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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报表改由内控部负责，郭连根不服；文清指定虞桐负责农源中国区的资金管理，樊莉的反应；融资豆的人民币国内信用证结算；邓健和虞桐谈大豆进口代理商日东集团
财务部编制的报表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根据会计准则编制的“statutory reports”（法定报表），通常，这类报表普通会计人员即可完成。第二类是管理报表，这类报表根据企业内部管理的要求而编制，其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从完成的时间、报表的格式到报表的内容，文清对管理报表的现状表示不满，她对细节要求之严格有时达到了吹毛求疵的程度。
方利华来了半个月后，她将管理报表交由内控部负责编制。为之，内控部从财务部抽调了部分人员，朱朱也因此划到了内控部。同时，内控部还招募了一批有海外留学背景﹑英语能力强的人。这些新来的人以经理甚至高级经理的级别入职，薪资水平更不是老员工所能比拟。
内控部在公司的SOP和权限规定上拥有话语权，如今又将管理报表一手揽入。眼看内控部的势头盖过财务部，郭连根内心强烈不满。这些新来的人不熟悉工厂﹑没有经验，做管理报表时也不知道从哪里拿数据，便把财务部的人当作自己的手下使唤。他提醒工厂的财务经理，凡内控部前来索要财务数据和报表，首先需经过他的同意。
“有些财务数字和内容敏感，不能随便给外人。”他这样说。
但是陈汉威很快制止了他，告诫他要认清形势，并说：“你不想配合，那我就准备和你一起走人吧。”
方利华要求所有资金管理方面的报告发给虞桐，经他审核后再统一向总部报告。显然，这一要求仅针对樊莉一人。因为早在有农源滨城之前，众人就一致认为资金上的事由虞桐负责，他要什么数据和报表也是有求必应。
但樊莉并不理会方利华的要求，她把报表发给了文森，并对他说：“资金报表也是管理报表的一部分，应该由你汇总并统一报告总部。”
文森一向对樊莉这个“洪主席身边的人”甚为敬服，樊莉的这番说辞又让他感到了被抬举。于是，文森欣然汇总了樊莉给他的报表。按樊莉这个理，虞桐的报表也应该发给文森，但文森却没有想到。
因此，当虞桐向肖丽云索要农源滨城的资金报表时，她说报表已经发给文森了。“你要的话，可以问他去拿。”她说。
虞桐明白了怎么一回事，随即给文森发送了一封邮件。邮件中，他重复了肖丽云的原话，并故意使用了“beg”（恳求）一词，恳请文森将报表转发给自己。邮件抄送给了文清、方利华、樊莉以及肖恩。
文森照虞桐的要求办了，一直到两周后的一次财务例会。会议一开始，文清便声明虞桐负责中国区的资金管理报告，不容置疑地要求各工厂财务总监必须配合。
樊莉在邮件上请了假。她周日从雅加达回国，途中需在香港转机，因此无法在周一赶回农源滨城参加例会。
因此，会议结束后，文清通过邮件再次向大家强调她在例会上的要求，且进一步指出所有的融资工作均由虞桐负责，则视事项是属于粮油部的还是食品部的，虞桐再知会方利华或陈汉威。
邮件中，文清特别点名农源滨城也要同样执行。樊莉是唯一回复文清的人，她表示：“农源滨城将严格遵循新规定。”
截至三月份，农源滨城已接收了两船融资豆，而永宁厂由日东代理的第一船融资豆仍在运输途中。从九月份至次年三月份，进口的大豆主要源自美国，船型相对较小，每船大豆的运载量不会超过六万吨。
码头上，真空卸粮机将船舱里的大豆吸入，长长的输送带再将大豆送入筒仓。根据合同约定，待大豆全部进入筒仓且工厂支付了全部货款后，代理商方将全套海运提单交付工厂。此时，买卖双方完成交易，从法律角度而言，货物的所有权正式归属了工厂。
春节期间，工厂基本上在停产中。现在春节过去了，接下来大豆的进口量将恢复常态，两个厂加起来平均每个月不少于三船。如果按照总部要求每一条船都是融资豆的话，工厂可是拿不出这么多现金来支付大豆的货款。
首先碰到这个问题的是永宁厂，为解决现金的短缺，虞桐提出将现金付款改为国内180天远期信用证付款。代理商收到远期信用证后立即在银行贴现取得现金，贴现所产生的利息则由永宁厂承担。
日东和新良这两家代理商都接受信用证的结算方式，他们明白没有哪家公司有这个能力，不靠银行信贷而全部用现金支付大豆款。
然而，这里也存在一个难题。具体而言，代理商所持有的远期信用证，必须得到对方开证银行的承兑，也就是确保信用证到期时能够付款，才能贴现并获取现金。
然而，工厂在未获得代理商的全套提单之前，绝不肯通知开证的银行承诺付款；同样，代理商在信用证贴现获得现金之前，也不敢将全套提单先行交给工厂。如此一来，便陷入了僵局。
国贸部的郭云在代理商日东与虞桐之间穿梭联系，以解决这个难题。
虞桐请来农行的姚雪霏帮忙。姚雪霏是该支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由于日常交往频繁且年龄相仿，白晨并不以“姚总”相称，而是像姐妹一样唤她“霏霏”。
白晨上午打电话给霏霏，她吃过午饭就匆匆赶了过来。霏霏为虞桐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法，那就是让日东到她这里来开一个银行账户，并且在她这里进行信用证的贴现。
霏霏说：“你让日东把大豆的全套海运提单放在我们行里，你就放心地确认取得货权并承兑信用证，然后当着大家的面，我们把提单交到你们手里。”
郭云听了后，认为日东应该能同意。于是，蹭蹭蹭又下了楼，跑回座位前打电话找日东商量。霏霏没有马上回行里，而是和虞桐﹑白晨一边聊天一边等对方的答复。
半个小时后，郭云兴冲冲地来了，她说他们同意了。日东将马上派人带着公章﹑财务章﹑营业执照等从山东赶来开账户。
虞桐对霏霏说：“日东的贴现利息是我们承担的，利率可不要给得太狠哦。”
霏霏拿到了一笔大业务，心中早就乐滋滋：“放心，我一定给你们家最优惠的利率。”
紧接着，农源滨城也仿效永宁厂，开始采用国内信用证支付融资豆的采购。日东不厌其烦又赶到滨城开立了银行账户，而另一个代理商新良只答应在滨城开户，不愿跑到老远的永宁来。
文清不希望将所有的大豆进口代理仅委托给一两家代理商，她称赞虞桐正在积极寻找新的合作伙伴。此外，方利华也向虞桐引荐了她在海州的几位朋友，以期双方能够建立合作关系。
“融资豆”无疑是短期内缓解企业流动资金紧张的一剂良方。然而是药三分毒，若使用不当，便无疑饮鸩止渴。而且，如果非本行业的人贸然涉足，他还将面临商业上的风险。因此，虞桐谈了几家亟须资金纾困或投资的企业，终因各种原因，竟没有一家成功。
日东集团在当地是一家龙头企业，它每年为地方贡献的税金有上亿之多。集团老板是邵氏两兄弟，大哥邵总是集团董事长，他还是当地的市人大代表。
日东集团的主业是石油化工，几年前它成立了一家贸易公司开始涉足国际贸易，后来又投资了一个2000吨规模的大豆压榨厂。今年才开年，日东集团就拿到了下半年度190万吨的石油进口配额。
“日东和上面的关系不一般。”邓健告诉虞桐，这两人又在一起抽烟聊天。
“你说它每年进口的大豆快1000万吨了，可是它只有一座压榨厂，农业部和质监局照样发给它GMO证书（转基因进口许可证）。难道不去查查它进口大豆到底是代理还是在买卖吗？”虞桐说。
“睁一眼闭一眼嘛，邵老板牛啊，他在北京和质检总局局长一起吃饭，当面就喷：‘我一不偷二不抢，国家需要进口大豆，我就进口大豆卖给压榨厂，有什么不对！’。”邓健说完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虞桐装作恭敬的样子赶忙拿起打火机给他点上。
“方利华来了两个月了吧，这人怎么样？听说她和樊莉闹得很厉害。”邓健问。
“这个人很强势，很得老女人的欣赏，樊莉斗不过她。”虞桐没再多说樊莉的事。上周，他曾向邓健调侃樊莉在微信上将他拉黑，但旋即从秦道荣处得知，邓健﹑樊莉﹑还有陈晴这三人走得非常近。在大蔡和小蔡的较劲中，他们力挺小蔡，大蔡的倒下也少不了他们扔过去的几块砖头。
樊莉确实在微信上拉黑了虞桐。上周二，文清临时要求虞桐提供一些数据。第二天收到虞桐的报表后，却发现农源滨城的并不在内，于是，她气呼呼地前来质问。虞桐解释说他曾询问过樊莉，但一直未得到回复。樊莉一直在邮件的抄送名单中，这时，她回复了虞桐，说：“我不是昨天就发微信给你了？”
虞桐这才记起昨天手机上的一条来信提示。当时他匆匆一瞥，发现是樊莉发来的微信，便立刻熄灭了屏幕，他不想理会她。
虞桐回复了樊莉，说他从来不用微信作为工作交流的工具。紧接着虞桐的回复，文清发邮件告诫每个人：“微信是个闲聊的工具，今后不准用来工作。”
樊莉气得马上把虞桐拉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