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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城项目还远未开工建设，凌东山便要求阎京着手调研北方的豆粕市场。他对阎京说：“我们长期在南方，对北方的情况缺乏了解，所以市场的工作要早日开展起来。”曾在华良集团长期工作的阎京，结识了几位在北方从事粮油加工及贸易的客商。他有意把这些人介绍给邓健，但在业务上，邓健是李铭鑫的人。
阎京想了一下，便去找了西蒙。他说：“最近豆粕卖不出去，老李和邓健正忙着销售抽不出时间，能不能麻烦黄晟发先去一趟北方，回来后写个报告给凌总和老李。”
只要有求于他，西蒙总是一口答应。阎京年轻且工作积极性又高，他更是给予支持。
黄晟发随即到北方走了一圈，回来后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发了出去。凌东山看过报告后，遂写了封邮件给李铭鑫和邓健。他希望邓健马上再去一次，争取与潜在的客户达成买卖合作的意向。
然而，李铭鑫却回复说现在永宁这里的销售形势严峻，等情况稍有缓和了再让邓健前往。李铭鑫年底就结束聘期。2004年的这个时候，他来到了永宁厂，现在一晃时间竟已过去了五年。
凌东山马上回复了李铭鑫的邮件，他说：“agree（同意），我们成熟的市场要维护好，新市场也要积极开拓，要有进取的精神。”
在这种语境中，任何人都能明显感受到“agree”这个英文单词所隐含的“我不赞同，但姑且按照你的意见行事”的语气。
十月下旬，隆兴实业投资的农悦（江京）植物蛋白有限公司在龙潭街道所在的工商所注册成立，公司的名称中有意避开了“大豆”这个敏感的词。
开发区则催促农源集团抓紧完成“三评”——即可行性研究报告，能源评估报告和环境评估报告，以便马上正式申请精炼项目。但农源方坚持要先拿到内资的压榨项目备案，才能申请精炼项目。理由很简单也能理解，那就是担心外资的精炼项目率先核准了，内资的压榨项目备案却未能顺利通过。虞桐在赵局长面前解释道，这是新加坡总部无谓的担心，因为他们对中国缺乏了解，不清楚这里的政府是言出必行的。
压榨项目的备案确实遇到了一些意外情况，它在市里的环境评估尚未通过。原因是开发区的天然气管道尚在铺设过程中，无法确保压榨厂投产后能使用上清洁环保的能源。
为了能将引进农源集团的外资纳入今年完成的任务，开发区使了一招。他们在大豆压榨项目的备案中增设了一个条件，规定项目的开工建设必须等环评工作完成后才能启动。这样隆兴实业终于通过了大豆压榨项目的备案。
接着，滨城项目﹑江京的精炼项目在十一月先后取得了核准批复。项目公司——农源（滨城）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和农源（江京）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也紧接着注册成立。
此时，滨城项目的建设用地依然是一片海边的滩涂。市政工程公司正夜以继日地展开施工，进行清淤、排水和填土作业，力争在来年年中达到工业用地的交地标准。
项目一旦获得备案或批复，按照招商局的说法，便是投资方成功拿到了“路条”。接下来，无论是获取工业用地、办理工程规划许可、建设许可，还是最终的竣工验收，每一个环节的顺利通关都离不开这张至关重要的“路条”。
农源集团作为一家在新加坡公开上市的企业，其在公司治理、社会责任等方面相较于一般企业秉持着更为严格的标准。正因如此，向政府机构和人员馈赠礼品，对于企业来说是一项冒风险的行为，必须审慎处理。
现在，项目的备案和批准都已经到手，在此情况下，企业向开发区的一两位关键人物赠送礼金，以表示诚挚的感谢之情，这完全属于“真情”的范畴，而非试图买通权力。至少在农源方面看来，情况是这样的。
上周，蔡昱和﹑西蒙和樊莉专程拜访了开发区的王主任，感谢他对项目的支持。这周蔡昱和和西蒙又来到了永宁，虞桐将陪同他们一起去拜访徐主任。
三人在下榻的酒店里会合。在西蒙的房间里，他当着大家的面，从拉杆箱中取出一个纸包并打开，里面是八沓崭新的人民币。虞桐用纸重新包好这些钱，将其压在两条中华香烟下面，然后一并装入中华烟专用的纸质拎袋中。接着，三人一同下楼，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开发区而去。
徐主任刚刚送走了两位客人，办公室内烟雾缭绕。徐主任说自己在部队的时候从不吸烟，转业到地方后才开始吸烟，接着，他问道：“你们抽不抽烟？”西蒙和蔡昱和本就不抽烟，虞桐抽烟但他出门从来不带烟，所以也摇摇头说不抽。
西蒙向徐主任表达了诚挚的感谢。徐主任回应道：“不用谢我，你们早日把工厂建成，投入生产，我还应当感谢你们为我们开发区和地方的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呢。”
徐主任希望农源江京的第一笔美元资本金能赶在农历春节前到位。
“我本想你们能在年底到位，但看来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徐主任说。
“我们尽力争取春节前，也就是二月十日前到一部分。”虞桐真心要满足徐主任的愿望，但心里在怀疑能不能做到，因为即使是春节前，时间也很紧迫了。
徐主任知道蔡昱和目前常驻在滨城，因此当聊天中提及滨城项目时，他说：“我们比不了滨城，你们就暂时困难一下，等政策一有松动，我再帮你们将内资转股成外资。”
会面持续了近一个小时。临别之际，虞桐将放在沙发椅旁的纸袋递给徐主任。
“这是什么？”徐主任把正准备点燃香烟的手重新放了下来。
“二条中华烟，就当是常备的口粮。”把香烟说成“口粮”，这是虞桐从陶志超这里学来的。
“喔，那就不客气了，下不为例哦。”徐主任接过了袋子，随手往办公桌旁的地上一放。
开发区安排了一辆商务车送客人回酒店。徐主任一直把这三人送到车前，等他们上了车关上车门，这才转身上楼返回自己的办公室。
车驶离开发区， 在公路上刚要通过第二个红绿灯，虞桐的手机铃声响了。他一看手机，来电显示的是徐主任。徐主任要他们马上折返，说还有一件要紧的事情。
办公室里，徐主任打开了那个纸包，将里边八沓崭新的人民币一一摆开，说：“香烟我拿了，但是这个，你们拿回去。”
西蒙说：“哎哎，这个和公司没有关系，是老板自己的钱，他委托我们转达他的感谢。”
徐主任坚决不肯收下。他说：“我只有一事相托，就是那两位一直跟随我的弟子——赵局长和沈局长，倘若将来他们有什么事需要求助于你们，还望你们尽量帮衬一二，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
这话听起来饱含悲情。
三人回到酒店时，已是晚上八点。稍作整理后，他们便下楼前往附近的一家味千拉面馆，每人点了一碗面，就这样简单地解决了晚餐。西蒙说，起先他以为徐主任嫌钱太少而不愿意拿，但后来他提到了赵局长和沈局长这才相信徐主任是真心不收礼。虞桐没说话，他一直在回味着徐主任的那句长者临别托付般的话。
走出拉面馆，蔡昱和突然看到虞桐两手空空，便问道：“你的钱放在哪里了？”虞桐猛然一惊，立即冷汗直冒。三人急忙折返店内，幸运的是，服务员还在清理桌子，那个纸包原封不动地紧贴椅背，搁在了椅座上。
回酒店路上，西蒙说应该要找一个办公室了。他对虞桐说过了年就可以去寻找合适的房子。“两三个房间就够了，留一间给以后的总经理。”他说。
“另外，江京还需要招一个财务。”虞桐接过西蒙的话道。
“哦，那就赶快。”西蒙说。
一月下旬，2010年度首次的总裁会议在雅加达的总部召开，这也是农源中国首次把会议安排在印尼，参会人员中绝大部分还从未到过雅加达。
位于雅加达市中心两座三十层高的塔楼，由崇光集团投资建设。农源集团占据其中一座楼的五个楼层，而最高的几层则是洪主席及其几位兄弟的办公室所在。
粮油部的会议从上午持续至深夜。下午的议程仅涵盖财务及新项目相关内容，因此，大部分人员在午餐后便集体启程返回国内。
洪主席的办公室占据了整整一层楼面，他在这里为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安排了午餐。在一个能容纳七八个大圆桌的客厅里，两桌的菜已经放好。洪主席与凌东山同坐一桌，其余众人则不讲究座次，随意落座。午餐席间，冰镇的甜水与水果供应充足，但既无酒也无烟，饮料也未备，洪主席素无此类嗜好。
客厅中设有一座宽敞的吧台，其靠墙的一端矗立着一只高达半米余的彩陶大公鸡。墙上挂着一幅油画，画中的雄鸡鸡冠高耸，挺拔傲立。一旁的母鸡则显得端庄慈祥，悉心照护着三只活泼可爱、形态各异的小鸡。洪主席的生肖属鸡。
樊莉不是第一次来这里，她还去过洪主席在雅加达的私人公寓。刚才，她和陈晴一起上楼时正描述着老板的私人公寓。
待虞桐在总裁会议上完成江京项目的工作报告时，时间已是晚上九点。会议看来短时间内还不会结束，而明天下午他应约去见江京的市外汇管理局老师。为此，他在出发前便已经预订好了会议当天午夜的回程机票。
这个时候虞桐不得不先离开会议室动身前往机场了。他起身向洪主席和凌东山解释了一番，洪主席听后点点头，并关切地问公司是否安排了车子。虞桐表示他自己能叫出租车，很方便。洪主席又点点头说：“也是，这个时候去机场的路应该不堵了，快去吧。”
经过一整天紧凑的会议议程，此刻虽已夜深人静，虞桐却依然兴奋，毫无倦意。这次的总裁会议期间，洪主席也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心情。去年小包装和特油达成的业绩离预算目标仍差一大截，但大家似乎已经默认了这就像是两个先天不足的孩子，不再对其成长抱有过高的期望。因此，洪主任在会上对这两个部门更多的是继续期待而非严厉批评。
离登机还有一些时间，虞桐去了咖啡吧，在那里他要了一杯咖啡和一份雅加达的特产千层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