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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源中国区内控部成立，文森为部门负责人；5月份，艾德曼就资金集中管理方案再度海州，肖恩同来并与来自永宁的银行人员见面；一个月后，肖恩第二次来海州并与虞桐一起拜访银行，曼蒂利海州分行的陆行长安排晚餐招待。
艾德曼前来中国听取银行资金集中管理解决方案的日期，从最初计划的四月份起一再推迟。直到五月下旬，阿加多才将行程表发送给文森，他其协调樊莉和虞桐，安排与银行会面的具体日程。
文森现在有了自己独立的部门——内控部，文森担任农源中国内控部的负责人，职位为高级经理。他直接向新加坡内控部总监穆儒汇报工作，同时虚线汇报给陈汉威。
制定与完善公司内部各项申请与核准的流程——通常称之为SOP﹑以及明确各级审核权限是内控部的核心任务。这是一项充满挑战的工作，若制度与规则过于概括，则就成了一些原则性的指导，容易在理解和执行的过程中引发分歧和差异；若过于具体和细致，则又会导致管理效率低下和业务活动能力僵化。
文森几乎每时每刻都处于工作状态，笔记本电脑也从不离身。虞桐在永宁厂的食堂多次看到他一边吃午饭，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
前往海州的前一周阿加多再次修改了行程，艾德曼将与一位名叫肖恩的人提前两天抵达海州。在这两天的时间里，他们将了解农源中国与银行合作的详细情况。两天后，肖恩独自先行返回新加坡。
阿加多在邮件中向樊莉和虞桐介绍了肖恩。接着，肖恩主动发来邮件表示很高兴能认识樊莉和虞桐，为节省时间，他提出请银行方面的人前来海州见面交流。
樊莉向肖恩表示歉意，说这个时间不巧，因为她要前往位于北京的开发银行总行。“欢迎你以后在方便的时候来滨城。”樊莉道。
艾德曼与肖恩于旁晚后抵达海州，陈汉威安排了晚餐为他们接风洗尘。两人在酒店办理完入住手续后，便前往了餐馆。这时，陈汉威、虞桐及文森已在餐馆等候。肖恩紧随艾德曼从屏风后出现，艾德曼向大家说了声这是肖恩，也不提他具体的工作是什么。
虞桐打量着肖恩。这是一位中等身材、外表平平的新加坡华人。他谦逊低调，显然是那种只想与大家共事、不图官位权力的类型。
第二天，虞桐陪肖恩在会议室里分别见了从永宁赶来的三家银行。艾德曼这天未现身，不知道他去哪里忙了。第三天下午，肖恩要拜访刚从办事处升格为分行的印尼曼蒂利银行海州分行。他问虞桐是否一起去，然而虞桐下午要在工商局办理农悦公司的注销，因此，他就无法同行了。
肖恩一回到新加坡，便立即发来一封邮件，介绍他在海州与永宁各家银行会面交流的情况。他提到永宁厂和当地银行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并不吝溢美之词就虞桐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艾德曼﹑阿加多﹑陈汉威﹑文森等人均在收件人之列，唯樊莉不在其中。
肖恩离开海州的次日，樊莉到达了海州。从今天起连续两个上午，中国银行和农业银行将在海州总部的大会议室中，分别介绍各自的资金集中管理解决方案。这两家银行都做了充分准备，并携带了自己的翻译人员。
这两家中资银行所提出的方案之完美令艾德曼感到既意外又满意。他向银行表示，农源中国区仅是集团资金集中管理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回新加坡后，他将继续与各位保持沟通，然后择日发出正式的招标邀请函。
艾德曼和阿加多返回后，樊莉和虞桐从文森处得知，花旗银行已不在竞标名单之列，未来的合作银行将在樊莉推荐的中国银行与虞桐推荐的农业银行之间确定。
一个月后，肖恩再次来到海州。这次他单独约了虞桐，他在邮件中说道：“我们找几家银行，一起喝喝茶、吃吃饭，‘have a casual chat’。”
肖恩在海州过了两个晚上。最后一晚，曼蒂利海州分行的陆行长安排了晚餐请客肖恩和虞桐。
陆行长是一位和蔼的长者，年逾六十。他说，待这一任行长的任期届满之后，他将正式卸任退休。他宛如一位怀揣浓厚乡情、期盼叶落归根的老华侨。实际上，陆行长已经是第三代新加坡华裔，在大陆已无任何亲人。
陆行长不是一个人来的，他带着艾达。艾达不久前从美国留学归国，成功应聘并入职曼蒂利海州分行的合规部门。
雅加达的总行有意为农源滨城提供一笔3000万美元的长期贷款。然而，这笔贷款究竟由海州分行还是香港分行提供，目前仍在总行的权衡之中。这两家分行都争着要揽下这项贷款业务。
海州分行目前正在向银监局申请人民币业务的经营牌照。陆行长希望在取得牌照后，虞桐能够安排一些人民币业务给他的分行，虞桐当即应诺了下来。
考虑到虞桐的母语并非英语，陆行长和肖恩尽量用华语交谈，只在华语表达不上来时才改说英语。
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之后，国外众多机构和人士，尤其是西方媒体，纷纷开始看衰中国经济。然而，陆行长和肖恩并未附和此类舆论，也不赞同此类观点。他们相信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跃居世界第一，这是改变不了的趋势。不过，陆行长和肖恩同时也提到了中国政府对经济﹑金融等领域的干预。因此，中国的市场很难被定义为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市场。
艾达点头表示同意，并说政府不仅一直在干预市场，还控制了国内的舆论自由。所以，她在国内看不到国外的报道和评论。
话题进行到这里，晚餐也接近尾声。大家起身准备告别，艾达也站了起来，她叹了口气，说：“唉，我们这一代很不幸地处于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
闻此言，陆行长和肖恩又站住了脚，陆行长似乎并不是只对艾达，说道：“你不知道啊，新加坡政府同样要控制言论，哪个政府没在这样做？中国已经开放和宽松很多了。”
在进入农源集团之前，肖恩一直在新加坡的银行工作。在新加坡，华语广泛通行，然而大多数人只限于听说，却不大能读写，肖恩同样属于这一类。在银行工作期间，肖恩与来自中国的公司多有业务上的交往，所以，他在新加坡算是一个对中国很是了解的人。
艾德曼打算把肖恩派往中国，全面负责中国区域的资金管理工作。然而，肖恩不愿意，他的三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才刚入小学。他向艾德曼提出，说只要在中国那里有一个人来负责日常的工作，他在新加坡给予指导，并偶尔出差出差，就没有必要常驻在中国了。
于是，这就有了肖恩第二次来海州单独找虞桐。
回新加坡前，肖恩要求虞桐定期发一些报表给他。说到这里，虞桐便告诉肖恩，说他从来拿不到农源滨城的报表。“滨城每次问永宁厂借款，樊莉总是发邮件给哄哄，抄送林鸿，哄哄再把邮件转给我，让我安排资金。还款的时候也一样。”虞桐说。
“呵呵，理解，我问她要，她也不是每次都给。这个再说啦，暂时不影响。”肖恩说。
六月份，永宁厂的2011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圆满结束。直至此时，股权重组的特殊税务处理才正式获得税务局的认定。这是因为在年度汇算清缴过程中，税务机关有权重新核定企业当年度的应纳税事项及应缴纳税额。
自税务局受理了特殊税务处理的备案之后，虞桐便将此事抛诸脑后。直到有一天，他在当地报纸上看到一则通讯，通讯报道了当地税务局成功完成一项外资企业集团内部股权重组享受特殊税务处理的案例，企业因此直接受惠1400万元。这时，他才自嘲道：“心真宽啊，万一当时汇算清缴没有通过怎么办？”
除非你是该领域的专家，否则这样的报道让人误以为这家企业直接节省了1400万。实际上，这1400万是指应纳税的收入或收益金额，而应缴纳的税额则是1400万再乘以20%的税率，即280万。
