父亲给我零用，难得母亲掏出她的私房钱。
这天恰逢我的伯父也从外地回来，爷爷更是高兴得合不拢嘴，张家冲从未如此热闹而充满光彩。夜幕深沉，老师们婉拒了留宿的邀请，沿着坡上的小路消失在山路尽头。送走老师，父母兴奋得难以入眠，火塘里的余烬被重新拨亮，伯父、爷爷和父母围坐着，竟又聊到了深夜一两点。火光跳跃，映照着他们脸上焕发出的光彩，他们反复回味着老师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夸赞我的词眼，仿佛要将这份荣耀细细咀嚼，融入血脉。爷爷直到离开去睡时，脚步都带着一种轻快，嘴里还喃喃着：“读得书好啊……真好……”
生活的惯性，如同一条隐匿在岁月深处的暗河，表面波澜不惊，内里却蕴藏着难以扭转的力量。那场病痛与老师家访所带来的震动，终究成了投入划仑水库的一颗石子，漾开的涟漪虽在阳光下折射出片刻的美丽，却终究敌不过时间的消磨，水面终将慢慢平复，恢复它往日深沉的墨绿。
就在这一年，家中的格局也悄然发生着变化。小叔要结婚了，姐姐特意从外地请假赶了回来，小叔选择的却是“上门女婿”这条路。爷爷初闻此事，传统的观念让他勃然大怒，坚决不肯点头。然而，现实的天平是倾斜的——小婶家只有两个女儿，家境远比我们家优渥。面对这冷硬的现实，爷爷的愤怒像拳头打在棉花上。幸得有三叔三婶在幕后全力斡旋支援，与父母两家合力，为小叔风风光光地办了一场“花圆酒”。
这天，张家冲非常热闹，亲眷邻里齐聚，祝福声、笑语声暂时驱散了家庭的阴霾。爷爷看着这热闹场景，心头那块垒似乎也被这喜庆的氛围融化了几分，终是默许了。只是，自小叔离家后，爷爷的身体便肉眼可见地不再如往日硬朗，精神也萎靡了许多，渐渐不愿出门了。
子女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爷爷的养老问题被正式提上日程。起初，我家与三叔家商定，一家轮流照顾半月。然而，生活的艰辛在于，尽孝与谋生常常难以两全。坚持了两三个月，大家便感到力不从心。第二次商议，改为一家照顾三个月，以期能腾出稍长的时间，做些零工，维系各自家庭的生计。
母亲的生活，也并未因我在学校里那两年短暂的“风光”而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她依然是张家冲那个永不停歇的陀螺，在轮到我们照顾爷爷的期间，更是高速旋转于田间地头、灶头锅台、猪圈鸡舍、菜园篱落之间。生活的重担，从未真正从她佝偻的脊背上移开。只是，有些东西在细微处改变了：家里餐桌上的规矩第一碗热饭、第一筷热菜、第一杯热茶，永远都是率先递到爷爷手中；家中若有什么稀罕吃食，母亲第一个想到的，也必定是爷爷。爷爷行动日渐迟缓，身体机能不断退化，但好在，他不再需要为了一口饭、一件衣、一捆取暖的柴火而发愁。偶染病痛，母亲总能不计前嫌地守候在侧，与三婶一同为他擦洗身体、更换衣物被褥。每晚入睡前，她总会轻手轻脚地去往下屋，悄悄查看爷爷是否盖好了被子。
然而，即便如此悉心照料，不安的阴影依旧笼罩着下屋。常常在深夜，有时是十一二点，有时甚至是一两点，爷爷的房间会骤然亮起昏黄的灯，随后，那如泣如诉，又悲凉彻骨的二胡声便会幽幽响起，撕裂山坳里寂静的夜。山风呼啸，吹得旧窗棂哐哐作响，更添几分凄惶。第二天清晨再去探望时，往往见他脸色苍白，额头滚烫，吓得父亲赶紧骑着摩托车去村口接来村医，挂上点滴。病情时好时坏，反复无常，姐姐每回跟母亲在电话牵挂着他，又从外地回来看了一次，陪了三天不舍的走了。后来，爷爷不小心摔了一次，腿脚彻底不利索了，顽固得不肯上医院，双腿肿胀得不听使唤，最终瘫痪在床，一度连进食都困难。
母亲用家里那部红色座机，依次拨通了小叔和大伯的电话。新婚燕尔的小叔，带着身怀六甲的小婶匆匆赶回，望着病榻上虚弱不堪的爷爷，不禁悲从中来，哭红了双眼。而曾经经历过一次脑溢血，自身尚且需要休养的大伯，也拖着多病的伯娘，跋涉归来。那些日子，张家冲的空气又仿佛凝固了，还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凝重。
爷爷的病况断断续续，时好时坏，五个姑姑们也全都回来，日夜守候在旁。大家甚至悄悄备好了寿衣，偏屋里那口闲置已久的棺材，也被重新仔细地刷上了一道深色的油漆，显得格外刺眼。姑姑们想方设法给爷爷弄来些有营养的流食，甚至请人算了八字，期盼能寻得一丝转机，一白胡子爷爷说他能活八十岁。许是众人的诚心感动了上苍，亦或是爷爷命不该绝，在经历了一场濒死的危机后，他的病情竟奇迹般地稳定下来，又一次挺了过来。大家悬着的心，这才稍稍落下一些。
又坚持了几日，爷爷的气色竟逐渐红润起来，甚至能在晴好的日子里，被搀扶到屋檐下晒晒太阳。他看着我们三姐弟在他膝前承欢，在禾场坪上追逐嬉闹，在池塘边专注地钓鱼捉虾，浑浊的眼中，偶尔会闪过一丝久违的温和笑意。村里每日都要赶牛吃草的运宏爷爷，路过张家冲时，也会延续多年的习惯，陪着爷爷坐在一处，默默地抽着烟，偶尔聊几句陈年旧事，回忆他们那饱经风霜的一生。
更多的时候，两位老人只是相对无言，静静地望着雀鸟从眼前扑棱棱地飞过，望着大禾场坪上那棵老梨树，从开满一树凄清的白花，到挂满青涩的小果，再看着那果子一点点变大，泛出微黄。他们的目光，掠过忙碌的母亲的身影，最终定格在山坳对面，那棵历经百年风雨的枓槠树上，仿佛在凝视着时间本身。
或许，命运注定要让这一年几经波折。十一月，学校放了四天假。我回到家中，迫不及待地将获得的三张奖状《学习标兵》、《优秀班干》、《优秀学生干部》——像展示战利品般捧到父母面前。在睡房找了一块木墙贴上去，心中满是幼稚的嘚瑟与欢喜。
然而，命运的骤雨，总爱在看似平静的夜晚倾盆而下。那是一个黑如墨染的夜晚，父亲正在火塘边泡脚，母亲则去下屋收拾爷爷用完的南瓜粥碗筷。我和弟弟沉浸在电视剧的情节里。突然，睡房斗柜上那部座机，尖锐地响了起来。
弟弟起身接了电话，“喂，哪位……”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明显带着哭腔的男声，语句急促而模糊。年幼的弟弟似乎没能听清，我却因好奇凑过去，只隐约捕捉到一句带着哽咽的“……死了……”。这两个字像冰锥般瞬间刺入我的耳膜，吓得我赶紧把话筒塞回弟弟手里，压低声音叫他别挂，自己则冲到房门口，用尽力气带着哭腔大喊：“爸，妈，快来，出事了！”
父亲端着一盆洗脚水快步出来，都来不及倒掉；母亲也从厕所方向惊慌失措地跑来，手里还提着裤腰。两人几乎是异口同声：“莫得事？（怎么了？）”
“电话里……不知道说谁死了……快去接电话！”我的声音带着无法抑制的颤抖。
父亲闻言，脸色骤变，火速踢踏着鞋子冲进睡房，一把抓起电话。母亲焦灼地紧跟在旁。我和弟弟呆立原地，只听见父亲用一种难以置信的，陡然拔高的声音回了一句：“啊……莫子时候的事啊？哎…怎么就这么突然？！”
挂断电话的瞬间，父亲的脸色在昏暗的灯光下变得惨白，眼眶瞬间通红，泪水毫无预兆地滚落下来。“芬的，”他的声音破碎不堪，“大姐……大姐死了。”
母亲也被这噩耗击得身形一晃，下意识地捂住胸口，脸色发白：“是武陵的大姐？她才五十多啊……”
“急性心肌梗塞……打了120，没抢救过来……”父亲的声音被哭泣切割得断断续续。
“嗲嗲（爷爷）那边怎么办？”母亲也跟着抹泪，声音里充满了无助，“这可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啊……”大姑每年都会来看望爷爷，姑嫂关系融洽，就在一个月前，她还来过，给爷爷带了一大包吃的，知道爷爷身体不好，还特意买了身崭新的秋季衣裳，还给我拿了一包最喜欢的玉米糖。
“我跟三老弟先过去看看，今晚就得赶去常德。”父亲强忍着悲痛做出决定。他转而看向我，眼圈红肿，“满姑娘，今晚你一个人留在家里，怕不怕？”
我用力地摇着头，喉咙哽咽得说不出话。
父亲叮嘱：“你……你千万不要告诉你爷爷啊。”说完，他换上一件干净的外套，步履沉重地走出了睡房。
母亲走过来，紧紧地抱了抱我，又摸了摸我的头发，声音沙哑：“听话啊！”随即，她便开始利落地给弟弟换衣服和穿鞋子。
望着他们消失在夜色中的背影，偌大的张家冲，三户人家，此刻只剩下我和爷爷，守着这空寂的木屋与漫漫长夜。
我素来胆小，平常父母晚上出门，我都不敢独自在家。然而这一夜，我坐在缝纫机前，目光穿过窗棂，望向外面浓得化不开的墨色。电视机一直开着，制造着虚假的热闹；房间里的日光灯也亮得刺眼，试图驱散内心的恐惧。然而，一种“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悲凉，却沉沉地压在心头，挥之不去。
内心翻江倒海，久久无法平静。我打开书包，拿出钢笔和信纸，几乎是凭着一种本能，开始奋笔疾书。泪水模糊了字迹，又被我狠狠划去。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撰写《悼词》，为我那慈爱却突然永别的大姑。当两页信纸被密密麻麻的文字和泪痕铺满，我才惊觉自己早已泪流满面。就在这时，下屋又一次传来了那熟悉的、悲戚的二胡独奏，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在这悲伤的夜晚，整夜在我耳边萦绕，不肯停歇。
第二天醒来时，爷爷已经拄着拐杖，自己打开了灶房的门，坐在窗下他固定的位置上。他看到我红肿得像核桃一样的眼睛，关切地问：“昨晚没睡？”
“呃，”我慌忙低下头，躲避着他的目光，“看了一夜的电视。”
爷爷觉得奇怪，追问是什么电视剧这么好看，并语重心长地告诫我要以学业为重。生平第一次，我对着最敬爱的爷爷撒了谎，支支吾吾地搪塞过去。一转身，眼泪又不争气地掉了下来，砸在冰冷的地面上。
直到我俩默默地吃了早饭，爷爷忽然莫名地问了一句：“你爸妈和弟弟，去了哪里？”
我的心猛地一紧，只得继续编织谎言：“他们……他们一大早就去山里远地方干活了。”
等我忙完家务，小心翼翼地搀扶着爷爷，送他回下屋休息。经过三叔家紧闭的房门时，爷爷再次停下脚步，疑惑地问道：“你三叔一家，去了哪里？”
“他们……他们……”我感觉自己的声音在发抖。
“他们应该是一大早回杨毅（堂弟）外婆家了。”我几乎是咬着牙说出这句话。说完，我紧紧地抿住嘴唇，不敢再多说半个字，生怕紧绷的情绪会在爷爷面前彻底崩溃，泄露出那残酷的真相。
一直等到下午五点，我给爷爷做好了晚饭，伺候他吃完，正准备自己随便吃点东西时，父亲独自一人骑着摩托车，风尘仆仆地匆忙赶回，二话不说，便将我接走。
来到大姑家的景象，是我此生第一次直面死亡的具象。鞭炮在哀恸地鸣响，乐声凄厉哀嚎。堂屋里挂满了白色的祭幛，像一片凝固的泪海。我看着众人将面容安详（或是苍白？我不敢细看）的大姑缓缓放入黑色的棺木，那一刻，死亡的阴影如此真切而冰冷。我没有害怕，看到父亲和他所有的兄弟姐妹，那些平日里或坚毅，或温和的长辈们，此刻全都像孩子一样，抱着棺盖嚎啕大哭，甚至不肯让人封殡，那场面悲壮得令人心碎。就在这种内心五味杂陈，悲伤与震撼交织的时刻，大伯红着眼睛，指定我代表全家人，宣读那份我于昨夜泪水中写就的，无比沉重的《悼念词》。我强忍着巨大的悲痛，用颤抖的声音，在众人的哭泣声中，读完了对姑妈的最后告别。随后，我跟着长长的送葬队伍，走在最前头，亲眼看着那具承载着亲人的棺木，缓缓沉入黄土，归于永恒的寂静。
一个月后，父亲与三叔思虑再三，还是选择将大姑去世的噩耗告诉了爷爷。母亲后来对我说，得知消息后的爷爷，有一段时间整宿整宿地不睡觉。他不哭，也不问，白天依旧正常吃着三餐，仿佛一切如常。可一到夜晚，那悲凉的二胡声便会准时响起，如哀鸿遍野，将整个张家冲拖入一种阴郁沉闷，甚至令人绝望的境地。三叔担心爷爷这样下去身体会彻底垮掉，索性强行收走了他的两把二胡。四个姑姑也回来得更加频繁，试图用陪伴驱散他心中的悲戚。
日子，仿佛又一点点被拉回了原有的轨道。
母亲依旧忙碌得像个陀螺。自从姐姐外出打工后，每月寄回的那一笔虽然微薄，却定时而至的汇款，确实让她肩上的担子，稍稍减轻了那么一丝分量。
渐渐地，在无尽的劳碌之余，她竟也开始摸索出一点属于自己的贫瘠得可怜的消遣。她会和村里相熟的妇人们凑在一起，打几圈麻将。她的手指因常年劳作而粗糙笨拙，生疏地摸着那些光滑的牌块，输赢不过几块、几十块钱，却仿佛能将她从现实的泥沼中暂时打捞起来，消磨掉大半天的沉闷时光。
再后来，一种名为“买码”一种地下六合彩的赌博歪风，如同瘟疫般悄然席卷了这个闭塞的山村。我的父亲和母亲，也未能幸免地卷入其中。我后来隐约得知，大姑的突然离世，似乎也与她参与“买码”导致的情绪激动有关。然而，血的教训并未能彻底唤醒沉迷其中的人们。
父母开始煞有介事地研究起那些印在劣质纸张上虚无缥缈的“特码玄机”，做着“一夜暴富”彻底翻身的美梦。偶尔中一次小奖，便能让他们兴奋良久，更加笃信那套虚妄的学说，仿佛找到了通往黄金世界的捷径。
我看着他们沉浸在这种虚妄的诱惑里，与我在学校被老师们时常称赞的“积极上进、前途光明”的形象，仿佛活在两个割裂的世界。我的心中充满了无力的悲哀和一种深刻的疏离感。我多次试图劝说，摆事实，讲道理，焚烧了那些废纸，甚至带着哀求，但收效甚微。父母和整个村子里人的价值观，在贫瘠现实的挤压和虚妄诱惑的腐蚀下，正悄然发生着不易察觉，却又实实在在的倾斜。
母亲自然是期盼我好的。但她口中那份“好”的定义，似乎与我内心所追求的道路，渐渐产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分歧。她或许希望我尽快自立，找份安稳（在她看来，打工即是安稳）的工作，贴补家用，如同姐姐一样。而我，却依然固执地怀抱着读书的梦想，渴望用知识的力量，叩开通往更广阔世界的大门。
我甚至曾萌生过转去教学质量更好的十四中的念头，就像比我高一届的舒倩师姐一样。然而，现实的壁垒是那么森严而冰冷。家庭的经济条件，信息的闭塞闭塞，以及那种弥漫在周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迟早是别人家的人”的潜在社会氛围，像一道道无形的枷锁，将我紧紧捆缚。我在学业上付出的努力和获得的奖项，在父母看来，或许是值得在亲友面前炫耀的谈资，却似乎并未被他们真正视为能够切实改变家庭阶层命运通往更广阔天地的通天梯。
中考那一次的选择，如同一道清晰而残酷的分水岭，将我的人生引向了一条始料未及的道路。我未能读入理想的学校，最终去了一所不入流的职校，读着一个看似实用、实则前景模糊的文秘专业。我常常在夜深人静时反复思量，如果当时，能有不同的选择，有更多的支持，有更清晰的指引，一切是否会截然不同？说不后悔是假的，那成了我内心深处，一根隐秘而时常作痛的刺。
离校前夕，秘书课的黄剑红老师，曾站在讲台上，望着我们这群即将各奔东西的少女，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你们这些女孩子啊，现在就像温室里的花朵，在学校这片小小的天地里，尚可以任性，可以追逐那些看似不切实际的梦想。但一旦踏入社会这个大熔炉，未来的路，便各不相同了。脚下的每一步选择，都至关重要，它决定着你们将成为谁，走向何方。”那时年少，对此番话仅是似懂非懂。如今，站在职校的尾巴上，回望来路，方觉其字字千钧，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
我曾以为我的世界很大，大到能装下张家冲的连绵青山，装下划仑水库的潋滟波光与袅袅炊烟，装下校园里蓬勃的朝气与对未来的瑰丽梦想。却在此刻蓦然发现，它或许也很小，小到被现实的框架紧紧框住，动弹不得。我所读的这个文秘专业，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似乎最终的、也是最“合理”的，几乎是唯一的归宿，便是由学校批量地像输送零件一样，输送到广东那日夜轰鸣，永不停歇的工厂流水线上，成为一颗微不足道，随时可以被替换的螺丝钉，将青春的活力与色彩，一点点消磨在机械重复的劳动中。
世界的广阔与个人的渺小，理想的丰满与现实的骨感，在这一刻，形成了一种令人心酸的对照。前路漫漫，雾霭沉沉，而我，只能带着满心的迷茫与一丝不肯彻底熄灭的倔强，摸索前行。
母亲她望女成凤吗？我想，或许是望的。只是她所理解的“成凤”，与我所渴望的飞翔，可能并非同一片天空。她选择了认命，选择了在生活的泥沼中以一种看似消极的方式（麻将、买码）寻找片刻的喘息与寄托。这是被张家冲这座大山，被那漫长而贫瘠的岁月，局限了的人生视野与可能性吗？
而我，站在校园与社会的门槛上，手中握着或许并不出色的筹码，内心充满了前路未卜的迷茫。我知道，学校的温室即将不再，社会的熔炉火光已隐约可见。未来的路该如何走？是顺从那看似注定的轨迹，还是奋力搏击，试图闯出另一条窄路？这个问题，像阑尾炎愈后留下的那道细微疤痕，平时隐匿不见，却在阴雨天，隐隐提醒着那段疼痛的过往和未知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