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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清晨七点，手机在床头固执地震动了三下。我睁开眼，没急着起身，先是望着天花板愣了会儿神，才慢慢转向窗户，窗外已是白茫茫的一片，那白，带着某种不容置疑的宣告，透过玻璃，盈满了整个房间。几乎是同时，母亲的声音从微信里一串地跳出来，带着她不容置喙的关切：“满姑娘，快起床了，外面落雪了。”“快起来吃饭了。”“你要吃什么菜呀？”
我掀开被子，一股寒气趁机侵染过来，忍不住打了个激灵。走到窗边，“哗啦”一声推开窗，康桃湾的田野便毫无保留地铺陈在眼前，静默地卧于厚厚的雪被之下。细密而干燥的雪粒，不像南方的雪那般粘湿，而是斜斜地织成一张无尽的网，簌簌地落着，落在橘红色的瓦檐上，落在光秃秃，伸着倔强枝桠的李子树与桃子树上，落在那些依旧顽强地绿着的越冬菜畦上。这片白，是纯粹的，也是凛冽的，带着一种近乎残忍的温柔，仿佛执意要将过去一年，乃至许多年里所有的喧嚣，泪痕与沟壑都抹平。
我搓了搓手，对着冰凉的手机屏幕回话：“好的，知道了，王女士。”叫母亲“王女士”，是始于某次心急时脱口而出的戏称，没曾想，她在那头应得异常干脆，没有丝毫的讶异或不悦。这个带着些许都市化，又夹杂着亲昵调侃的称呼，便就此在我们之间固定了下来。
生活总是这样，跌跌撞撞的往前赶。而季节，却从不理会人间的悲欢，总是如期轮转，精准得近乎刻板。想起在潮汕的那些年，冬天总是被一种无孔不入的湿冷包裹着，骨头缝里都透着寒气，可天空却总是吝啬的，从未慷慨地赠予过一片雪花。那时也常常渴望归家，渴望得心头一阵阵发紧。彼时的心境，是沉郁的，仿佛被困在无边无际的阴霾里，透不过一丝光亮。如今真真切切地回了家，踏在故乡实实在在的土地上，看着这从天而降，实实在在的雪，找来个根细棍写下“二零二一年瑞雪兆丰年，家人福寿安康。”那颗漂浮不定的心，反而奇异地静了下来。
雪花依旧簌簌地落着，那声音细碎而绵长，像是最温柔的耳语，仿佛真能掩埋过去所有积攒的烦恼与疲惫，只留下一大片茫茫的，可供人肆意描绘重新开始的空白。
我常常想，冬天之所以存在，必定有它严酷的意义。而雪，也定然藏着它不为人知的秘密。家里养的那只大狸花猫，不知何时已蜷在了屋檐下的干柴堆上，那里背风，它把自己团成一个毛茸茸的球，只偶尔抬起脑袋，细声细气地“喵”一声，像是同我打招呼。或许，它昨夜就守在我隔壁的空房间里，在那冰冷的木板上，安静地陪伴着一墙之隔的我。母亲说建房子的那年它就来了，一住就是十年，一般人难以亲近。在这平凡得近乎琐碎的人间烟火里，原来，我也一直是这样被默默地惦记着，被母亲那永不疲倦的唠叨惦记着，被这只不会说话的畜生惦记着，被这晨昏相伴，两个月的日常本身惦记着。往后的四季轮回，大概，会因为这份踏实，而多生出一些安稳的欢喜罢。
穿好了衣服走到客厅，餐桌上还是昨夜的剩菜：一盘炒得蔫蔫的冬寒菜，颜色已不那么鲜亮；一小碗用腊肉锅底熬的汤，此刻凝着一层乳白色的油花。
“妈，不是说吃饭了吗？这冷锅冷灶的，难不成是鸿门宴啊，还得我自己动手。”我故意拉长了声音，带着笑意打趣道。
母亲正在灶间收拾着什么，闻言回过头来，脸上绽开一个毫无芥蒂的笑容，眼角的皱纹便层层堆叠起来，荡开一片涟漪。她正是这个意思，有我在家，她便理直气壮地等着我下厨。只是我做的菜，多是那些年在南方学来的广式清淡口味，讲究原汁原味，半点辣也沾不得，反倒不如母亲这个土生土长的乡里人，无辣不欢。
父亲坐在靠墙的火塘边，双手揣在袖子里，也跟着“呵呵”地笑起来，笑容里有些孩童般的茫然，却也纯净。他从医院回来已经两个月了，那场大病如同一次野蛮的洗劫，在他脑海里留下了大片的空白与废墟。他时常认错人，叫错名字，前言不搭后语。但他似乎也摸索出了一套新的生存法则，学会了一件事，那就是若无其事地跟着大家笑，仿佛笑容是一把万能钥匙，可以打开所有尴尬的锁，这也成了一种他应对这个突然变得陌生世界的最简单，也最无奈的方式。或许这场大病，于他而言，真是一场抽筋剥皮的渡劫。
我不太清楚父亲的铁匠铺是何时悄无声息地搬回家里的院角的。只模糊记得，老屋拆迁后，建这新房时，他在电话里曾兴奋地提起过，说要留出一间做铺子。这些年，他便一直在家营生，叮叮当当的打铁声，曾是康桃湾清晨最熟悉的声音。来的客人也总是络绎不绝，十里八乡的农人，依旧认他这把老手艺。这样也好，他不必再每日往返于村口那间低矮的老铺子。只是，如今看着他空茫的双眼，我总忍不住去想，他那双布满老茧，曾稳如磐石的手，是否还能再次握紧那把跟随了他半生，被磨得光可鉴人的铁锤？脑海里的记忆可以缺失，那么肌肉的记忆呢？那些融入血脉，刻进骨子里的，关于力度、角度和火候的精准感觉，是否也一同被那场病封存了起来？亲人们聚在一起时，总是严肃地要求我们三姐弟，千万看住父亲，不准他再碰方向盘，也不准他再靠近铁匠炉。那间小小的铁匠铺，自从他出事后，便一直保持着原样，除了我母亲日常进去清扫一下浮尘，里面那些琳琅满目、沾着油污与铁屑的工具，丝毫未动，像一座沉默的纪念馆，陈列着往日的荣光与辛劳。
我换上父亲那双笨重的黑色大水鞋，“嘎吱嘎吱”地踩着雪，去屋前方的菜园里摘了些蒜苗、几棵嫩绿的白菜心和几个还带着湿泥的胡萝卜。院子里的水管，流出的水冰冷刺骨。这自来水是附近几十户邻居一起众筹修的，水源是深山里引来的泉水，水质清冽沁甜，日常有专人维护，算是这乡间一桩了不起的公益。康桃湾的家家户户，厨房里都还保留着古老的智慧，砌一个方正的地火炉，炒菜、烧水、冬日里围炉取暖，都靠它。唯一的缺点，便是格外费柴火。比起张家冲的老屋，这里的生活终究是便利了许多。母亲平日也多用方便的煤气灶，村里每隔两三天，就有送煤气的小货车放着音乐开来；买菜也不用非得起早贪黑地去镇上，村口的小卖部就有人做“兴盛优选”的团购点，手机上轻轻一点，次日便能送达。只是母亲总不太信服这些新奇玩意儿，她更习惯约上几个老姐妹，挎着篮子，说说笑笑地步行去村口赶那露水集。而我在家时，这份在手机上操作的任务，便自然由我接手了，只有需要买些特别稀罕的物事时，我才会骑上那辆新买的女士摩托车，往镇上跑一趟。
我系上围裙，开始在水池边洗菜。母亲就搬个小凳子，坐在厨房门口看着，目光像温暖的阳光，笼罩着我的一举一动。记得小时候，每次吃完早饭，我和姐姐分工明确：一个扫地，一个洗碗。母亲总会来进行严格的验收，碗要洗得光洁如新，照得见人影；地要扫得不见一根发丝，光可鉴人。她常在邻居面前，半是嗔怪半是炫耀地说我“狡猾”，说姐姐“老实”。直到现在，偶尔有不甚熟悉的邻居来串门，聊起孩子，她依然会毫不留情地笑着揭我的短，说我小时候如何为了逃避洗碗而耍尽花招。那些我自以为早已遗忘的童年糗事，在她的叙述里，永远鲜活如昨。
厨房里这套齐全的橱柜，嗡嗡作响的油烟机和即开即热的燃气热水器，还是前几年我生意时给家里添置的。那时总觉得，能用钱换得父母些许的舒适，便是孝道了。拧开水龙头，热水汩汩地流出来，洗菜洗碗不再是一件需要鼓足勇气的苦差事；客人来了，烧水泡茶也极是方便。这让我不由得想起老屋那个昏暗火塘，生火时总是烟熏火燎，呛得人直流眼泪，一顿饭做下来，满手满鼻子都是灰黑的尘屑。
我已有十多年没亲手生过柴火了，面对这个看似简单的地火炉，竟有些手足无措。好在母亲极有耐心，家里常年备着引火的干木屑，她抓了一把，熟练地塞进地炉，又架上几根细柴，然后教我如何用打火机点燃纸媒，再如何将纸媒伸进去，小心地引燃木屑。橙红的火苗“噗”地一下窜起来，继而欢快地燃烧开来，驱散了周身的寒意。
外面的雪，下得越发大了，密集得几乎看不清对面的景物。王泰家的屋顶，已经积了厚厚一层，像戴了一顶松软的白帽子。达玖叔叔意外去世后，那栋房子里，就只剩日亲婶子一人守着了。她和母亲聊天时，总爱提起从前的划仑村，那些她们共同经历和胼手胝足的岁月。她说，人活在这世上，就像这风雪里的树，看着挺立，谁知哪天就被哪一阵莫名的风吹折了。世事总无常，不知意外何时就会降临。
现在看到我父亲如今能吃能走，能说能笑，她觉得已是天大的万幸，是菩萨保佑了。她们常常坐在一起，像翻阅一本老相册般，试图用那些泛黄的往事唤醒父亲脑海深处沉睡的记忆。但父亲大多时候只是懵懂地听着，脸上带着一种疏离的礼貌，偶尔会露出努力思索的神情，眉头微蹙，嘴唇嚅动，但最终，那点光总会黯淡下去，复归于一片深沉的茫然。
我照例在午饭后带父亲去散步。雪依旧在下，只是势头稍缓。雪花安静地飘落在褐色的田垄上，墨绿的菜园里，高高低低的屋顶上，以及远方那起伏的，变得柔和了的山峦轮廓上。我牵着他的手，他的手心粗糙而温暖，像一块老树的皮。我们就在这条覆着白雪的，通往田野深处的小路上慢慢地走。他走得很小心，每一步都踩得扎实，像一个刚刚学步的孩子，正在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母亲的膝盖有旧伤，还有年轻时落下的病根，不敢在这样冰雪湿滑的路上多走。但只要我在家，能陪着父亲出门走走，活动活动筋骨，她脸上的笑容便没断过，那是一种放下千斤重担后的，轻松而依赖的笑容。
我时常带父亲去隔壁表伯和表叔家串门。我们这三老表的房子，都建在这道舒缓的湾里，彼此相邻，鸡犬之声相闻。还有次元叔家、次山伯伯一家、建军一家、彩奇婶子母子，都是从划仑水库里面继续搬出来，也都在附近，构成了一个紧密的亲属网络。我差点忘了，比父亲小五岁的化山叔叔，那个总是笑眯眯的、身材敦实的汉子，前二年，也因肝癌撒手人去了。从前在划仑老家，无论是最辛苦的双抢时节下田割稻，还是牵着老黄牛去山坡放牧，或是上山捡拾柴火，甚至年轻时扛着土铳进山打猎，他都是父亲形影不离的忠实“跟班”。如今，那个熟悉的身影，再也无法出现在这雪后的屋檐下，亲热地喊一声“敬哥”了。
还有大舅奶奶，那位总是在屋里屋外收拾得利利索索的老人。小时候，我们一群孩子去表叔家玩，她总是热情地翻出坛子里珍藏的各种零食，不由分说地把我们的口袋塞得满满当当，不是炒得喷香的瓜子、花生，就是花花绿绿的水果糖，还有好吃的橘子。她总是不厌其烦地嘱咐我们，在学校里要多带着表弟，平常玩耍也要记得叫上我弟弟。她在那栋盼了一辈子，终于盖起的新房里，只舒心地住了两三年，便无疾而终，安然老去。
同样在岁月里悄然隐去的，还有好几位上了年纪，我看着他们背影佝偻下去的老人。时间过得真快啊，快得让人心惊。有些人，还来不及好好告别，甚至来不及好好再看一眼，就那样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了岁月的长河里，连一朵涟漪都未曾留下。
我曾多次尝试着，带父亲回张家冲的老屋看看。但每次走到水库下方不远，快到那户害他出事的人家门口时，他便像被施了定身法一般，猛地僵住脚步，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任我如何软语劝说，也再不肯往前挪动半步。那场车祸的惨烈现场，不仅摧毁了他的健康，更在他灵魂深处刻下了无法磨灭的恐惧。大脑受到重创后，那强大的求生本能，让他本能地逃避一切可能引发痛苦记忆的人、事、地。看他如此恐惧，浑身颤抖得像风中的落叶，我不再忍心勉强，从此只带他在湾里这些熟悉的乡邻间走动，希望这些平和、友善的人情往来，能像涓涓细流，缓慢地滋润他干涸的记忆河床，对他的恢复，能有些微末的好处。
看着父亲的状态一天天趋于稳定，脸上也开始有了更丰富的表情，我悬着的心，也稍稍放下了一些，从而有了更多的时间，可以伏在二楼那张旧书桌前，静静地写作，偶尔也去县城里走走，会会在父亲住院帮了我家大忙的姨姨。
在县城父亲住院期间，这位热心的姨姨帮我重新联系上了高中时的语文老师。那位当年曾极力鼓励我写作，如今已是县里文化界的名宿。他依然欣赏我文字里那份未加雕琢的真诚与灵气，主动引荐我加入了县作协，并一再鼓励我，不要在生活的磨砺中放弃这支笔。他说，你有这份感知和表达的才华，不该被世俗的尘埃所埋没。
母亲也说，我从小就是个“写家子”，喜欢在本子上写写画画，坚持下去，总会有所成就的。她已经知道我坚持了四年写下了300多万字的网文小说，成了我这段时间最忠实，也是最严格的读者，我写的每一篇文章，哪怕只是发表在无人问津的网络平台上的随笔，她都会一字一句地认真看完。有一回，她读罢我写的一篇关于写划仑的散文，沉默了良久，忽然抬起头，眼神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懊悔与心疼，轻声说：“当年……要是没拦着你去省城读书，说不定现在，你也是个穿制服、坐办公室的公务员了，安安稳稳的……”她的语气里，有遗憾，但更多的，是对于女漂泊艰辛的心疼。
我摇摇头，握住母亲粗糙的手。人生这条河，蜿蜒曲折，哪有那么多“如果”可供回头呢？每一条我们所选择、或者说被命运推着走上的路，都有它独一无二的风景，也必然有它需要艰难跨越的沟沟坎坎。重要的是，我们终究是走到了这里，站在了康桃湾这场大雪之中，并且，还没有丢失那份在雪停之后，继续蹒跚前行的勇气。
好几天了，天上总是刮着不大不小的风，雪也时停时续，总不见彻底的晴日。年关像个步履蹒跚的老人，一步步地临近了。家里决定要杀年猪，母亲说，现在方便了，只要一个电话，就有专门的杀猪匠，开着改装的小货车，车接车送，一条龙服务，再不用像过去那样，在屋前屋后忙得人仰马翻，弄得满地狼藉。那两头养得膘肥体壮的黑猪，从猪圈里被赶出来时，似乎也预感到了末日，嗷嗷叫着，极不情愿，几个帮忙的叔伯费了好一番力气，才连推带搡地把它们弄上了车。我和姐姐便跟着车子去了这家小型杀猪作坊。已经有好几户人家在排队等候了，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混合着血腥、蒸汽和烟尘的复杂气味。轮到我们家时，我们便先回来了。等到杀猪匠将处理好的猪肉送回时，整个厨房几乎都被占满了，白花花的肉，红彤彤的内脏，摆了一地。一头猪当场就卖给了早已预定的乡邻，换成了现钱；另一头，则要留下来，细细地分割，用大量的盐腌渍了，腌制在缸里，三天后挂上偏房铁架，等着日复一日烟火熏燎做成腊肉。空气里，也因此弥漫开一种丰足而喜庆的气息。
我按照往年的惯例，列了一长串过年需要吃的食物清单，跟着姐姐，骑着摩托车去镇上购置年货。镇上唯一的十字路口，早已被人流和车辆堵得水泄不通。我们挤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像两尾逆流而上的鱼，分别为父亲和母亲挑了合身的新衣和新鞋，又尽可能地将清单上的物品一一买齐。大街上，人满为患，每一个从商店里出来的人，几乎都是手里提着，怀里抱着大包小包，脸上无一例外地洋溢着忙碌而满足的笑容，那是一种只有年关底下才有的，充满期待的笑容。
这是四年来，我第一次如此安心地陪着父母过年。心底里，一直觉得对父母亏欠太多。也正是在这段时间的闲聊中，我才从母亲口中得知，父亲在前两年，竟然还出过一次摩托车祸，撞断了两根肋骨；并且，他还曾去村口那家灰尘弥漫的水泥厂，搬过大半年的水泥砖。而我，对于这一切，竟全然不知。母亲叹息着说，他知道你那时创业失败，处境落魄，便死活不让我们告诉你，怕给你添乱，怕你担心。听到这里，我鼻尖猛地一酸。原来，我与父亲竟是如此的血脉相承，在对待家人时，都选择了同样的方式：报喜不报忧。即便自己在外面吃了再多的苦头，受了再大的委屈，也宁愿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咽，绝不轻易示人，不愿让亲爱的人为自己心生怜悯，平添烦恼。
腊月二十七日那天，天气放晴了些，积雪开始融化，屋檐下滴着淅淅沥沥的水珠。我忽然动了心思，想去把禾场坪通往菜园子的那条土路修整一下。那条路，一下雨就泥泞不堪，母亲去摘菜，总要踩一脚的泥。我在溪水沟里找了很多表面平整的大石头，又去附近小卖部，骑着我的新摩托车，小心翼翼地挪回了 两包沉甸甸的水泥。幸好，家门口的李子树下，还堆着一小堆前年用剩的沙子。我挽起袖子，像个真正的泥瓦匠一样，用铁锹搅拌着水泥和沙子，又和着水，然后将那些石头一块块嵌进泥里，再抹上水泥浆，总算将那段路粗略地铺平了。接着，我又发起狠来，把家里楼上楼下彻底打扫了一遍。床单被罩通通拆洗，用炭火烘干；所有柜子的浮尘都抹得干干净净；杂七杂八的东西也都分门别类，收拾得整整齐齐。忙活了两天，才使得家里窗明几净，焕然一新。然后，我才郑重其事地贴上大红的福字，在屋檐下挂起两只六角形状的红灯笼，最后，给门框贴上了散发着年节气息的崭新对联。那鲜艳的红色，跳跃在素净的雪景与灰瓦白墙之间，显得格外醒目，家里顿时便被这浓烈的色彩点燃，充满了喜庆而祥和的气氛。
弟弟和弟媳在大年三十的下午，下班之后，才开着车，带着六岁的小侄女，风尘仆仆地赶了回来。姐姐离婚后，这个年，也带着她乖巧的女儿，回到了娘家。一家人，终于在岁末的鞭炮声里，团聚了。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发自内心的笑容，那是一种历经波折后，失而复得的团圆所带来的满足。年夜饭自然是极其丰盛的：那只腊猪脚炖得烂熟，香气四溢；一整条煎得金黄的草鱼，象征著年年有余；油光发亮的红烧肉，令人食指大动；还有各色青翠欲滴的家常小炒，以及一个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的火锅。大家举起杯中醇厚的酒水，互相碰着，高声互道着“新年好”，声音里满是真挚的祝福与对未来的期盼。
小侄女和外甥女，早已迫不及待，在院子里玩起了小小的烟花。她们穿着鲜艳的羽绒服，像两个跳跃的火苗。那“滋滋”燃烧的小小的火光，一次次映亮她们兴奋得通红的脸庞。
父亲跟在小侄女的身后，不远不近地看着她又跳又叫，脸上也露出了清晰而毫无阴霾的愉悦，眼神里，似乎有某种沉睡的温情正在苏醒。我们三姐弟和父母围坐在一起，磕着瓜子，吃着糖果，聊着那些说不完的家常，也说着各自在新的一年里的打算。屋外，整个康桃湾都热闹了起来，鞭炮声开始此起彼伏，东家响了西家应，震动着雪后格外清澈宁静的夜空，那声音，仿佛要用力驱散旧岁里所有的沉寂与晦气，热热闹闹地迎接一个崭新的开始。
“媠媠，快看！我要放这个烟花了！”小侄女举着一根长长的烟花棒，像举着胜利的火炬，欢快地跑到母亲面前。
“奶奶，好看吗？”
“好，好，小心点，别烫着手。”母亲笑着应道，眼里满是慈爱的光。
那支烟花被引燃，“嗖”地一声蹿上墨蓝色的夜空，然后在最高处，“砰”地一下，砰然绽开，散作满天金丝银线，绚丽的色彩如一朵瞬间盛放的巨大菊花，瞬间点亮了康桃湾沉静的冬夜，也照亮了脚下皑皑的白雪。那璀璨的光芒，流水般洒在院子里每一个人的脸上，明明灭灭，流转不定。父亲也仰着头，专注地看着，雪花悄然落在他光头上，又被他额头的温热所融化，像一颗颗来不及擦拭的泪。
在这一刻，所有的遗憾，过往的病痛，无奈的别离，仿佛真的都被这漫天的雪花和璀璨的烟火暂时地涤荡了。
岁月以它自己的方式，沉默而固执地流淌着，带走了许多我们珍视的东西，但也终究留下了这些温暖而坚实的片段，如同河床上的金石，照亮着我们继续前行的路，也安顿着所有归来游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